一场小红书和前员工的劳动纠纷正在愈演愈烈。
2022年,小红书前商业化华南负责人陈浩入职,获得3万股期权,分四年归属。距离首批期权兑现只剩5个月时,他被公司以“无法胜任工作”为由辞退,离职证明上还写着“汰换”。
经过仲裁和诉讼,法院认定小红书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权纠纷二审调解后,小红书赔偿陈浩66.15万元,加上其他赔偿,总计约85万元。
法院没有接受“境内公司管劳动、境外公司管期权,两者互不相关”的说法。不能招人时叫小红书,赔钱时又变成XINGIN。
到这里,小红书输掉的是官司。
随后,陈浩将相关材料提交给港交所与香港证监会,要求核查小红书的劳动合规、期权负债以及境内外主体关系。
如果公司回应问题、修正制度,事情原本可以停在法律层面。偏偏小红书一直沉默,于是外界开始追问:这究竟是一次普通裁员,还是某种用人逻辑?
《置身薯内》的出现,让这种怀疑有了新的落点。作者称,自己通过校招进入小红书,拿到约10万元期权,却在首笔期权和年终奖兑现前遭遇裁员。
这只是一方说法,无法证明小红书存在系统性操作。但两段经历放在一起,都是相似的时间点:承诺快要兑现,劳动关系先结束了。
这时,小红书输掉的就不只是官司,还有人才观。
期权本来是公司拿未来换员工今天的投入。员工陪公司承担未上市的风险,公司则承诺分享增长。如果公司可以赶在归属前结束劳动关系,风险就只剩员工承担,所谓共同成长也成了一句招聘话术。
用人问题通常只影响雇主口碑,但小红书不一样。
小红书的产品建立在“真实分享”上。用户可以写消费踩坑,也可以讲被裁经历。平台依靠这些具体甚至带着情绪的个人表达,积累了最值钱的社区信任。
轮到自己的员工讲述真实经历,小红书却没有回应。
产品鼓励用户说真话,公司面对自己不愿听的真话却选择沉默。内部用人文化与外部产品调性之间的裂缝,也就被看见了。
这是第三输:企业价值观输了。
官司败诉先坐实事实,事实又引出了对期权和裁员方式的怀疑,公司的沉默再把内部管理问题推向品牌价值观。
上市筹备只是放大器,让这些原本可以留在HR会议室里的问题,变成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可能追问的治理风险。
85万元已经赔完了。
但小红书要解释的,早已远不止一场85万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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