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老师，困在「赛课」里|中小学|教师|教研员|班主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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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而言，教室是压力的来源。但对老师们来说，这里往往是他们最后的可以喘息的地方。

铃声响起，教室门一关，他们便短暂地逃离了会议、材料、投诉、考核和比赛，回到自己最熟悉的事情里——面对学生，把一节课讲下去。

这种单纯在今天变得奢侈。教师最想守住的教学，正在被越来越多未必真正服务教学的事务挤压。“赛课”正是其中一种。

它以“专业成长”或“以赛促教”为名，要求老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节公开课，由评委打分、排名、颁奖。但在真实的评价体系里，这远不止一场比赛。一节课背后，是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两年的准备期，连着职称、绩效、荣誉、学校业绩和教研资源，也连着一套对“好老师”的可见评价。

这种“完美课堂”，不断吞噬着老师们的个人生活，甚至生命。

5月28日，海口市一名26岁的小学教师在赛课备赛期间猝死。消息在教师群体中迅速传开，许多老师感到寒凉。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己看到新闻后哭了很久。

当站在讲台上的人也开始不堪重负，真正的问题浮现了：一套持续透支教师的机制，真的能托起更好的教育吗？如果连老师都难以安放，教育又如何安放学生？

磨课

林麂算过，去年为了准备一堂区级公开课比赛，她磨了整整10轮。

所谓磨课，就是一节40分钟的公开课，在正式上台前，会被放进不同班级反复试讲、修改、推翻，再重来。为了那几十分钟，台下的准备通常以月为单位，甚至横跨整个学年。

林麂在华北某市一所公办小学教语文，教龄近10年。她拆解过磨课的全部工序：先出教案，再试讲定雏形；每次试讲会被全程录像，逐帧回放——哪个问题不够精准，哪里太啰嗦，学生在哪个环节卡住了；改完再讲，讲完再改。

每个班的学情都不一样。同一个问题，这个班能接住，换一个班可能就冷场。老师只能在一遍遍试讲里尽可能预演所有意外：学生可能答什么，可能答不上来什么。年级里所有班讲一遍，有时还要去不同层次的学校借班试讲，好的、中等的、基础弱的学生都要过一轮。

说出口的每句话也要打磨。过渡语、评价语，都要提前写成逐字稿背下来。林麂的经验是，老师的语言要“高过学生的语言”。学生说出一个词，老师要立刻给出更精准、更高一层的提炼。这些本应在课堂上临场生成的东西，一旦进入赛课，就必须提前准备到近乎本能。

2025年11月5日至7日，重庆市小学创新教育优质课决赛（第一赛场）在北碚区朝阳小学举行。

傅铭在江苏一所中学教语文。他真实试课的次数不算多，但会在家里反复进行“无声课堂”：一个人对着空气，把嘴型、手势、节奏和流程从头到尾过一遍。这样的演练，备赛期他做过三四十遍。

他得在这个过程中找“切口”。比如一节文言文课，落脚点可以是从文言虚词讲作者情感，也可以从段落结构讲，或者从文本表述讲。40分钟只够走一条路，选哪条、怎么切，每一遍都要调整，还不能和已有的教学设计撞上，要“上出新意”。

和试讲相比，更折磨人的是评课——听过试讲的老师们围坐在一起，对一节课提出意见。

卢叶在华南某地一所中学教历史。她目睹过一位同事的荒诞经历：市教研员听后认为，这节课应该围绕学校特有的“美育”特色来设计。同事照此修改后，区领导又质疑：视角为什么这么狭隘？为什么不从全市的角度出发？评课意见总是相互矛盾，有些听上去甚至不切实际。

“他们提完意见拍拍屁股走了，留下授课老师独自消化，逐一修改。”卢叶说，面对这些要求，老师没有二选一的自由，只能想办法把两个矛盾的方向塞进同一节课。

每磨一次课，就要大改一次。改到最后，卢叶常常觉得那节课不是自己的了。对授课老师来说，这种感觉往往带着屈辱——一堂精心准备的课，就像自己的孩子，孩子被人批得体无完肤，老师还得亲手把这个孩子“拉去整容”，回炉再造，直到所有人都满意。

很多年轻老师在几轮评课下来陷入自我怀疑：我的课真的这么差吗？

在卢叶看来，讲课就像写文章，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角度和观点的不同。但赛课并不在乎这种相对性，它更多意味着服从——如果下一次领导来听课，发现老师还没按他的意思改，那就是“不尊重领导”。如果最后再没拿奖，那问题更严重——“你看，就是没听我的才没拿奖吧？我一遍遍陪你磨有什么用？”

在另一座华南城市教小学数学的李清淼，有五位“赛课师傅”，都是名师，彼此关系也不错，但五个人经常给出的意见也不一样。有人要求她侧重知识落实，有人关注学生活动，有人强调教学评一体，有人盯着教具和板书。

被训练的不只是教学内容，还有外在呈现。板书什么时候出、手写还是张贴、张贴的字号多大、手写用什么颜色的笔、哪个位置要重点勾勒、板书能不能做出翻转折叠及动态演变，都会成为评审打分的细节。甚至包括老师本人也要被不断审视——“声音太尖锐，听得耳朵痛”“妆化得太浓”“头发没扎起来，不够优雅大气”。李清淼面对镜头容易磕巴，光是开场的前三分钟介绍，就录了两天半。

评委们眼光老辣，且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有的侧重教师的教，有的侧重学生的学，有的强调“教、学、评”一体，有的又要求教具、学具、板书三合一。

李清淼很难摸清赛课的评审标准。同一节课，在这位评委眼里是“哗众取宠”，换到另一位评委那里就成了“有想法、有新意、精益求精”。标准因人而异，评价随风摆动。而授课老师本人没有任何话语权，想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满意，就只能卷一切能想到的细节。

某次赛课后，和李清淼私交不错的评委告诉她，她进场时站得离评委太近了， “有压迫感，因此当时评委们皱了眉头”。

押注

一个人站上赛课的讲台，背后往往拖着一大串名单。

在李清淼连续参加区赛和市赛的那两年，她感觉自己就是“全村的希望”。整个科组的教育资源都向她砸来：师傅们轮流听课、提意见；同年级的数学老师帮她代课；班主任替她盯班。赛前一周是封闭式训练，她的课全部交出去，由同事分担。走在校园里，碰到的人都会问一句：“怎么样了呀？加油哦。”

期待背后，是各种人情债。

备赛需要换课，科组里两个老师答应帮忙，但条件是教导主任亲自打电话通知。李清淼只好去求主任，磨了快20分钟，对方才不情不愿地打电话。打完后，又向她邀功，说自己顶住了天大的压力。

有时李清淼还要帮组里大佬干活、写论文，以换来教研资源的支持。帮她代过课、听过课的人，事后也要“安抚到位”，水果、礼物，都要顾到。常年赛课的卢叶，也感受过这份压力——领导总会话里话外敲打她，“大家都帮你这么多，一定要好好表现，不然就辜负大家的付出了”。

赛课成绩也不只属于老师个人。它属于学校，也属于区里。李清淼拿奖后，校长会在全体大会上宣读，学校公众号的相关文章也会按等次排列——一等奖的照片一定放在前面，第二名比第四名位置更显眼。这些奖项是“教研强校”的证明，也是教研员向上汇报的业绩。

李清淼所在的区是当地教研强区，学校也是名校。光环之下，是更高强度的赛课压力。每年区里比赛，教研员也有压力——这是一个有点儿特殊的岗位，类似“老师的老师”，他们专门指导老师怎么上课，且对教学质量负有直接责任。教研员们之间会比业绩，其中，一等奖是关键指标。有时候教研员急了，磨课的时候说话会很直接。

李清淼记得，2024年临近比赛时，区里所有参赛的女老师都哭了，“有的时候一哭就停不下来”，“大家压力都很大，都是‘全村的希望’。”

同事之间也常有隐秘的较量。和李清淼一同参赛的一位两年教龄的老师，第一次参赛就拿下市级一等奖；另一位老师已经第五次参赛，仍然止步于二等奖。赛后，后者一气之下把对方拉黑了。

“以赛促教”？

赛课和日常教学，在卢叶看来完全是两码事——“正经人哪里会那样上课？”

赛课意味着，老师得像一个演员：声台形表，样样到位。语调要抑扬顿挫，每一个停顿和重音都像被精心设计过。但回到日常课堂，卢叶从没见过哪个老师这样讲话，“太累，也太假”。一旦老师切换到赛课模式，学生一眼就能觉察出异样：怎么忽然变得和蔼可亲、轻声细语了？

环节设计上的差异同样巨大。赛课需要植入大量游戏和互动。可同样的环节拿到日常课堂，45分钟根本走不完。大部分学生知识面偏窄，更多时候需要老师引导和讲解，而非预设好的那样侃侃而谈。

一些赛课比的是片段教学：15分钟内，要呈现一整节课的内容。卢叶觉得，这种形式很难对真实教学产生指导意义，因为它评估的往往不是老师有没有讲清楚、学生能不能跟上，而是环节设置够不够精彩和新颖。

近几年，赛课的环节设计的确越来越花哨：跨学科、AI、变脸、智能体常常被要求塞进课堂。很多技术并不是课堂真正需要的，“像是为了形式而形式”。一个历史场景，老师原本可以直接讲，或者播放一段真实影像。但在赛课中，普通视频显得“不够前沿”；换成AI生成的视频，甚至让虚拟人物说出同一段话，就会被视为“AI赋能”，更有机会拿高分。

卢叶不理解：明明嘴巴就能讲的事情，非要生成一个智能体，让它去讲。李清淼则听说，有位特级名师，为了一堂千人级别公开课的PK赛，甚至自掏腰包，找游戏公司帮他设计一款课堂使用的游戏，费时半年打磨。

2025年10月28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中小学承办2025年雾樟下学区“新秀杯”教学大赛。

评价端也在发生变化。林麂所在的区，最近出台了一套新的赛课评课标准——用AI做课堂分析。老师上传两节不同课的录像，系统会自动统计出一组数据：老师讲了多久，学生说了多久，自主学习的时间占多少等。数据表生成后，教研员和领导据此打分。课堂里那些最鲜活、最不可预测的即时生成，被逐一拆解，塞进了可量化的指标里。

一些赛课评委的要求并不接地气。卢叶所在区有位教研员，偏爱“富有思辨性”的课堂，希望老师设计环环相扣的问题链，引导学生一步步推导出答案。但在真实课堂里，学生答不上来是常态。

卢叶觉得，这恰恰是课堂的魅力所在。学生卡住之后，老师从哪个方向引导，用什么角度讲解，才最能体现水平。可赛课的评估体系容不下沉默，它容易被视作老师教学有问题。于是呈现在评委面前的，永远是一节节流畅的公开课：没有卡顿，没有冷场，没有学生答不上来的尴尬。

赛课是掐着表走的：导入3分钟，一个环节5分钟，每个节点都有严格控制。时间一到，就必须进入下一个环节。课上不完，远比“学生有没有真正学会”更要紧。

傅铭对此也有同感。日常上课，他愿意让学生多表达，哪怕提出些“不那么正确”的想法，大家可以一起聊透。可赛课现场，所谓的“小组讨论”，每一分钟都卡在预设里。一旦学生对某个问题的理解偏了，傅铭只能微笑着送一句“想法很有新意，我们课后再讨论”，然后不动声色地把话题拽回正轨。

为了提高学生的配合度，不少老师会提前“培训”学生。比如提前一天把任务单和纸质作业发下去，让学生先写一遍；或是在课前和学生约定——只要举手，无论答对答错，课后都有小零食。傅铭还发现老师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每次赛课前，给全班每人点一杯奶茶。

卢叶反思，自己真正的成长并不是来自比赛，而是来自一遍遍真实课堂的锤炼。赛课促成的，更多的是她个人素质的提升：教态是否落落大方，观点是否前沿，表达是否成熟，论文写得好不好——但这些能力，和学生在真实课堂里有没有真正学会，并不总是直接相关。

但她也承认，赛课并非全无益处。一个经历过赛课的老师，确实可能见识到顶尖同行的课堂，学到新的教法和设计思路。如果这些方法恰好适合自己学生的水平，当然也能反哺日常教学。问题在于，益处和弊端，究竟哪个更多，很难量化，也很难平衡。

教育不像企业，它没有一套清晰的投入产出公式。它的回报常常是滞后的，甚至是隐性的。也许课堂上的某句话，要等很多年后，学生突然想起，才咂摸出真正的意思。傅铭深知这一点，他教的是中学语文，这门学科本就带着育人的分量。面对一群正值青春期、观念正在成形的孩子，他时常觉得，自己要做的不只是讲知识，也是在帮他们塑一点形，立一点根。只是这些没法用分数衡量，也很难被赛课准确评价。

真正让傅铭有所触动的，反而是备赛过程中和学生之间那些具体的交流。

有一次，他在自己班里试课，讲到韩愈诗文中的情感时，让学生尝试做创意表达。一个学生忽然联想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歌词，说着说着，竟唱了出来。傅铭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文言文里的情感，还能用流行音乐的节奏来呈现，这是精心借调来的“样板学生”都无法做到的。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班上的孩子，竟藏着这样的灵气。

系统的绞杀

对于赛课名次能否代表一个老师的真实水平？卢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她见过无数拿奖的选手，他们确实有过人之处：有人台风稳，有人临场反应快，有人能把一节课呈现得完整、漂亮、毫无破绽。但一个人能在赛课里胜出，不代表他在日常课堂里最会教；没拿到奖，也不意味着他不是好老师。

李清淼早就看清了——这从来不是一场纯粹的竞技。去年一次市赛，评委由各区骨干教师组成，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大家既想给自己区里的选手打高分，又要维持表面的客观，还得防着某些种子选手分数冒得太高。李清淼记得，第一天讲课结束，自己所在的那个教研强区，四位选手全部挤进了前十；到了第二天，四个人的分数又齐刷刷被压了下去——尽管她并不觉得自己讲得比其他人差。

既然每个区县都派了选手，最终的评奖免不了要“端水”。省赛更是如此，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需要平衡，奖项的分配也要遵循这一逻辑。有些区为了保住优势，每年只派那几张熟悉的面孔出战。

在学校内部，派谁参加比赛，也有一套心照不宣的逻辑。资历深的教师通常不参加，“人家都老江湖了，谁还跟你在这台上耍猴一样演戏呢？”卢叶有些无奈，她是科组里最年轻的，大小比赛，几乎默认是她参加。至于赛课是自愿报名还是学校指派，卢叶也说不清楚。理论上，老师可以拒绝，但各种劝说随之而来，“年轻人要多锻炼”“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她即使内心抗拒，最后还是得上。

事实上，赛课带来的直接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卢叶所在的学校，一位老师要攒下厚厚一摞奖状，才可能在绩效分数上拉开差距，而全校最高绩效工资与最低之间，一年也不过相差两千块钱。更何况，学校已经好几年没发过年终绩效。评职称也是如此，比赛获奖这一项15分封顶，凑够5张区级奖状即可。卢叶手里的奖状早已够数，按说没必要再参赛，但领导一番劝说之下，她还是得去。

赛课或许能带来一些潜在的机会：更多教研分享，担任比赛评委，顶尖的还能开名师工作室，名气扩散后，可以通过外出开办讲座获得合法的额外收入——但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

“大多数人通过赛课获得的，只有一张证书而已。”卢叶说。

当然，也有人真心想参加。赛课是荣誉，也是被看见的机会。级别高的比赛含金量高，评职称能加分。李清淼所在的学校，赛课名额有时候需要抢，老师们对它的态度，常常是既想要，又痛恨。而由于大家都在卷业绩，想评副高，要排到45岁以后。

即便讨厌赛课，但李清淼还是和她的许多同行一样，硬着头皮挤进了这场激烈的角逐。她给自己定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介名师，通往这个目标的路上，赛课是一块必要的敲门砖。今年她终于评上了“市名师培养对象”，申报条件写得很清楚：必须持有市基本功大赛或市能力大赛的二等奖以上。

身处名校，所有人都在卷业绩。每学年结束，学校会把考核结果直接贴在教师群里，再在大会上当众公示。李清淼尽管连着打了两年比赛，拿了好几个好名次，年度考核依然只是个B。原因很简单：她没有当班主任，“工作不饱和”。但李清淼又很清楚，如果既当班主任又搞赛课，那绝对连二等奖都拿不到。

“赛课的背后，是整个系统对老师的绞杀。”她说，老师愿不愿意卷，往往不是一道真正自由的选择题。身处其中，她意识到，青年教师没办法不参加比赛，除非不需要养家糊口。赛课所关联的职称评定，会影响绩效、考评、退休金、医保等——那是一笔很大的经济账。

李清淼同校的一位体育老师，从未参加过赛课，拿不出像样的业绩。他的妻子没有工作，父母年迈，其中一人还患了癌症，全家的重担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去年年度考核下来，学校给他评了D。这意味着每月工资少了5000元。他跑去哀求校领导，能不能给他打个A——他太需要这笔钱了。

学校的回应很直接：你的业绩确实不如别人。你不是垃圾，谁是垃圾？

这位老师最终在校门口，将一把刀刺入了副校长的肋骨。

被牺牲的，被消耗的

李清淼拼命赛课的原因之一是，她希望用成绩来反驳如今愈演愈烈的家长投诉。

曾有个家长频繁投诉她，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没带学生刷题”“班主任不该请丧假”等，甚至跑到家长群里闹。李清淼所在的学校，一条家长投诉，意味着老师要轮流接受2到5名不同级别行政人员的谈话。有一次，7天之内，她被约谈了4次，校长拍着桌子，指着她吼，并强制要求她道歉。李清淼只能一遍遍深呼吸，试图忍住已经失控的眼泪。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后，李清淼发现自己流产了。她至今认为，那段时间的频繁投诉和谈话带来的压力，是重要诱因。

这种惨烈的代价，在她的社交圈里并非孤例。她数过，自己所在的数学组流产过10个胎儿，英语组8个，语文组5个。其中一位老师，既要带两个六年级班，又担任班主任和科组长。一次怀孕后，她恳求学校减掉一部分工作，但没有得到批准。后来孩子没能保住。那位老师至今已经流产过3次。

但李清淼憋着一股劲。她相信，只有业绩摆在那里，才能“让一部分家长闭嘴”；只有学生的成绩拿得出手，才能让另一部分家长意识到，“这个老师是真的为学生好的”。

她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把赛课标准融入日常教学的老师之一。为准备一次比赛，她会把整个学段的教材从头过一遍。她清楚该年级的学生，上这节课之前学过什么，之后要学什么；也知道该在哪个节点抛出问题，面对不同的回答该如何引导，怎样追问，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自己的水平上有所收获——下要保底，上不封顶。

她同样把赛课的标准内化到自己的穿戴和言行上。讲到蚕丝扇，她就穿一袭蚕丝面料的衣服上课；讲到对称与图案之美，便换上一件中式旗袍，上面绣着规整的导向花纹。她让学生观察、评价——美在哪里？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用这样的方式，把数学知识拉回生活。

但李清淼也承认，并不是所有老师都适合走教研和赛课这条路，也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住这种竞争和压力。她总结过适合赛课老师的特点：得是高精力人士，最好单身，家境比较殷实，能托底。一个普通人单打独斗，太难了。

她见过太多同行在赛课期间身体出问题。有人月经紊乱，一个月来两三次；有人心脏早搏。她自己的症状是偏头痛，一到备赛期就疼得厉害。医生判断主要是焦虑导致。几年里，她为治头痛花在针灸、拔罐、刮痧、按摩上的钱，加起来有10万元。她也曾被确诊为抑郁症，服药期间体重增加了40斤，反过来又加重了她对于“上镜不好看”的恐慌。

傅铭记得，自己准备区级公开赛时，为了改最终版课件，有一次整晚只睡了3个小时——凌晨1点睡下，四五点又醒来，把稿子一遍遍过。李清淼则在备赛期间几乎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即便如此，她还给自己安排了每天两小时的运动：跳绳2000下，再加跑步。因为比赛时太胖，可能会被挑剔身材。

卢叶则见到了更深层的代价：日常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今天磨一遍，明天再磨一遍，一天内要根据所有人的意见改完全部课件。有时候来不及上课，要么争取调课，要么只能拜托科组里其他老师帮忙代上。

这个过程中，学生被牺牲掉了，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卢叶对此心情复杂。大多数学生只会因为不用上某节课而暗自高兴，但老师心里都清楚，正常的学习节奏被打乱了。然而学校通常没人在意这些，校领导不会过问，大多数家长只会觉得：我们班老师好厉害，去参加高水平比赛了，是名师在教我的孩子。即便有家长投诉，学校也会出面沟通处理。毕竟，名师对学校来说是加分项。

卢叶观察到一个微妙的筛选机制：会对此感到愧疚的老师，往往走不到那么远；那些能在赛课体系中一路往上冲的老师，学会了把愧疚感压到很深的地方，或者干脆不去想。它更像是一种 “系统性的钝化”。

最后的避风港

在傅铭看来，赛课从来不是问题的本质。

当下的教师职称考评体系“要得太多”了——一个老师想要晋升，要卡年限，要有论文，还要有比赛，缺一不可。矛盾之处在于：学校高举“素质教育”的大旗，明面上不能公开学生的排名，因此对老师的考核只能转向赛课、论文这类可量化的指标。但私底下，整个教育系统对老师的“真实评估”，依然落在学生成绩上。

这便形成了一套双重负担：老师既要对学生成绩和家长的期待负责，又要在对教学指导意义有限的论文和比赛上耗费精力。至于“育人”，考核表格里没有这一栏，只能靠老师自己的职业自觉来撑。

在李清淼的学校，教师大会每天都在“比柱子”——各班的统考成绩平均分被列成柱状图，逐一分析，落后的老师要被科组长问责。“双减”政策后，老师们要比拼的东西更多了——公众号要做得漂亮，赛课需要得奖状，还要顺应AI潮流搞各种“教学特色智能体”。

近两年，学生心理健康成了中小学的重点任务。老师们要排查、记录、上报，也被要求承担更多心理辅导责任。但在李清淼看来，基层老师自身的心理健康，也到了无法被忽视的地步。她听一位校长说，今年下发的文件里，教师心理健康被放进了前几项重点内容——过去，很少有文件会这样明确要求学校正视老师的心理问题。

在李清淼的办公室里，几乎天天有老师哭。旁人甚至不敢多问，只能陪着坐一会儿。她还记得一位副主任，一个人干着三个人的活儿，每天都要吃治疗躁狂的药物，最后选择了辞职。

这种压抑的情绪不可避免地流向课堂。卢叶说，自己状态最差的时候，也会对学生变得不耐烦。有时学生只是多问了一个问题，她心里就会冒火，语气也跟着急起来。事后她总是后悔，那些学生并没有做错什么，甚至在她眼里，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

曾经有一段时间，卢叶一听到电话响就心跳加速，怕是领导打来骂她的。她甚至冒出过一个荒诞的念头：要是自己出点什么事，生场病，躺进医院就好了，至少可以短暂逃开这一切。

后来她真的病了。那之前，她连轴转了两个星期，赛课、学校大型活动的宣传物料、公众号排版，一件件压过来。她教历史，却要承担许多与此无关的杂务。她因此低烧了三天，验血结果出来后，医生要求她打吊针。可她惦记着下午的赛课，说自己还要上班。直到医生严肃强调身体等不了，她才给校长打电话请假。

打完吊针后，卢叶回到学校，校长却厉声问她怎么没去参加比赛。紧接着，硬拉着脸色苍白、浑身无力的卢叶，旁听一个20来人的会。卢叶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

从那以后，她彻底看开了。就算赛课拿了奖，又能怎样？那些追求太虚了。

卢叶当了10年老师。她想起自己上小学时，语文老师生病说不出话，身为班长的她帮老师代讲了《水浒传》里一段关于武松的课文。那堂课讲得并不好，中途有一个字她还忘了怎么写，但那种感觉一直留在她心里：有意思，也有成就感。一颗种子就这样埋下了。

后来，卢叶常常问自己，做这份工作到底图什么。答案很简单，她喜欢给学生上课，喜欢看他们在自己的引导下一点点改变。而如今，非教学的事情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教学本身。她和学生相处的时间，就这样被一点点挤掉了。

某种程度上，教室成了她如今的“避风港”——上课是一件足够正当的事，领导通常不会突然冲进课堂，把她叫出去批评。只要走进教室，她就可以暂时从会议、材料、赛课和形式主义里脱身。偶尔她也会烦躁。但真正站到讲台上，和学生互动起来，那种烦躁很快会消失。学生总会给她正面的情绪和能量，甚至是很小的感动。

卢叶身体受不了风，偏偏讲台上方的一台风扇总对着她吹。每次上课前，她都要先把风扇关掉，而孩子们正值怕热的年纪。后来，只要看到下一节是她的课，学生们就会在她进教室前，主动把讲台上的风扇关掉。

那一刻，卢叶只想爱具体的人，和她的学生们待在一起。至于赛课，她想， “还是随它去吧”。

（文中李清淼、林麂、卢叶、傅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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