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魏源与《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顾炎武|魏源(永乐进士)|黄克武|默觚|龚自珍

《文编》概述

道光五年（1825）魏源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以下简称《文编》），道光六年（1826）成书（初刻本），此书为近世经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道咸以下倡言经世者多受其影响。《皇朝经世文编》的重要性，在于此书出现之时间，道光五年（1825）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十四年，因此《文编》一书可以反映西力冲击前夕中国士人的思想状况；在此之后中国受到西力冲击，迈入现代化阶段，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内涵上有十分剧烈的改变，而这些变化的重要基础之一正是《文编》所代表的经世思想。由此观察，《文编》的研究亦有助于了解现代化前夕中国思想之“基调”。

《文编》一书卷帜浩繁，全书共120卷，搜集了清初至道光三年（1823）的文章2241篇。共分为8纲65目，全书之纲目如下表：

如果以各篇的文章数量来分析，户政部分文章有517篇、礼政379篇、工政392篇，三者数量最多；其次是兵政（352）、吏政（213）、治体（170）、学术（129），而刑政只有83篇，数量最少。以作者来说，多数是一位作者只收录1-3篇，但有少数作者文章较多。其中超过13篇的作者计有：龚自珍（14）、朱云锦（16）、阮元（16）、严如熤（16）、储大文（16）、魏源（16）、汪辉祖（19）、鄂尔泰（19）、姚文然（20）、唐甄（21）、陆燿（21）、方苞（22）、陆世仪（23）、赵翼（24）、李绂（24）、陈宏谋（52）、顾炎武（98），编者认为这些人的文章最富经世价值。

其中以陈宏谋与顾炎武两人的文章最多。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雍正年成进士，曾自题座右铭“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作之事”。外任三十余年，担任过十二省的地方官，内调之后任兵部、吏部、工部等尚书，授大学士。在理学名臣之中，贺长龄最佩服陈宏谋，认为他在昭代名臣中为“理学经济粹然无疵者”。在贵州巡抚任内，贺长龄曾刊刻陈宏谋的《课士直解》一书，分发士子。《文编》所收录陈宏谋的文章计：学术1篇、治体2篇、吏政16篇、户政14篇、礼政3篇、兵政1篇、刑政1篇、工政14篇。由文章的量可见他主要的兴趣在吏政、户政和工政。顾炎武为著名的经世学者，在清代时深受士人崇拜，并影响学风发展。《文编》之中所收录之文章计：学术10篇、治体9篇、吏政20篇、户政19篇、礼政32篇、兵政7篇、工政1篇。从两人所收入各部分文章的不同数目可以看出兴趣的异同。吏政与户政是两人共同关心的重点，此外陈宏谋偏重工政，顾炎武偏重礼政。除了这两人之外，其他收录文章超过15篇的作者都值得作深入探讨。

根据编者的说明，卷首之“学术”部分为全书的纲领：

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纡途广径，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魏源，五例）

而“治体”部分则综述政治的基本原则，作为讨论以下吏、户、礼、兵、刑、工各政（以下简称六政）中实际问题之基础：

时务莫切于当代，万事莫备于六官，而朝廷为出治之原，君相乃群职之总，先之治体一门，用以纲维庶政，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魏源，五例）

如果借用中国哲学传统中“体用”观念来说明，我们可以说“学术”为体，“治体”为用；“治体”为体，“六政”为用，三者环环相扣形成“体用合一”“体用兼备”的思想整体。因此学术、治体部分可说是《文编》经世之学的理论，而六政部分则为其经世技术，可称为“治法”。从数量上来看，学术、治体部分的文章只占全书的13%，而六政部分则合占87%，可见在编者心目中“经世技术”的分量远多于“经世理论”，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彻底了解《文编》的思想内涵，最好也能“体用合一”，将全书作一分析，然笔者暂时无法完成此一工作，因此本文选择学术、治体部分先作分析，借此了解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士人以何种政治、学术理念为基础，提出其经世的主张。

由于《文编》并非个人的著作，而是选辑多人的文章编成的一本书，因此在分析此书之前，有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须加以澄清。

首先《文编》一方面包含了数百位作者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又加上了编者的主观选择与排比，因此该书的思想内涵同时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是文章撰写时（可能是康熙或乾隆年间），各文在作者的思想脉络中所具有的意义；第二个层次是在道光初年编者阅读到这些文章时，觉得它们对当代的士人有其价值，因此将之选辑成书，这时它们又在另一种思想脉络关系中产生了一层意义。拙见以为以上两个层次的意义结合而成《文编》思想的整体，而第一层意义又纳入了第二层意义之中。当一位道光、咸丰时期的士人阅读《经世文编》时，掠过他脑中的就是以“书”的形式形成的一个新的整体。从此一角度，本文认为该书的思想内涵代表编者的经世思想，也可以代表道光初年经世思想家价值取向中的重要部分。

其次牵涉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思想就是一些具体的看法（doctrines），因此只要描绘一个人的基本观念或学说体系就可以了解他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思想是一个系统，研究思想史只要掌握这个系统的核心观念，并描述这个观念与其他衍生观念之关系。本文不采取上述两种方向，笔者认为思想是一个动态的辩论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教条或信仰，人的思想中有一些肯定的观念，有一些否定的观念，也有一些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看法，描述一个思想应找出它的基本“议题”，以及对这些议题所提出的不同回答。同时本文也采取一种受文化人类学影响的观点，认为研究者不应主观地决定思想中哪一部分重要、哪一部分不重要，因此我们将仔细地描述书中反复使用的字句或观念（即英文所谓cliche），因为这些细节透露出思想的讯息。

本文的分析方法是找出《文编》学术、治体部分各文章所关心的问题，以及他们对每一个问题所提出的可能答案，这些问题与答案结合成《文编》的经世理论，并代表道光初年士人经世思想的重要部分。

魏源的生平与思想变迁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生正值清室由盛而衰的时期，魏源的祖父没有做官，而父亲曾做过巡检、主簿之类的小官，家境贫寒。魏源幼时个性沉静而好深思（他字默深即取“默好深思”之意），尤其喜欢读书，常瞒着父母咿唔达旦。十五岁开始对阳明心性之学与史学产生兴趣，相信心体为一切根本，道问学与尊德性，知与行可并行悖，这对他日后的经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二十一岁时（1814）随父亲入京读书，在北上途中他看到黄河失修、兵祸饥馑的社会困状。这是魏源一生中的转折点，他从湖南的乡下来到繁荣而文化气息浓厚的京师，开始注意到复杂的社会现状。在北京他跟从胡承珙（1776-1832）问汉儒家法，随姚学塽（1766-1826）学宋儒之学，又随刘逢禄（1776-1829）学《公羊春秋》，与龚自珍（1792-1841）切磋古文辞。他亦与一批意气相投的朋友交往，如湖南籍的陶澍、贺长龄，而闻名一时的学者、官吏林则徐、包世臣等人也是他的好友，这些朋友影响了魏源一生的发展。

1822年，魏源二十九岁，考取了顺天乡试，取得举人资格，但此后他在科举考试方面一直不顺利，到五十二岁时才中进士。在这期间他以教书和担任幕僚等工作维生，三十二岁时应贺长龄之邀编《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陶澍、林则徐等人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经济问题，这些处理实际事务的经历与他的经世思想并行发展。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魏源加入两江总督裕谦（1793-1841）的幕府，亲自参与筹划浙江的对英战争，目睹清廷的战败，这次战争给他很深的刺激，使他关怀的重点从国内的问题转移到世界的局势。战后他编撰《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二书。《圣武记》记载清初至道光年间的重要战争，用意是缅怀前人的战功，作为取法之楷模，在叙文中他谈道：

晚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统四十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

编写《海国图志》则是受林则徐的嘱托。林氏在鸦片战争后遭到免职，发配伊犁效力，北上途中与魏源会晤，他将在广州时请人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船炮模型图样等资料全交给魏源，希望魏源编纂《海国图志》。魏源不负所托，参酌中外资料编成此书。书中记载世界史地，并总结外交事务和谈判的经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吁，认为了解夷情、吸收他人长处为当前首要之务。此书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对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魏源至1857年——鸦片战争后的第十六年才去世，他的一生跨越了鸦片战争前后两个阶段，鸦片战争前他关怀国内各种问题，编成《皇朝经世文编》，力倡经世之学；鸦片战争后则将此精神向外开拓编纂《海国图志》，这两部书可说是魏源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但他的思想内涵不仅于此，一生中的学术兴趣也有多次转折。许多学者都提到他在“今文学”发展上的重要性，他与龚自珍齐名，并称清中叶今文学的代表人物（“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在这方面他撰有《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书，力倡活用经典，要求由章句训诂探求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描述魏源在“今文学”方面的贡献：“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出伪作……自魏书出而《毛诗》真伪成问题”，“又作《书古微》，谓不惟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为伪也，东汉马郑之古文说，亦非孔安国之旧”。任公又指出龚魏“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此外他深研理学、《老子》、《周易》、《孙子》，又研究元史与佛学，撰成《元史新编》《净土四经》等书。晚年另一重要著作为《默觚》（默指默深，觚为简牍），魏源将之编入文集之内集，此书可视为魏源毕生思想之精粹。刘广京指出“默觚之作，即于孟子民本论之基础上，肯定宋明心学之若干概念，再益以《易经》及诸子之说，自创一关于宇宙、天人、常变之思想”b。比较《皇朝经世文编》与《默觚》之内容可以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默觚》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为“学篇”十四篇，下篇为“治篇”十六篇，正好与《文编》的“学术”“治体”两部分配合，细绎其思想内涵可以发现两者有许多地方见解完全一致，甚至有好几段在《文编》中本来为他人的文字，在《默觚》中却变成魏源自己的话。这可以证明《文编》的内涵与魏源经世思想之间的重叠关系，这些早年纂集的文章在他的思想中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为了较清楚地显示两者之关系，我们将相关的史料列成下表：

以上五则史料是《默觚》与《文编》文句几乎完全相同的几个例子。此外文字不同但观念类似的也有不少，例如两者对“福善祸淫”均持肯定态度，两者均认为王霸之辨“在其心不在其迹也”（见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鼎文书局，1978，第36页）；又如支持郡县、反对封建、不轻易变法、批评王莽与王安石泥古等项意见均一致。贺广如也注意到《默觚》与《文编》的相关性，两者有许多雷同的片段，但他所举的例子与笔者不同。

综观上述的著作可以发现魏源思想的复杂性，但是我们发现似乎可以以“经世致用”的观念来贯串上述的复杂兴趣。《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无疑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作。而“今文学”的著作本身即蕴含了“通经致用”的意念。对于理学，魏源主张“知本”“勿事空言”，须为“有体有用”，而所谓的有用即为要求经世。对于《老子》《周易》《孙子》和史学的研究，则直接培养了他重视随时代变通、不泥于古的精神。至于晚年醉心的佛学也是如此，他认为佛道虽为出世，然结合“自度”与“度人”也有经世的一面。因此他不但要求自我解脱，更要普度众生；他主张禅净双修，希望如《普贤行愿品》所述，“能于大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上述各点均可以反映“经世致用”为魏源思想之核心观念。在他以及当代其他的经世学者的提倡下，清朝的学术风气渐起变化，由乾嘉考证转向经世致用，至清末经世思想已跃居学术界之主流。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魏源在十九世纪思想史的地位，可与十七世纪的顾炎武、十八世纪的戴震相比肩，可谓清代中晚期学术界的启蒙大师。

《文编》的编辑

道光五年（1825）江苏布政使贺长龄邀请魏源主持《文编》的编辑工作。贺氏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在北京时与比他小十岁的学者魏源交往，两人因为是同乡且志趣相投而成为好友，嘉庆二十四年（1819）贺氏任山西学政时，即曾邀魏源担任幕府。道光初年贺氏升任江苏布政使，直接处理粮运、水利等行政事务，深感各种问题的复杂性，于是延请魏氏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此后魏源开始留意“经济之学”。当时参与其事的编者还有贺氏幕府曹堉（字稼山，江苏吴县人）、任晟（字曙堂，江苏宜兴人）等人。

《文编》由贺长龄拟定指导原则，交由魏源编辑。开始编辑工作之后，魏源广泛地阅读清初以来的有关文献，后来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当时工作的状况：“源前选《经世文编》时，所阅雍正以后奏疏文集以百十计。”从《文编》所引用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文章搜罗之广泛，除了选自数百位作者的文集外，还取材自四十余本奏疏、方志、文钞等书籍。其中对编辑工作影响较大的书籍有《皇明经世文编》《切问斋文钞》和《大清会典》等书。《皇明经世文编》由明末陈子龙、徐孚远等人所编，1638年出版，此书首创“经世文编”之名，但该书在体例上却是沿袭传统文集的编排方式，将明初以来的奏章、议论汇集在作者姓名之后。至清乾隆年间山东地方官陆燿又出版了另一部经世论文集，名为《切问斋文钞》，此书在体例上有了突破，书中不再以作者为分类标准，改以文章性质为准，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等12项。《切问斋文钞》在道光初年曾再版，对魏源的编辑工作有直接的影响。但魏氏显然对《文钞》零散的分类方式仍感不满，他尝试构想一套更有系统的纲目组织，来控制他所关怀的复杂事务。这时《大清会典》中吏、户、礼、兵、刑、工的分类方式提供他一种新的灵感，于是魏源仿效《切问斋文钞》将“学术”置于卷首，其次自创“治体”一门，最后则依《大清会典》的方法分为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政，新的体例于焉完成。

魏源在《文编》正文之前撰有《叙》和《五例》两篇文章，其内容可以代表该书的编辑方针。叙文中他首揭四大原则，即：

事必本夫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法必本于人……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今必本夫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物必本夫我……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

也就是说在讨论经世问题时，不能只注意到心、人、古、我，必须将心、人、古、我，与事、法、今、物贯通为一。事实上这正是批评过去学者只重视内在修养不重视外在事功；只强调人治，却不知将人治与法治互相配合；只知崇古，不知针对时代而采取变通措施；只知自我，不重视与他人咨询、讨论。上述的四组观念：重视事、法、今、物与心、人、古、我之贯通，可说是《文编》之宗旨。

在《五例》中，编者则详细地讨论到该书的编辑过程：

（1）审取：即谨慎选材，由于《文编》的主旨在于实用，所以第一个原则是选文必须针对时代所需，切实可用，不合此原则者一律剔除。如“古而不宜，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星历、律吕、天文等非当务之急，故略而不详；纪述文字（如碑传），归类困难，虽然文字工巧也不予登载。

（2）广存：在上述的标准下，对有关文献广泛搜罗、兼容并蓄，魏源谈到保甲、军屯、封矿、盐课、漕运、水利等技术性问题非常复杂，各种意见可谓见仁见智、有利有弊，所以编者将这些意见一起陈列，提供参考，“惟集思而广益，庶执两而用中，则取善之宜广也”。

（3）条理：文章依其性质分属八纲六十五目，但是各类事情彼此相关，分类时难免会将同一问题分属不同纲目，读者应交互参览，使之互相发明。

（4）编校：各文作者之传记资料列于书首，以便参考。收录的文章皆依据坊间通行的版本，选择其中具有经世价值的部分（所谓“彼既行世之书，吾取经世之益”）。同时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编者对于“蔓冗易晦”“择焉不精”的文章做“节冗”和“去偏”的工作，因为“不节冗将以无文妨行远也，不去偏将以小疵废大醇也，岂必待韩而削荀，抑以揜瑕以全璧”。从“节冗”和“去偏”的工作中可以反映编者对各文所做的精心剪裁。最后，为了浏览上的方便，各文均加上句读与圈识。

（5）未刻：编者原先拟定的编纂计划十分庞大，除了《文编》之外还打算编辑《会典提纲》稽考制度、《皇舆图表》测绘地理、《职官因革》详列官制，更计划纂辑《明代经世》以追溯问题的根源，全部计划若能完成将对济时之要务了如指掌。但因时间因素，不克完成，所以先出版《文编》，以就教于当代学者。

综合以上五点可以发现魏源在编辑《文编》时首先拟定了一套选材标准，然后依此标准谨慎地选择文章；再从合乎这个标准的文章中，保存见仁见智的各种意见，并依文章性质将各文置于条理分明的纲目之内。同时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对各文从事节冗、去偏、加上句读等剪裁工作。最后再说明原先拟定的整体计划与将来努力的方向。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魏源等人的编辑工作带有高度的选择性，并非是毫无方向的文章纂集。陆宝千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 “《皇朝经世文编》是比《皇明经世文编》在分类上要好。这是后者成书仓促的客观因素所致。但魏源在编时，是有一定原则的，他是当成著作，不是纯粹的编书。”邓海伦也说“《文编》中的许多文本都是节录的（abridged），它们可能只是摘要”。我们进一步地观察《文编》资料，并比较文章的原始来源与《文编》之内的选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编者是借着编书的方式来表达一套特殊的、以“经世”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首先就文章性质而言，《文编》收有许多理学家的作品，但皆非讨论太极、理气、心性等抽象的问题，也少有专论个人修身的著作，这与清初所纂的《性理精义》一书有明显的不同；再者《文编》收有阮元、戴震、段玉裁等考证名家的著作，但选文皆与考证无关。上述两类文字在当时十分普遍，然均遭编者排除。

其次就同一作者而言，《文编》只选择某位作者一部分的文章，而忽略此人的其他的意见。例如编者一定曾仔细阅览陆世仪的《思辨录》，但书中只收录陆氏论学的文章，而忽略了他主张恢复封建、井田的意见；编者也一定读过唐甄的《潜书》，《文编》收录唐氏20余篇作品，但其中却不包括唐甄“斥君主皆盗贼”等激烈的政治言论。又如顾炎武的著作编者必定十分熟悉，《文编》所收顾氏著作多达98篇，高居全书之冠，但顾氏最激烈的改革文章如《生员论》《钱粮论》《郡县论》等并未包含在内。黄宗羲的著作也很类似，编者无疑阅读过《明夷待访录》，他只选取了其中《取士》（礼政）一篇，与《南雷文约》的《科举》（礼政）一篇，以及《读葬书问对》（礼政）、《万充宗墓志》（学术）等，而没有收录黄宗羲更激烈的批评专制的言论，如《原君》《原臣》等。再如汪缙、罗有高、彭绍升等作者均为著名的佛教居士，有多篇有关净土宗方面之著作，但编者仅取他们泛论学术问题的文章，而没有选录最能代表作者思想的佛学论著。总之，《文编》所收录的文章并无法代表作者思想的全貌，而是经过编者主观选择之后，将其中最能配合《文编》宗旨的著作结合成的新的整体。

再其次，就同一篇文章而言，编者也做过细心的剪裁（即前述“节冗”“去偏”），以《文编》的第一篇文章张尔岐的《辨志》一文为例，在《文编》中的句子是：

人之生也，未始有异也，而卒至于大异者何也？人生而呱呱以啼，哑哑以笑……（张尔岐，1，1上）

而在张氏的文集中，原来的文章却是大不相同：

人之生也，未始有异也，而卒至于大异者习为之也，人之有习，初不知其何以异也，而遂至于日异者，志为之也。志异而习以异，志异而习以异，习异而人以异。志也者学术之枢机，适善适恶之辕楫也，枢机正则莫不正矣！枢机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适燕者北其辕，虽未至燕，必不误入越矣！适越者南其楫，虽未至越，必不误入燕矣！呜呼！人之于志可不慎欤。

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哑哑以笑……

我们可以发现中间的一大段被编者删除，而为了保持语气的连贯性，第一句也由叙述句改为反问句。从文章字数来看，原文计有1176字，在《文编》中却只有881字，删除了近300字。这是编者所做“节冗”工作的一个例子。又如陆燿的《复戴东原言理欲书》，在《文编》中编者将题目改为《复戴东原书》，同时下面一段陆氏批评理学的文字也遭删除：

于是莫不以理名学，如前世所讥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者，其来已非一世，繇理学之名可以虚附故也。

推测编者的用意，文章改名或许是由于编者认为选择该文不是为了强调“理欲问题”的讨论，所以他去掉了这几个字，但同时编者也不希望传播批评理学的负面文字，故将上段文字予以删除。此为编者从事“去偏”工作之一例。《文编》中的其他文章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均经编者仔细编选。陆世仪的例子是编者一方面删节文字使之精简，另一方面为适应现况而增添了文字。《文编》卷二十二《吏治八（守令中）》收有陆世仪《论治邑（〈思辨录〉）》，此文甚短，共分三段：

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予尝作治乡三约，先按地势，分邑为数乡，然后什伍其民，条分缕析，令皆归于乡约长。凡讼狱师徒户口田数徭役，一皆缘此而起。颇得治邑贯通之道。

今之为治者，动行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纷纷杂出，此不知为治之要也。乡约是纲，社仓保甲社学是目。乡约者，约一乡之人而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许多条理曲折都在此一日讲究。不然，徒群聚一日，说几句空言，何补益之有。

治天下须用得几贤督抚，贤督抚古牧伯也。治一省须用得几贤县令，贤县令古诸侯也。治州县须用得几好乡长，好乡长古乡大夫也。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

如果对照《思辨录辑要》卷十八《治平类（封建）》之内的文字，会发现：首先，在标题上魏源不用原来的《封建》，改为《论治邑》；其次，前两段文字大致相同，但在第二段“何补益之有”之后删除了三百余字。第三段《思辨录辑要》的原文是：

治天下须用得几个县令好，县令古诸侯也。治州县须用得几个乡长好，乡长古县大夫也，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

《文编》改为：

魏源似乎为了现实的状况而增加原文所没有的“督抚”。此举受到清末一位读者徐兆伟的批评，认为他扭曲原意：“虽与今制密合，殊失先生循今郡县之制、复古诸侯之爵本旨，此一误也。古人议论各有见地，不可以己意点窜，致失其真，魏默深犹未知此义。”（1899年5月6日）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编者企图通过编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经世之学”的具体意见，因此他对于文章的性质做过严格的挑选，甚至对每一篇文字都细心地增删，以这样的编纂方式，道光六年（1826）冬天，长达一百二十卷的《皇朝经世文编》终于编辑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