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协和医院到妙峰山，他的“情报组”在日军眼皮底下送药|北平|协和医院|情报|白求恩|陈亮|黄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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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人物）

·1952年，新婚的黄鹂夫妇（后排）与父亲黄浩（前排右）、母亲王佩芝合影留念。（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如果不抗日，

我们都要当亡国奴了。”

作者：冯群星

今天，晚辈说起黄浩，不大习惯“特工”二字。

黄鹂之子陈亮6岁起跟着黄浩夫妇生活。他出生于1955年，没机会见证战争年代的凶险，对外公最深的印象，是家中常年坐着八方来客——有广东同乡，有教会中人，有南洋侨商，也有金发碧眼的西洋面孔。“外公喜欢与人交往，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有一回，他出门倒垃圾，看见黄浩和拾荒老人聊天，两人就站在垃圾堆旁。

李洪敏是黄浩老战友李振远的女儿，整理过黄浩传记。她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他在日军眼皮底下做地下工作，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人的动员、组织、调度，样样都要周全。你们出生得晚，要是见着他本人就知道，他有极坚定的信仰、极强的人格魅力，所以有一批人愿意跟着他，不惜豁出身家性命。”

·2026年6月，李振远之女李洪敏在北京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李振远和黄浩曾是隐蔽战线上的上下级。（环球人物记者侯欣颖/摄）

这批人，包括中外名流，有国画名家李苦禅、法国医生贝熙业；也包括自家妻女，妻子王佩芝、女儿黄鹂——父母影响子女，两代人前仆后继“做隐姓埋名人”。

他们构成了隐蔽战线史上赫赫有名的“黄浩情报组”。

寻路

黄浩的身份很特别，他是个牧师。

1895年，黄浩出生于广东揭阳顶埠村（今属揭西县）一个贫农之家。村小念完，为了减轻家中负担，他考入基督教会办的中学，由此受了洗。小小的少年，不完全明白“天国福音”的意义，只晓得战火连绵、民不聊生，教会劝人向善，总归不会错。

待年岁渐长，黄浩心里多了桩大事：国家该往何处走？袁世凯称帝那年，20岁的他满腔热血地秘密倒袁，没多久就事发下狱，获了死罪。幸得广州光华医学院院长多方斡旋，他捡回一条命。

·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浩（左）往往穿着体面，以牧师、富商的面目示人。

从医学院毕业后，黄浩离开家乡，先后进了京绥铁路医院和段祺瑞的皖军。兵旗来回换，受苦的总是百姓，他看不下去，索性离开旧军队，另谋生计。

1920年，黄浩把妻子接到身边，在前门外开了间小诊所。王佩芝用潮汕传统工艺做手绢、台布，黄浩上午出诊，下午卖货，常去的是协和医院一带——那里出入的上流人士较多，手工艺品很是畅销。他依然参加教会活动，积累了不少社会关系。

如此十余年，夫妇俩有了些积蓄，搬到簸箩仓胡同的一处三进大院：第一进院子开设“宠锡挑补绣花工厂”，第二进院子给孩子们居住，幽静、雅洁的第三进院子，后来就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场所。

王佩芝操持厂中事务，黄浩则“弃医从教”。他捐款修缮教会办的崇慈小学，倡导免收优秀贫困学生的学杂费，因此深得周边教徒和群众认可，被推选为崇慈小学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

可黄浩还在寻路。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气氛一天比一天肃杀。黄浩夫妇提着慰问品去过黄寺，看望东北抗日义勇军伤员。支持抗日的“上海援马（马占山）团”到北平募捐，他们慷慨解囊。过了几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遭到反动军警镇压，黄浩夫妇帮着掩护过好几名青年。

就是在这些人里，黄浩接触到了共产党人——他们穿得旧、吃得差，可眼里有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不断传来，他真真切切看见了另一种信仰和另一条路。

1937年5月，42岁的黄浩跟着一批爱国青年往延安去。走到陕北三原县云阳镇，他见到了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了解黄浩的情况后，彭德怀告诉黄浩，在北平一样可以抗日，以他的身份，尤其适合做统战或情报工作。

黄浩听了建议，转身回北平。他的纪念册上留下彭德怀题写的六个字：“坚持抗战到底。”

集药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为日伪在华北的统治中心，陷入8年的黑暗期。李洪敏听老辈人讲过当年的屈辱：“城楼上挂着膏药旗，护城河前盘着铁丝网。日本宪兵在街上耀武扬威，随时闯入民居搜查抢劫、强暴女性。人人出门都要携带‘良民证’，万一不小心误入鬼子的禁区，轻则遭毒打，重则被射杀。”

北平城西的妙峰山一带，处在敌我拉锯的边缘：翻过山再往西，就能到达抗日根据地。日军严防死守，禁售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违者以死罪论处。筹药的艰巨任务，落在黄浩情报组身上。

除了夫妻俩和助手吴又居，情报组里还有古玩商叶少青、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李庆丰、平津硝皮厂老板刘仁术、画家李苦禅等人。他们先后建立十几处秘密联络点，其中的明华斋古玩铺，就在有名的百花深处胡同。

钱是第一道关。根据地经济极为困难，大家只能自筹经费，时间长了难以为继，黄浩便到上海、广东、香港等地募捐，经亲友和同乡联络，获得不少支持。这些钱不能公然进北平，黄浩便佯称“业务往来”，经过多道周转，将钱和账户交由组织信任的人看管。

八路军缺药严重，每次收到长长的药单，黄浩便组织大家各显神通：吴又居、刘仁术以做生意为由，找熟人买药；李苦禅生病住院，病好了还拖延出院时间，只为攒些药品；利用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有利条件，李庆丰既买药又组织可靠同事一起分装，大大提高效率。

后来，日军封锁层层加码，买药渠道愈发受限。得知有汉奸与日本人合伙开设特许药店，黄浩大胆出面拉拢。“我是长老，买药治病理所当然。”凭着这层掩护，他和对方谈妥“生意”。

买到药，得能送出去。有时，交通员会把药品塞入猪膀胱，再将其扔进粪车，通过层层哨卡。有时，黄浩等人则联系交际圈里的头面朋友，以“出游”“经商”为名绕过搜查。

黄浩还团结了一些外国名流，如曾任法国医院院长的贝熙业——他1913年就来到中国，能说流利的汉语，同情中国人民。两人因教会关系相识，经黄浩动员，贝熙业贡献出西山脚下的别墅贝家花园，作为交通线上的中转站。贝熙业的汽车挂着法国使馆牌照，日军不敢过多盘问，他利用这一便利亲自送药。后来汽油短缺，年届七旬的贝熙业便蹬着自行车，走走停停地骑上六七十里。

·抗战期间，法国医生贝熙业骑车运送药品。（视觉中国）

1939年初，白求恩大夫到晋察冀军区一所医院视察。医院架子上有不少药品，贴着泰西、拜耳等外国知名药厂的标签。这让白求恩很是意外，得知药品由黄浩情报组筹来，白求恩连赞了不起：“在上海、天津甚至香港，这些贵重药品也不能轻易买到呀！”

遇险

黄浩家的后院，是分包药品的重要场所。外出“提货”大多由王佩芝出面，她把药品混入工厂布料，邻居见了，只当能干的黄太太又在进料。奎宁粉、磺胺消炎粉这些粉剂容易受潮，包装起来最为麻烦。王佩芝曾说：“早先货一上路，哪怕天一阴，我们的心也跟着‘阴’下来；后来想出用蜡纸、油布包扎，就是下多大雨，也不揪心了。”

还在上中学的女儿黄鹂，就这样参与其中。陈亮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外公外婆有7个子女，长子去了抗日根据地，长女因脑炎后遗症反应较慢，其他子女还年幼，二女儿黄鹂便扛起老大的担子。“我妈妈很像我外婆，特别能干。”

除了分药，黄鹂也会帮父母传递消息。她把纸条塞进自行车把的套子里，在胡同里七拐八绕，兜几个圈子确认没人跟，再把情报传到其他成员那儿。

一家人都清楚，做这些很可能掉脑袋，但他们甘愿冒险。陈亮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外公眼里，这是中国人理所当然的选择。“外公讲得很朴素：如果不抗日，我们都要当亡国奴了。”

最为凶险的一回，黄浩差点落入敌手。

那是1943年8月，一部地下电台被破获，敌人顺藤摸瓜问出了黄浩的名字。凌晨4点多，日本宪兵队开车来到簸箩仓胡同。听到异响的黄浩匆忙起身，在王佩芝和黄鹂的帮助下，从后院翻墙而去。他的鞋子掉了，赤脚跑了几里路，好在下着雨、天色还暗，一路未被发现。

日本宪兵没抓到黄浩，便严刑拷打王佩芝和几个子女。才18岁的黄鹂和手足们咬紧牙关，按照妈妈的叮嘱，一口咬定“爸爸去了天津”。敌人逼供10多个小时一无所获，只能悻悻离开，留下伪警在门口蹲守。

在同志们的掩护下，黄浩辗转多处，最后取道贝家花园去了晋察冀边区，得以脱险。王佩芝和子女则在组织安排下设法逃离，前往上海。

多年后的一个夜晚，陈亮坐在院子里跟外婆纳凉。祖孙俩聊着天，王佩芝说起眼前的石桌石凳，“都是从簸箩仓胡同搬来的”。

“外婆说，外公逃难那天，三舅是家里唯一的男性，日本人就把他按在这张桌子上，死命地往他嘴里灌凉水。三舅因此落下病根，身体一直不好。外婆的嘴上有块疤，也是那次留下的。”陈亮记得，王佩芝讲起这些，语气很平静。而他正是在那种平静里，读懂了中国人的气节。

“老青年”

在黄浩遇险前，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情报组的工作重点也发生变化，由筹集医药转为收集情报。黄浩等人周旋在日军、伪军、国民党甚至青洪帮等社会帮派之间，拿回的大小情报中，既有日军“扫荡”、经济掠夺、奴化统治的宏观情况，也有日军番号、兵员数额、调动方向等机密细节。李洪敏说：“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只为实现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抗战胜利后，黄浩携家重返北平，再次拉起隐蔽战线的队伍。李洪敏介绍，情报组成员屡屡立功，如最早的核心骨干吴又居，1948年底奉命前往天津，参与策动国民党第六十三军军长林伟俦起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黄浩欢欣鼓舞：“咱们可以挺直腰杆，大声讲话了。”他没歇着，继续联络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从前谈“救人”，如今谈“建设”，信封里装的都是同一颗报国之心。

李洪敏说，从1937年开始，黄浩就多次申请入党。考虑到他以长老身份活动更方便，也更有利于保障人身、家庭安全，党组织一直没有批准。直到1950年，黄浩才终于入党，实现了夙愿。

这之后，黄浩的党员身份仍然保密，可他从无怨言。子女们填写家庭成分时有委屈，黄浩总是笑着开导：“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这点委屈又算什么呢。”

受黄浩夫妇的影响，子女们都早早入党。陈亮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黄鹂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当了幼师。“外公外婆联系国内外关系，开销不小，母亲大部分工资都用来补贴家用。”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号召支援东北建设，黄鹂毅然响应，放弃了优渥工作——当时她任教的幼儿园是全北京最好的幼儿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