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五）：元世祖2
（6）即位建元 ①汗位之争
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哥在久攻钓鱼山不下，转而南攻重庆的过程中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九月，忽必烈从使者处得知了兄长死讯，使者促请忽必烈北归。忽必烈认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仍继续南征，围攻长江中游的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
后来，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派使者密报，和林众臣谋立忽必烈之幼弟阿里不哥，而且阿里不哥已经派阿蓝答儿在开平附近调兵，并以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京，有夺取汗位的企图，请忽必烈速返。年底，郝经上《班师议》，陈述必须立即退兵的理由，坚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决心。忽必烈声称要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留大将继续对鄂州的围攻，增加对南宋的军事压力。不久后，南宋鄂州守臣贾似道遣使请和，约定南宋割地，并且送岁币。忽必烈在当日撤兵，轻骑北返燕京。
中统元年（1260年）初，忽必烈率军抵达燕京，在燕京近郊驻扎，解散了脱里赤征集的民兵，“民心大悦”。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他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而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范，再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忽必烈则清楚地意识到，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己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及汉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与便利。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双方间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
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在开平召开忽里勒台。塔察儿“率先”劝进，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剌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合辞推戴，于是忽必烈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即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在践祚次月发布的《皇帝登宝位诏》中，自称为“朕”，称蒙哥为“先皇”，并且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五月十九日，忽必烈发布《中统建元诏》，正式建立大蒙古国的第一个年号“中统”。改元“中统”，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
在登基后，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赵壁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或祖居中原的契丹人、汉化程度较高的色目人）为使。到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以亲信董文炳等统领新组建的侍卫亲军。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还将马匹、粮食大量运至漠南沿线，完成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同时对南宋保持克制态度，以集中力量解决阿里不哥。
在得知忽必烈于漠南抢先召开忽里勒台后，阿里不哥只得匆忙于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这样，蒙古帝国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
忽必烈在缓和了与支持阿里不哥的西道诸王关系的同时，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为依托，与阿里不哥展开了数年的内战。他首先成功抵御了分兵两路南下的阿里不哥部，迫使阿里不哥撤出和林，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在短暂占领和林后，忽必烈以宗王移相哥（一译也松格）留守和林，自己退回漠南，并派军援助宣抚京兆的廉希宪，击杀了在陕甘一带握有重兵的、阿里不哥支持者浑都海、阿蓝答儿等，稳定关陇局势。
中统二年（1261年）初，忽必烈在开平集会，会议军国大政，调整行政中枢。同年秋，阿里不哥又举兵东来，用计诓骗移相哥，击溃其部，占领和林。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与阿里不哥大战于“昔木土脑儿之西”，虽在局部取得战果，但难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形势有缓和的迹象。次年（1262年），漠北发生饥荒，忽必烈又禁绝通往和林的粮道。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西迁攻击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阿鲁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于是忽必烈所部不战而收复和林。中统五年（1264年），阿里不哥因驻地阿力麻里出现饥荒，军心涣散，只得向忽必烈输诚。自此，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阿里不哥的失败意味着草原诸王保守势力受到挫折，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在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同时，中统三年（1262年）春，管理益都行省的李璮乘机叛乱，被忽必烈派兵迅速镇压。李璮叛乱强烈地引起了忽必烈对手下部分汉臣与汉人世侯的猜忌，李璮的岳父、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以与李璮“同谋”的罪名被诛杀，廉希宪、商挺、赵良弼、游显等藩邸旧臣也受到牵连、追究。同时，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的世袭制度，削弱这些世家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立枢密院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等，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严密对汉人的防范。此外，又在各级政权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意图下兴建的新王朝，其创制立法，始终着眼于在保持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旧制作必要的更改，使政权机构能在大体上符合汉地的统治需要，又足以确保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
②改元建都
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作为驻夏的纳钵。
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今北京市）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十六日，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他还相继下诏进行官员俸禄、考核、品级及地方行政区划的裁汰等方面的改变。经过从中统元年（1260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上确立下来。
至元八年（1271年）底，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
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至元十年（1273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1274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该处。在地方上，忽必烈建立行省，开创中国当代省制之端。两都畿辅，成为元朝的“腹里”之地。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开辟中外交通，在各地建立驿站，巩固了对全国各地的统治。
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后旧制。总的来说，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元朝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丝制）；遍及于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度；商业中的斡脱制；贵族世袭的选举制度以及民族压迫政策等。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7）一统全国
忽必烈即位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反叛，对蒙宋边境实施以防为主的策略，力求使双方大体保持和平或休战状态。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作为国信使，出使南宋，全图与宋谈判。但专制南宋国事的贾似道为隐瞒自己在鄂州之战媾和的行为，竟将郝经秘密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长达十六年。由此，蒙（元）宋议和的可能不再。
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而夺得汗位后，积极谋划新一轮的对宋战争。至元五年（1268年），他用宋降将刘整之策，改变主攻四川的方略，命阿术、刘整等率大军围困南宋重镇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至元七年（1270年），刘整奉命在襄樊前线造战舰，练水军，并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攻城。宋廷数次派重兵破围，均未成功。至元十年（1273年），樊城先被攻破，继而襄阳守将吕文焕举城投降。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出兵平江南。忽必烈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三月，他调兵数十万，分三路攻宋：
以伯颜、史天泽（不久后因病返回）、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由江汉伐宋，作为主攻方向；
以合答、刘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驻扎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
以淮东元军授大将察罕统一节度，配合攻宋。
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要求伯颜以宋朝大将曹彬为榜样，不嗜杀掠，“为吾曹彬可也”。伯颜与阿术统中路取鄂州、汉阳等地，沿长江东下，取黄州、蕲州、江州、安庆、池州等地，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大败宋宰相贾似道军于丁家洲，收降太平州、滁州，下建康，不战而降镇江。入秋后，阿术又在镇江水面击破宋将张世杰等所部舟师。自此，宋军失去与元军正面作战的能力。
至元十三年（1276年）初，元军至皋亭山（今杭州东北），宋廷奉表投降。随后，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带宋恭帝出降，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南宋都城临安陷落。此后，元军开始着手消灭宋的残余势力，迫使南宋益王、卫王朝廷一路南奔。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元双方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外海进行了大海战，史称“崖山之战”，宋军战败，南宋至此灭亡。临安降元后，淮东、四川等地也渐次被攻克，于是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元朝正式实现了自唐朝以来的又一次大一统。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伴随着一定的杀戮与破坏行为，但在忽必烈不嗜杀人和尽力谕降安抚政策的指导下，这种行为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节制。伯颜入临安后，执行忽必烈的“奉扬宽大，抚戢吏民”政策，忽必烈也委付南人官僚就便管理，以“安业力农”，这对于恢复南方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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