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被抓的国企领导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单位是我行我素，十分霸道。

说起来也怪，这些领导刚上任时大多不是这副模样。你翻翻他们的履历，早年都是吃苦耐劳的角色，有的下过车间拧螺丝，有的跑过市场睡过招待所的地板。可一旦坐上那把椅子，日子久了，说话调门越来越高，拍桌子的动静越来越大，底下人走路都踮着脚。开会时他往那一坐，满屋子人鸦雀无声，汇报工作得挑他爱听的说，方案提出来没人敢提半个不字。有不同意见的，要么被调去闲差，要么被晾在一边。渐渐地，单位里就剩他一个人的声音，所有的流程都是走过场，所有的签字都是补手续。这种霸道不是一天养成的，但到了一定程度，他自己都觉不出不对劲。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我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这类领导确实有过人之处，而且往往是有大功于企业的。你想想，能把一个发不出工资、机器停转、债主堵门的烂摊子救回来，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当初他带着工人清仓库、跑贷款、改工艺，硬是杀出一条血路，三年扭亏，五年翻番，职工们拿到年终奖时自发给他鼓掌。上级领导来视察，握着他的手说“企业有你，我们就放心了”。这些光环太亮了，亮得他自己也信了。

信自己是天选之人，信这个厂子离了他就得垮。这种心态慢慢就变了味：以前是“我得拼命干”，后来是“我说了算才对”；以前尊重老工程师的意见，后来觉得他们保守拖后腿；以前开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后来只喜欢听“坚决拥护”。能力成了他的护身符，功劳成了他的免罪牌，他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为企业付出这么多，拿点、占点、任性点，都是该的。而且底下人也这么想，有人嘀咕“周总不容易，别跟他较真”，这一念之差，就把他往霸道那边又推了一把。

其二，单位里那些白纸黑字的制度，在他这儿慢慢变成了一团橡皮泥。制度本来是管人的，可当一个人权力足够大，又恰好管着制度的修订和执行时，这制度就能为他量身定做。比如采购流程规定要三家比价，他一句话“这家老关系，质量信得过”，比价就成了摆设；人事晋升要民主测评，他打个电话给人事处长，名单就定了；财务报销要层层审核，他把审核的人换成自己亲戚，审核就成了盖章。更隐蔽的是，有些制度是他在位期间亲手改的，改的时候冠冕堂皇，说是提高效率、适应市场，实际上每一条都留了后门。下属们心知肚明，但没人点破，因为点破的人早被边缘化了。时间一长，制度不再是铁笼子，而是他手里的橡皮筋，想拉多长就拉多长，想套谁就套谁。对外检查时，制度本本崭新，对内运行时，全凭他一人心意。这种异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大家都觉得“反正就这样”，沉默反而成了规则。

其三，权力这东西，就像往气球里打气，打多了总会胀。一开始是下属的恭维，逢年过节短信不断，开口闭口“您高瞻远瞩”；后来是合作方的吹捧，酒桌上敬酒词一套一套，把他比作“现代企业家典范”；再后来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哪些话是真心的，哪些是图好处的。耳朵里塞满了顺耳的话，逆耳的就被自动过滤掉了。有一回财务科长婉转提醒某笔支出不合规，他当场拉下脸，第二天就把科长调去管档案。杀鸡儆猴之后，再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他办公桌上的文件越堆越高，但真正过目的越来越少，大笔一挥就签，因为他不信有人敢糊弄他。更危险的是，他开始享受这种说一不二的感觉，享受别人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享受自己一句话就能改变一个项目走向的掌控感。

这种急速的自我膨胀，让他觉得规则是给普通人定的，自己是超人，自然可以超脱。于是他开始插手工程招标，指定供货商，甚至干预司法案件打招呼。每一步都觉得自己有分寸，其实每一步都在悬崖边上。

其四，到了后来，那个曾经属于全体职工的国企，在他眼里慢慢成了自家的后院。

先安排小舅子管后勤，再让外甥承包食堂，接着把发小拉进来做建材供应。这些人的公司，账目走的是企业公户，利润分的是自家钱包。朋友企业更是如鱼得水，今天这个来谈合作，明天那个来拜码头，饭局上推杯换盏间就把合同签了，明面上是“战略伙伴”，暗地里是利益输送。他还给自己找了个心理安慰：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我用熟人放心，再说这些人也帮我办了不少私事。家里的装修、孩子的留学、老人的保姆，全是这些朋友企业“顺手”安排的。企业账户上钱来钱往，有几笔流进了他指定的私人账户，有几笔变成了海外房产的首付。他不再记得当初在车间里跟工人说“咱们的厂”时的那份赤诚，取而代之的是“我的厂”，是“我和哥几个的生意”。直到有一天，账上的窟窿堵不住了，审计的脚步声到了走廊那头，他才恍然惊觉。那把椅子，原来不是他家的太师椅。

说到底，霸道不是性格问题，是权力失去约束后必然长出的瘤子。能力给了他们挥霍的资本，制度给了他们操弄的空间，吹捧给了他们盲目的自信，私欲给了他们堕落的路径。

四样凑齐了，哪怕开头是个好坯子，也架不住这么泡。那些现在坐在审讯室里垂着头的面孔，二十年前也曾是满怀热血的年轻人，可惜路走偏了，就再回不了头。

还是《红楼梦》那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教训深刻啊！

（李苏章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