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飞机经过，我们都会兴奋地彼此喊叫：‘快看快看，拉线儿飞机！’常常是，飞机已经不见了踪影，但那长长的尾巴还在空中弥漫，给了我们无限的向往。那向往中一定会有：我们何时会坐上一次飞机呢？”
红孩，1967年生于北京，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脊背》、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的海绵》、散文集《东渡东渡》《运河的桨声》《活出想要的人生》，以及文艺随笔集《拍案文坛》和散文理论集《红孩谈散文》《铁凝散文赏析》等10余部著作，创作完成电影《风吹吧麦浪》、话剧《白鹭归来》。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长期担任《中国文化报》文学副刊主编，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朝阳区作家协会主席，文艺评论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散文评论获得第二届全国冰心散文奖，是“上岸文学”的倡导者。
朋友在北京通州买了套二手房，装修毕，约我们一家去看房。房在二层，120平方米，正南正北，通风走气，甚好。由于刚装修完一个多月，室内尚存甲醛等怪味，朋友说他已试住两晚。还好，唯一不足是半夜上空有飞机经过，偶尔会被轰鸣之声吵醒。我说，这就难了，只能紧闭门窗，还得加厚防护玻璃。朋友说，当初看房时，没看到天上有飞机，早知道上面是空中航线，说什么也不买。我听后苦笑道：“说不定这房子以后会给你带来好运呢！”
说来，我东郊的家与通州朋友的家直线距离也就五六公里。1958年以前，也归通州管辖，后来划归了朝阳区。20世纪70年代，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每天都会看到银色的飞机从天空飞过。那飞机是喷气式的，在万米高空能划出很长的一条线，因此我们当地的小孩儿都管那飞机叫“拉线儿飞机”。每当有飞机经过，我们都会兴奋地彼此喊叫：“快看快看，拉线儿飞机！”常常是，飞机已经不见了踪影，但那长长的尾巴还在空中弥漫，给了我们无限的向往。那向往中一定会有：我们何时会坐上一次飞机呢？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1994年7月，当时我正值27岁，供职于一家科技类杂志社。一天，《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胡健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个采访任务，问我愿不愿意去。我问什么地方，胡健说：“去宝鸡宝花空调厂，写个6000字的报告文学。具体安排报社通联部主任李学来会告诉你。”我和胡健认识五六年了，她是著名剧作家胡可的女儿，1990年曾出版长篇小说《恋神》，我专门写了五六千字的评论，从此结下友谊。我一直视她为文学创作路上的老师。她交给我的任务，而且是为《工人日报》写稿，我当然求之不得。
李学来跟我说，到宝鸡比较远，坐火车不方便，还是坐飞机去。他具体查了一下说：“下午的航班，晚上6点到西安咸阳机场，先到西安住一晚，第二天再坐西安到宝鸡的火车。到了火车站，宝花空调厂会派一个宣传科科长接你。”我一听，觉得有点儿蒙，虽然从郊区农场到城里媒体当记者已经两年多了，可一个人只身到外地采访还是第一次。
30多年前，普通人出差坐火车、轮船、飞机是很讲究的。譬如购票要单位介绍信，带身份证、户口本，还要按职务、职称分档次，如火车的硬座、硬卧、软卧，飞机的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等。那时北京市民买机票非常不方便，绝大多数人都要到西单民航售票处去买，关键是那里有到机场的班车。具体细节肯定是琐碎的，避开不写，只说一点：为了以示隆重，此次外出采访我专门穿上了灰色西服。说起这套西服，也是有些来头的。
1992年6月，我从京郊双桥农场调到即将创刊的《北京工人报》。12月1日创刊那天，报社特别安排在前门饭店举行创刊仪式。为显正式，报社要求参加人员全部穿西装、打领带。这下把我难住了，在这之前，我还真没穿过全套的西装。为此，我提前一周专门到前门商业街的服装市场转悠了大半天。那时的我，月工资90元，减去午餐和公交月票钱，也就剩下二三十元。而服装摊上的西装呢，五六百元、二三百元居多，最便宜的也有七八十元的。我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转，觉得有点儿感觉，就用手摸摸面料，然后还举着在镜子前面照照，看合不合身，与自己的发型、个头搭不搭。这让我想到改革开放初期，突然流行起烫头热，许多理发馆几乎被好赶时髦的妇女给垄断了。我妈那时还不到40岁，她也义无反顾地融入其中。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要知道她一个人几乎没有到过北京城里呀！
大约转了快3个小时，最后我停在一个50多岁的摊主面前。我并不是觉得他卖的西装有多好，只是觉得那个人面善，不会坑我。以前，我去过福建石狮，在那边买服装，价格可以拦腰斩。而在北京使馆区附近的秀水街服装市场，也可以拦腰斩。我去过一回，刚砍到三折就被摊主不耐烦地给轰开了。我拿起一套灰色的西装问面善的摊主：“多少钱？”摊主说：“160。”我说：“我是真心买，您说个实在价。”摊主说：“见你来回遛了几趟，一口价120。”我明白一口价就是最低价，不再来回讨价。我面有难色，心说兜里只有200元钱，不能就这么被他一口咬死，便说：“图个吉利，99吧！”摊主见我真的有点儿窘迫，便豪爽地说：“一口价不变，我白送你一条领带，这总行了吧？”摊主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就付款道谢而去。
等到了去前门饭店出席创刊仪式那天，我发现除了报社的员工，邀请来的领导和嘉宾中真正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并不多。相反，我们这些穿西装、打领带的报社同仁倒多少显得有点儿“陈奂生上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了。
出发坐飞机那天，我上午10点多就从郊区赶到西单民航售票处停车场，几乎是第一个上了机场班车。有了到前门饭店参加报社创刊仪式的经历，这一天我没穿西装，而是把西装放在箱子里。我要到机场和飞机上见识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喜欢穿西装外出。
平心而论，在30多年前，穿西装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在机场和飞机上，穿西装的人几乎占绝大多数，这些人要么是公职人员，要么是企业高管、商务人员，尤其是在合资企业工作的人员。不像现在，穿西装的人大都是酒店管理人员、卖保险的销售和银行职员。那时，各级领导干部出席正规的会议都西装笔挺。不怎么穿西装的人，多数是作家、诗人、艺术家，也有一些个性强的大学教授。近些年出行，在机场和飞机上，我看到人们都喜欢穿休闲服装。从这个意义上说，咱们中国人是不是更加自信了呢？我以为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1990年，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会同重庆、天津两个市文化馆联合编辑出版了一本文学作品集，收录了朝阳区几十名业余作者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也包括我的两篇作品。在定书名时，编辑考虑到当时的作者大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们的身份就是普通的农民和产业工人，用通俗的话讲，“这就是一帮泥腿子、抡大锤的，他们日常不仅不怎么穿西装，甚至连皮鞋都很少穿”。因此，编辑便以《我还没有西装》做了书名。我最初拿到样书，看着这书名，心里不禁产生些许的自卑与自嘲。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在书架上找到这本被尘封多年的书，看着那熟悉的封面，不由得百感交集，许多往事一一涌上心头。与其说这是一部久违的文学作品集，倒不如说是我的青春记忆史。今年初，著名作家陈建功出版了他的自传体非虚构小说《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书中以详尽的文字记录了他于上世纪70年代在京西煤矿的生活，以及他后来几十年与当年那些“煤哥们儿”的交往，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升了官、做了教授，也有的人已然不在这个世上。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泪眼婆娑。我知道，那一刻，我真的入戏了。有感于此，我想套用陈建功的这个书名，用《请在我还没有穿西装的时候爱我们》来做本文的结尾，一同记录那些不曾远去的昨天。
编辑｜李佳洹
校对｜张 彤
审核｜程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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