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武口述
黄 书、李儒霄 整理
还记得小时候，我的祖父用圣贤教诲来教导我，为我发蒙。童年时代，我的家境是比较殷实的，我的祖父是贵州一位小有名气的中医师。那时我家门上挂着一块金字黑底的大匾，上面写着“是乃仁术”四个大字，我的发蒙要从这四个字说起。
祖父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后就研读医书。家里藏书很多，除了医书，还有四书、《古文观止》这类的古书，以及很多基础书。我祖父起来除了看医书外，往往还会拿一本单行本的《论语》,我的发蒙就是祖父读《论语》给我听，就是这样发蒙的。当我刚有桌子高的时候，知道要帮祖父做一点事，我就会拿个小板凳垫着脚，给祖父磨墨，便于他开处方。我发蒙后向祖父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们家门口的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祖父就讲：“‘是乃仁术’,这是圣贤的教诲，就是说我每天坐在这里给病人把脉、开处方，让他们去抓药，把病治好了，这就叫仁爱之术。”所以从我发蒙开始，知道祖父要我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礼让他人，我从小就是接受这种教育。
我在旧时代读了半年的书，入学时年纪五岁多，在贵阳正谊小学念书。小学时代我成长得很好，正谊小学是贵阳比较好的一所小学，校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是陈寿轩先生，在贵州也算数得上名的教育家。恰好老先生的女公子陈德芳老师是我的级任老师，那个时候不叫班主任，叫级任老师。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的“三观”逐渐形成，陈老师给我的教育和我受到的家庭熏陶完全吻合。新中国成立以后，给我这一生为人为学奠定根基的就得益于建国初期的“五爱”教育，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已经变成公立了，公立后就叫会文路小学了。我请王进老师(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费心帮忙打听，听说现在这个学校已经不在了，但是校址还在。过去那是一所古庙，我记得偏僻处还有泥塑菩萨被木板包在里面。“五爱”教育奠定了我这一生为人为学的根柢。所以你看，尽管往后我这一生，无论是家庭也好，个人也好，都经历了好几次挫折，但是初心始终没有动摇，对国家、对人民的爱始终没有动摇过。
爱科学，对我们读书人来说就是爱读书，要去追求知识，所以我一辈子都在读书。也爱劳动，勤劳俭朴，我从来不去什么大宾馆、大饭店，从来不去。有一年，我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时间好像是90年代初，他们让我去作讲座，讲乾嘉学派。那时很多人都对知识很渴望，讲座也对社会大众开放，只要你来报了名就可以进来听。当时就有个好学的工人发问，他问：“陈教授您一个月拿多少工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所有的工资加起来四千块钱，四千块钱人民币，结果就哄堂大笑。我跟大家讲过我有用不完的钱，那是因为我也不花钱，不去参加什么高消费的活动，就是买点书，一身衣服从上到下可以穿很多年，就是内衣内裤要经常换。现在国家给我的薪水很多了，更用不完了。我讲这个就是说，小时候的五爱教育给我奠定了这一生的为人为学根柢。
我大概在小学三年级以后加入少先队，一直到初中，到初中二年级吧，我始终是大队长，始终带着三道杠，所以可见那一段的人生是很顺利地成长的。过去我们贵阳市每逢“五一”劳动节，劳动模范要聚会，我们少先队员要去献花，我每年都是要去献花的，在学校里边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爱护。
我记得我从会文路小学离开以后，学校的校长在开全校大会时，还提到我，叫大家向某某人学习，所以从小学到初中成长都很顺利，那自然书也读得很好。不仅书读好了，而且人也做好了，为学为人的根柢也打好了。但是进入高中以后家境陡然大变，因为我祖父53年过世以后，家道就已经中落了。过去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现在都不在了，过去我们就住在贵阳中华南路的南端，有一条小胡同，北京叫胡同，我们贵阳这里叫巷子。这个巷子叫大公巷，就在贵阳邮电大楼的南边，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当时晚上晴朗的时候，我和我的哥哥，往往会躺在院坝里边数天上的星星。现在院子已经不在了，家也不在了，那条巷子也不在了。我的童年时代是很幸福的，初中在贵阳二中，高中就进入贵阳最好的高中——贵阳一中。
原本成长环境是很好的，但家境陡然巨变，人一下就几乎被压垮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家怎么越来越艰难，和过去大不一样了。这个还是小事，毕竟一日三餐还有保障。政治上就受到歧视了，能去献花的那种待遇没有了，我向共青团提出申请，要加入共青团，被拒绝。一个少年刚刚进入青年时代，就受到这样的待遇，想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现在就不过多想它了。回个头做个总结就是，那个时候唯成分论。所以高中时期不仅生活很艰难，成长的道路也极其曲折。
我原本以为我不能去上大学了，都做好了高中毕业就去谋生的打算。没想到我们贵大历史系能把我录取。后来很多人跟我讲，按照你们家当时那个条件，任何大学都不会要你的，所以我很感谢贵大。这一次来母校，我听王进老师告诉我，贵大也有老师告诉我，你大概是当时赶上老校长陈希文先生，陈校长破格收了好几个类似于我这种情况的学生。可能是因为陈校长的恩德，我才进了贵大。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做人的根本和读书的根抵都立得比较好。只是性格变了。过去在家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到高中就知道了人世的艰难、知道什么叫政治歧视,然后慢慢就变得与世无争、逆来顺受。高中三年把人的个性都扭过来了,但是好在根抵还在,性格就向着那个与世无争的方向转变过去。所以我这一辈子与世无争,从来不去争什么名利。
我为什么说老天爷不辜负我,这一辈子,确实老天爷很眷顾我。那个时候我们在贵大读书生活很艰苦,不像现在大家条件这么好,大家赶上我们国家的好时光了。那个时候我不仅感谢贵大把我录取进来了,而且还给了我全额助学金,每个月给11块5,那一日三餐就足够了,能够吃饱了。那时候我们吃饭是学校包的,就是每一桌8个人,早中晚都是这8个人坐一桌,11块5就足够了,生活上有了保证。本来录取通知接到以后,常人都是欢天喜地,我却是蒙头大哭。
来到学校很好,又碰到很多好的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历史系在贵大应该是比较强的系。我记忆中在中文系有大家级别的张汝舟先生,我们历史系有姚公书先生、新民先生(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荣誉院长)的老父亲张振珮先生,还有曾昭毅先生等。那个时候我们历史系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教学体系是很完整的,我们的中国史不仅能从中国上古史一直讲到中国现代史,而且世界史我们也可以从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一直讲到世界近现代史,乃至国别史都有老师讲,而且有很多都是第一流的老先生。比如中国史,引我入门的是新民先生的老父亲振佩先生,当时振珮先生跟我们讲的是中国上古史和历史文选,所以我能够知道历史学怎么入门,这是张先生带我进去的。那时,我们历史系在两层黄楼里(现为贵州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那栋楼现在还在，这一次我去看了。有一年国务院参事室安排我们来贵阳休假，就住在花溪宾馆。我还带着老伴，悄悄回母校来看过。那次我们没有给新民讲，学校我们也没有讲，就悄悄过来了，找我过去念书的那栋黄楼，我们还在楼前面照了一张相。
我们好多同学都是在那栋楼里读书成长起来的，包括现在在国际舞台上鼎鼎有名的龙永图同志。当年我们历史系这一班级很小，才13个人。龙永图同志他们那一班也不大。那时一间大教室从中间一分为二，他们外语系借了我们的半个教室。我们在这半个教室上课时，有时候还听见那边念英语。当时张先生跟我们讲课，我记得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冬天教室里面没有暖气，也没有生炉子，老人家给我们津津有味地讲上古史，背《周易》、背《尚书》、背《诗经》,讲得兴致高的时候，老先生的鼻涕淌出来也顾不过去擦。我就这样跟着张先生，在历史系各位先生成系统的指引下学习历史学知识。虽然还没进入历史学领域，但总算知道历史学的大门在哪里了。其他老师我就不回忆了，回忆有很多，要讲几天几夜。
离开贵大以后，这个该不该讲呢?还是讲讲吧!
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北京军事博物馆来贵州要招一个历史系毕业的。那个时候贵州只有我们贵大和贵阳师院有历史系，大概学校推荐的是我，最后人家也选上了，是以成绩为标准。我记得当时我们毕业前，周畅根老师和上海华东师大的一位好像是姓冯的女教授，记不起她的名字了，讲中国现代史，那位女老师主讲，周先生那时候很年轻作为助教。学习中国现代史时我写了篇论文叫《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大概军事博物馆看上了这篇文章，专业上算是通过了，后来政审不合格。因为那个时候我老父亲还在蒙冤，在监狱里面，直到1975年才特赦。所以自然我不能进入要害部门，军事博物馆当时应该也属于要害部门。
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离开学校以后回来探亲。是我们贵大的一位女同学告诉我的，我也不讲她的名字，我估计大概可信。她的丈夫当时是我们的辅导员，当时是相当于部队的指导员。
后来我分配到了昆明。到昆明以后，当时我们那一届到云南的有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有100多人。大家都在云南饭店等候分配。我很感谢云南省人事厅，他们没有歧视我，没有歧视我的家庭出身，也没有瞧不起我们贵大，居然分配得很好。很多名牌大学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都到边疆去了，很有限的一些人留在昆明。我也留在昆明，把我安排到了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去教书，就不是教历史了，而是教语文。教了还不到一年，那一场浩劫就来了。
那个冲击力量极其大，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民族，破坏力极大。学校的学生们全都到边疆当知青去了，教职工队伍解散，学校不再办了。就把我下放到昆明东郊粮食转运站，让我去扫仓库，扫火车皮，扫了好几年，吃了几年苦。但是我和工人建立的友谊很深厚，有些就像我和新民一样，成为好兄弟。
当年我在货场扫地，有一位来拉粮食的汽车驾驶员，他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化，但很喜欢读历史书，他始终喊我老师。尽管我只是个扫地的，他们都喊我老师。他说：“陈老师呀!看见你拿着一把扫帚，我就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这个人他是读过书的，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兄弟。他们一直关照我，他的另外一位工人朋友是位修车的师傅，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好兄弟。我病的这一年多里，新民和在昆明的这位好兄弟都不断地跟我打电话，不断鼓励我与病魔做斗争。我在那段时间交了很多的工人朋友，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朴质、吃苦的精神，学到了他们那种开朗的情怀。
有一次我去扫火车车厢，那节车厢是装过做电池的炭黑材料的，扫完以后，不仅我的工作服、工作裤黑了，脸黑了，而且内衣内裤全都黑了，炭黑是可以渗透到衣服里面的。这一段经历虽然很艰难，但也没有把我的意志摧毁，我依然每天回到家都读书。读什么书呢?学生时代我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我是手抄的，我离开家乡到云南去，书包里面就装了两本书，那是属于我自己的，一本就是当年已经出版的郭老的，即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的近代史部分；另外一本，就是我们当时历史系开了一门很好的课，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学生时代我就用有限的零花钱买了这两本书。我去昆明就带了这两本书，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我每天就读这两本书，我从这两本书中受益不浅。
读近代史，我就回忆起当年在贵大的杜文铎老师与吴廷栋老师，是他们两位给我讲中国近代史。我把他们讲授的内容和郭老的书结合起来学习，我的近代史的根柢还可以。
另外最值得感激的就是那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它使我坚定了在我们中国要研究历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道理。这是我矢志不移的一种历史观，我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就是得益于这本书。
后来我把这两本书也带到北京去了。《中国史稿》那本，毕业时送给了我的大师兄。我的大师兄长我5岁，当时我去念书的时候已经35岁了，他则是40岁，本科是北大历史系的，62年毕业。我的二师兄也是北大历史系的，他61年进校。我的两位师兄毕业以后都没有留在历史所，所里只留了我一个人。他们两位都分出去，大师兄到青岛，海军潜艇学院，他到潜艇学院去教中国近代史，作为临别礼物我就把这本《中国史稿》送给他了。说不定我的大师兄，他也能从这本书得益，他就带着这本书去了。经典作家的那本书，因为我读得很烂熟了，放在家里面，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也不知道这次搬书有没有一起拉回学校来了。也有可能在我睡的床后边的柜子里面，因为那个柜子无法打开，如果强行打开就要拆床了。以后等我走了，学校再去清理一次，把所有的书都搬过来，说不定那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就在那个柜子里面。
我还能继续读书要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家。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还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读书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把我借调出来，我就离开了那个扫地的岗位。虽然不是正式调动，但是离开了，而且调到可以发挥作用的岗位。我到了昆明市委、市政府，借调去做文字工作。到了机关去他们就让我当笔杆子，来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记得上次王进老师问我，我这一生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我说要讲第一篇文章啊!是我在贵大当学生时写的，而且那时候写了以后不知天高地厚地就寄到《光明日报》去了。那时《光明日报》有个副刊叫“东风副刊”,那上面刊登了一篇很短的小品，是什么小品呢?是我在报纸上看见华君武先生的一幅漫画，华君武先生是有名的漫画家，他讽刺我们有些干部言行不一，讽刺他们谈虎色变。我就把从华先生这幅画里读出来的感想写成了一篇小品文。那时候没有稿纸，我就用上课做笔记的本子，撕下一页来写，写好就寄出去了。那时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64年冬天，按照学校的安排到了贵州晴隆，参加“四清”工作去了。直到65年春天回来，才接到邮局的汇款单，《光明日报》居然给我稿费了。
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投稿用的还是笔名，我也想不起具体用的是哪一个笔名了。我有个笔名叫作“余愚”,“余”就是“我”的意思，“愚”就是愚公移山的那个“愚”。另外一个笔名或许用的就是“史兵”,就是史学界的一个小兵，不知道当时用了哪一个。王进老师在我家的时候，我也拜托他，你们懂电脑，你们去搜一搜《光明日报》1964年年底、1965年年初的那个东风副刊上，能不能找到一个叫“余愚”或者“史兵”的人写的小品文。我记得那是第一次收到稿费，我记得很清楚，是通过邮局汇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昆明发的文章全都是大篇幅的，但都不是用我个人的名字，用的是写作组、大批判组的名字。那时《云南日报》很看得起我，邀请我去开座谈会。有一次，《云南日报》理论部的负责同志还到机关看望，我和报社的编辑成为好朋友，那时我发了很多文章。
说到我是怎样回到学术道路上这个话题，我要感谢昆明市委机关有一位中层干部。这位老同志有一次带我去做调研，我们的干部有个好传统，都要深入基层去调研。有一次她带我到基层去调研，到昆明西北郊，就是云大、师院、民院交汇的那条路，到一个工厂去做调研。回来的路上有意安排，经过云南省历史研究所门口。她称呼我为小陈，说：“小陈，我带你进去认识一个人吧!”殊不知，那不是一般的人，是历史所的老所长，叫侯方岳。在旧时代侯先生是云南省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安排到云南省当历史所所长。我们去拜望侯所长，侯所长了解了情况，老人家很好，他说：“你就不要在他们市委机关再去浪费时间，我想办法把你安排过来。”就要接收我归队了。当时侯先生拿了一些资料，包括一本论文集，还有一些零散的资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史学界，尤其是云贵川地区史学界，关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社会性质问题，是当时研究的一个热点。侯所长把资料拿给我，他说：“你拿回去看看，过一段时间写一篇读书报告来，我再做安排。”
正在为侯所长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是1977年8月份，我记得很清楚。1977年8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南开大学老校长郑天挺先生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如何推进教育工作发展的一篇文章。文章以清史为例，探讨经历“四人帮”破坏以后，我们历史学要如何复兴的问题。恰好《光明日报》那一段时间，还有小平同志关于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相关讲话。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我很冒昧地跟郑老写了封信，就把我过去在贵大念书的情况和我现在在昆明的情况向老先生如实报告。没想到的是，老人家没过几天就给我回信了。就鼓励了一番，我还能想到回信的内容——“你的愿望，我完全理解，但是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国家还在安排，希望你好好准备功课。”郑老的信不长，老人家的亲笔信我接到后当然很激动，我很快就跟老人家回信，就表示我愿意到老人家的门下去做他的门生的愿望。这个时候就没有回信了，但是老人家之前给我的回信已经让我感到很幸运了。
郑先生的公子现在也是我们中国做明史很好的专家——郑克晟先生。郑先生现在都九十了。郑克晟先生说我给郑老的五封信现在都还原原本本的在他家，而且郑先生还让他的一位博士名叫孙卫国，现在也是南开的教授了，把它复印给我。所以现在我手上有复印件，这个我还没交给国家。其他我的一些手稿，包括一些老先生给我的信，都捐给国家了。国家图书馆也把我的手稿拿去收藏了。他们有个专馆就是专门收藏手稿。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他们也拿走了。
1986年，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已经成长起来，能做一点事了。那一年，我给中华书局的附属杂志《书品》写了一篇文章，叫《〈明儒学案>成书时间的思考》,大概是这么一篇文章。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老一辈从来没有哪一位老先生提出来过。
这个文章送过去以后，没想到《书品》杂志居然把我文章的题目和我的“贱名”排在了封面上，而且和一些大家并列。比如有王钟翰先生、傅振伦先生等，居然也有我，和他们摆在一起，而且放在一些老先生的前面，中华书局大概认为这篇文章提出来的问题值得文献学上的专家们去好好讨论。恰好那一期刊物上有傅振伦先生评论史学界近几年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就有评振珮先生《史通笺注》的文字。所以我接到中华书局《书品》那期杂志后，拜读了傅先生的大作。因为傅先生关于中国地方志问题的论文集老先生也送过我。所以我一看有傅先生这样的大家来评我们振珮先生的大著《史通笺注》,我也是很高兴。我马上就跟张振珮先生寄去《书品》的这期杂志，因为中华书局给了我好几本，我就给张先生寄了一本，而且给张先生汇报傅振伦先生有书评评过《史通笺注》。振珮先生没过多久，就跟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后来我才了解到老先生不久就要过世了。老先生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主要讲两个内容，一个就是讲《史通笺注》的成书情况，讲了这个书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尤其是校对不好，还有很多失误之处。振珮先生还专门在那封信里面，夹了《史通笺注》的勘误表。那时候专门用很次的纸，叫毛边纸，是用黄色的很粗糙的毛边纸打印的，还看得出老先生用手写蜡版，很多补的字在上面。后来老先生又让贵州人民出版社寄了一套《史通笺注》给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把新民先生介绍给我，因为过去我们两兄弟都不认识，我想老先生可能过世前，不仅关心他的作品在人世间的流传，而且关注新民先生在学术界攀登高峰的问题。所以就把新民先生介绍给我，而且嘱咐我以后要多关心一下新民。但是这方面我是很惭愧的。回忆起老先生也是个高兴的事，也很激动。既是张先生跟我讲六经皆史、讲以诗证史、以经证史，把我领进历史学的大门口，同样也是张先生把我领进古籍整理的大门。
原来我没有从事过古籍整理，我的老师杨向奎先生是有名的史学家，更是思想家，他不仅通中国通史，而且他还通理论物理学，这是不可思议的。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质疑，他还像英国霍金一样，对“熵”提出讨论，他要研究“熵”。所以我们老师是个大思想家，他治学的路子和我们的振珮先生不一样。他对于文献上的问题看得很淡，而这方面就是张先生把我领进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杨先生晚年发愿做一个事，就是对徐世昌先生的《清儒学案》,他要重新编，叫作《新编清儒学案》。至于他为什么要留我在他的身边，一个就是让我来协助他做这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我跟了他一年以后，老先生大概就准备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做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接班人。所以我那两位师兄，我的老师几乎没有亲自指导，就让历史所的其他先生指导他们做政治史，那两位师兄都做政治史，只有我做学术史。所以当我第一年学业结束以后，杨先生很早就把我的方向定了。杨先生说治清代学术史要从顾亭林起步，这样就把我今后的努力方向给定了。他说你就做一个“顾炎武评传”。所以杨先生也是希望我能接他的班，但是接不了啦。杨先生关于自然科学方面，他的思考我一点不懂。他当年跟我讲墨子的《墨经》,演算的时候是用高等数学方程演算的。那些方法、方程式我简直听不懂，我不能接他的班，那个我学不了。但是杨先生做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古代学术史，那个我还可以慢慢学习。但是杨先生不重视文献方面的整理，他不下这方面的功夫。真正让我去在实践当中巩固文献学知识的还是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对了，那个书我送回来学校来了，专门请黄诚老师带给新民先生看，那书我是一字一句读的，画了很多符号，体悟振珮先生是怎么做学问的。所以从90年代中叶，我们国家的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家们或许也都认可我了。所以从90年代中期我就可以参加国家古籍领导小组香山工作会，就把我吸收到工作会议上面去了。一年一度的香山工作会我有资格进去了，当时都是一些大家，古文献学界的大家，我都和他们有交往，都向他们请教过问题。现在好些先生都走了，绝大部分都走了。
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国家就把我正式安排到国家古籍小组去作为组员，这是国家给我很高的荣誉。除了振珮先生给我领的路，我当然还感激当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时候，那些大家的教诲。历史所54年建所，建所以后，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从各个地方调了高校的一流史学家来营建历史所。所以历史所无论哪一个断代或者专门史都有全国的一流大家在那里。所以我很幸运，进入历史所的时候，除了顾颉刚先生和侯外庐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不能听他们讲课以外，其他大家都还在。我都有幸听过他们的课，所以这叫“兼师多益”。从甲骨文到金文有胡厚宣先生，秦汉史有王毓铨先生、林甘泉先生、田昌五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有何兹全先生，隋唐史有唐长孺先生，宋史有邓广铭先生、陈乐素先生，元史有翁独健先生，明史不仅有谢国桢先生，而且还有厦大傅衣凌先生，清史有商鸿逵先生、王钟翰先生等大家，还有我的老师杨向奎先生和张政烺先生也讲一些清代学术史。对我的学术生涯最有关系的学科就是我在贵大历史系期间学习的历史文献学，那时系里没有开这门课，是振珮先生讲历史文选的时候讲了一些基础知识。
到历史所以后，我跟着张政烺先生和谢国桢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尤其是版本目录学，知道读书要从《汉书·艺文志》开始，读《隋书·经籍志》,读《四库提要》,读《书目答问》,尤其是《书目答问补正》。我慢慢地就知道怎么去找书读了。所以在历史所这些年，我很感激老一辈学者，感谢这些老先生的提携，有些老先生对我很好。大家都知道谢国桢先生是我们国家鼎鼎有名的藏书家，他藏得有很多书，谢老的书我是可以去看的，可以借走的，只要你在他的那个小册子上登个记，那就可以拿走了，还来的时候，你再把你的名字划掉。我可以随时去谢老家借书。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向张政烺先生请教。我这几十年认识的中国史学界公认的学问大家，而且是为人的楷模，没有谁不承认张政烺先生。虽然张先生生前一本书都没写过，但是学术界依旧认可张先生，这就是老人家留给我们的风范。
今天限于时间就不一一地回忆这些大师们了。有些同志见我1986年能够在《书品》杂志上进封面，认为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很不容易了。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已经启动第一版大百科全书的编撰了，这个也是老一辈提携的。那时我的老师杨向奎先生带我，一个月见我一面，一个月交一次读书报告，平常有什么事跟我写封信，然后让他的助手拿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法。因为我比较成熟，每个月的读书报告给老人家，他看了之后就批几个字，就认可了。不改，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我就是这样知道怎么做学问的。
有一次我去见老师，记得那时是80年代末，杨先生拿了一张纸，上面有若干条目，而且有些字还打了括弧，就把这张纸拿给我。我的老师历来是称呼我为“祖武同志”,是喊我“同志”,他说：“祖武同志，你把这张纸上列的题目拿回去写一写，一个月以后交回来。”大概有30个条目，第一条是“三皇五帝”,后边二十八九条全是清代学术史。一个月以后我去交读书报告，老先生认真地看了，拿起第一条“三皇五帝”,看了几分钟。老先生说这一条写得不好，你没有好好地读懂顾颉刚先生的书，你也没有好好读懂我的书，这一条不要了。“三皇五帝”确实是我知识上的一个重大短板，因为我对古史传说没下过功夫。“其他条目可以，就摆在我这里吧!”殊不知那是《大百科全书》约杨向奎先生撰写的词条，结果杨先生就署我的名送给了《大百科全书》,到《大百科全书》正式出版以后我也不知道。后面是90年代后期，在香山饭店开会，《大百科全书》去了一个编审，一看见我，他说：“哎呀，陈先生真没想到你这么年轻。”那时候我50多岁了，他说我们以为你是老前辈，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这就是老一辈对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栽培。
我登上北师大的讲坛也很早。那时候我没有资格去北师大讲课。我在历史所就是一般的助理研究员，我留在历史所第一年是实习研究员，第二年才是助理研究员，然后慢慢才升成副研究员、研究员，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在北师大登上讲台是1983年，为什么要去呢?当时我们所在北师大有一门课，叫《中国思想史》,其中的明清部分应该是由思想史主任黄宣民先生讲，黄先生是侯外庐先生的弟子，本来应该是他去讲的，老先生有意要培养我，就说“祖武，你去讲吧!你一定会讲得好的。”他知道我有在学校讲课的一点经历，所以去北师大是给高年级讲，还不是一二年级，是给三四年级的讲。当时听我课的人，现在有些在史学界也算知名了。比如北师大的赵世瑜同志(后来到北大去了)当时是听过我的课的，还有一个我们西南大学的陈宝良同志，做明史的，当时也是听过我的课的。所以他们两位是一直喊我老师，虽然现在有大名了，但也一直喊我老师，尤其是宝良，有时到北京还来看我。所以这都是老一辈的培养呀!
时间快到了，我再讲一些吧!讲不完我们下午再谈。
我本来是个读书人，就老老实实读书，踏踏实实做学问，慢慢地学术界就认可了，国家认可了，这是我很想不到的。尤其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居然让我去担任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挑这么重的担子。我就讲我是怎样到历史所，担任所谓的所长这个岗位上去的。很奇怪，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什么,因为我想我这种家庭背景能够到北京来、能到历史所念书、能留在历史所，那已经是老天爷的眷顾了，所以不想这些。就老老实实读书，老老实实做人。我过去连共青团都入不了，1993年突然党委就来动员我，那是历史所党委呀!因为历史所过去的级别很高，第一任所长是郭沫若先生，第二任是侯外庐先生，他们都是部级干部。历史所还有些老一辈也是部级干部，是安插过来赋闲的。说到这里，现在我听新民先生讲，贵阳开“李端菜学术研讨会”,李先生的孙女也在我们研究所，就是李福曼先生，我都叫她先生、李福曼女士。后来我当了什么长，我曾经两个春节，连续去看老人家。老人家听见我一口的贵阳话，很高兴，她不会说。老人家说的是北方话普通话，不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她听到我这个贵阳话很亲切。
我过去在贵阳一中要加入共青团都被拒之门外，没想到在历史所工作到1993年，党委副书记突然找我，就说：“祖武同志，你应该争取进步呀!你可以向组织靠拢嘛!”所领导鼓励你，当然不能不识抬举了，于是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获得批准。在之前，实际上党委也在考验我了。
那时候国家不是正经历一次不小的风波嘛，风波以后，党委先是安排一个课题给我做，什么课题呢?就是对“文化热”的反思。对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那个“文化热”,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认识一下这个问题。当时党委书记、副书记、所长都和我见面了。各位，我们贵州人很本分，我过去在历史所见到这些领导，我都侧着身低头就过去了，不打招呼，失礼了。居然那一次几位领导来审查我的提纲通过了，说了很多鼓励的话。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课题就不做了。随后就来做我的工作，要我向组织靠拢，所以我就写了申请，随后按照相关程序就成了一名“老党员”,我50多岁才入党。
加入党组织之后，正好赶上所领导班子换届，院党组派了调研组，经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最终让我以副所长进了班子。哎呀，行政兼职对我这个读书人来说“苦不堪言”,5年的任期，超负荷地工作。白天要在所里工作，晚上回家要看书，要做自己的学问，没有周末没有假日，就这么成年累月地坐着，病就是那个时候坐出来的。
1998年，当时院里让我带一个小的三人代表团访问日本，我算是所谓的团长。从日本的东京一直到大阪，沿途的著名高校都去过，都开过座谈会。回到北京的第三天，院党组办公室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说：“明天院党组要来，开历史所全体职工大会，你一定要来，有重要任命。”等我第二天去参加会议，突然宣布院党组决定，任命我当所长。事前没有任何人跟我打过招呼，按照组织原则，任命这么重要岗位的人，都是要先谈话的。另外当然要民意测验了，我估计我在日本期间，院党组可能就来民意测验了。所以不仅突然宣布任命，而且一位副院长还要我讲话。我毫无准备，站起来就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读书人，只会读书不会做事。既然院党组信任我，全所的同志信任我，我一定为大家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郭老和侯外老开创的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传下去；第二件事就是绝不以权谋私。”
讲完这两句话全场热烈鼓掌。你们以后有机会去接触历史所老一辈的和稍年轻一辈的，他们都记得我说的这几句话。我没想到党和国家让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2008年，65岁了，已经超龄了。社科院的规矩，像我们这个岗位的同志63岁一定要退休。当时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同志，他是从河南省委书记任上调到社科院当书记的，他一次把我叫过去说；“祖武同志，我必须让你休息了。”
他说，全院你就是最后一位了，65岁还在这个岗位上，你必须休息，好好休息。我说好，这样2008年我就卸任了。之前的2006年，评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各兄弟所的同志们信任我、选举我，我得以当选首批学部委员。
2009年，有一次陈奎元同志在考古宾馆，请我们史学片几个所的老所长吃饭，他举起酒杯站起来说：“祖武同志，恭喜你啊!”我说我没什么喜事，您怎么说这个话呢?他说：“你马上就要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知道啊，还说：“国务院参事室来政审，是我签的字。”王伟光同志当时是院长，从中央高级党校过来的。王伟光同志就讲：“祖武同志，那个政审意见是我拟的，签名是奎元同志签的。”后来很快，国务院总理就在中南海颁发聘书。我是享受中南海总理颁聘书荣誉的，有些馆员没赶上这个机遇，我算很幸运的。
我进入中央文史馆，我想国家的考虑应该有两个，一个就是让我用我的知识来为国家的文化建设继续做贡献；另一个应该是希望我在更高的学术平台上，把在中国社科院没做完的工作继续做下去。那时进文史馆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是哪位领导同志推荐的。它得由领导同志推荐。在文史馆这十多年，我也尽其所能为国家做一些该做的事，我自己的学业，也在不断地深化。我离开社科院的行政岗位以后，十余年间，居然有三本书进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这是国家给我的崇高荣誉。第一本是《清代学术源流》,那是2011年卸任后第三年完成的；第二本是《清代学者象传校补》,大概是2016年，最近我还送了一本请新民指教；第三本就是今年的《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是上下两册。这三本进入国家文库的书，我清楚地记得，有两本是当时主持这个工作的领导同志来颁发荣誉证书。第二本是刘云山同志在京西宾馆给我颁发证书，今年这本则是黄坤明同志给我颁的荣誉证书。
所以我这一辈子是党、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学人。
我现在一身都是病，我的脊柱关键部位几乎都坏了，严重骨质增生。去年为什么会病这么重，是颈椎弄得我天旋地转，要摔跤了。去北京医院急诊，医生及时安排了手术。为了保住生命才去做了一个不彻底的手术，从后背开了刀，现在我的颈椎安装了一个很长的进口支架。术前大夫通过核磁共振看到，我脊椎的椎管已经扭起来了，再不做手术，可能要瘫痪。
病了一年多，我以为我活不过来了，所以才跟新民打电话商量。那个时候我不仅不能读书了，报纸也不能看，最可怕的是不能思考问题了。我想这一辈子大概该交待了。我在想我没有什么能留给母校的，就把我的书拿回来吧。
这是新民先生帮我下的决心，也有些先生主张把我的书拿给贵州省图书馆，后来是新民先生说就送回母校吧!我们两兄弟最后达成共识。为这个事情，新民找过建军同志，建军同志两次给我通电话，表示很欢迎，并且希望我能回来。还跟我讲安排好了住处，就住在我念书的时候老校长的那个小庭院里面，说你们两老想住多久你们就住多久。这样就有了我这次的母校感恩之行。
本来应该留时间大家一起讨论的，我很乐意!我讲讲这次我回来的心愿吧，超点儿时间就超点吧!
第一个就是来祝贺新民先生的“清水江文书”问世。这个事我知道，新民先生当年为这个事跑北京的时候，给我讲，我知道这个文书的重大价值和它的艰难程度。我一直在关注，我跟大家说，我也在暗暗使劲，力所能及的范围，讲讲公道话。我不为家乡争什么,但是要说公道话。这次是来祝贺新民的。
第二个心愿，当然就是参加建军同志决策建成的感恩书屋落成仪式。
第三个心愿，我跟军昌院长、黄诚院长与雷书记讲过，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学案史》这门课在我们系开起来。因为以前我看到黄诚老师给我发过我们院未来几年的计划，这其中要开一门课，叫作《中国学案史》,是选修课。我想军昌你和黄诚老师这么设计，可能目标就是对着我来的，就是要我来给你们开个头，可能或许是我自作多情。所以我的第三个心愿就是希望在这里把这门课开起来，开个头，抛砖引玉。
新民先生跟我讲，他有两个未来的研究计划，其中一个是《黔中王门学案》,还有一个是《沙滩学案》,这都在学案史的范围里面。也请新民先生开个头，我们两兄弟把这个头开起来。然后黄诚老师、罗正副老师，把王进老师也请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这门课开起来。我也向军昌和黄诚老师讲过我的想法，如果大家赞成，今后是否就采纳我这个建议?
因为从我的健康状况上看，我大概是不能常来了。因为来一次太打搅大家了。黄诚老师和王进老师这么辛苦，长途往返去接，还要送我回去，太打搅。所以以后能否请军昌决策，因为你是掌舵人，能否把我做的那本《中国学案史》作为同学们的必读参考书。学习这门课的同学，每隔一个月，就像我的老师当年培养我一样，你们每个月交一份读书报告。交给院长或者负责的老师，集中起来，通过邮寄的方式，快递到北京去。因为我不懂电脑，不会从网上看文章。你们就寄给我，我会认认真真逐字逐句地改，然后我又发回来。
如果老天爷让我再多活个两三年，或许这门课就成气象了，我们的人就培养起来了。这样在全国高校历史系，或许我们的这门课是独树一帜的，大概没有第二家历史系讲《中国学案史》了。
多占了大家一些时间，对不起。
(陈祖武先生于2022年4月19日审阅)
来源：《陈祖武先生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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