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总是有提法，说是文艺为某某服务，如果具体到文学层面，那么文学也应该为某某服务。实际上文学似乎没有为谁服务的理念，谁能看到就是为谁服务，或者说谁能接受就为谁服务。那么文学到底为谁服务？
如果从根本上说，文学的产生是无功利性的。倘若非要给文学冠以功利的目的，那么文学就是人们心底自由的呼喊，可以缓解疲劳，可以让人的精神畅快起来，也可以让人更深刻地认识周围的世界，但这些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不能兑换成钱，现在的文学作品却可以卖钱，那么文学到底为谁服务？远古时期的文学，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凭借人们的口耳相传来传播，而最先在田野中发出呼喊的那个人就算是发表了文学作品。巫师带领人们围着篝火跳舞，向神祷告，也算是发表文学作品。人们传承远古神话，自己编造一些英雄传说，都可以算作文学作品。即便人们编的一些小笑话、小故事，也算是文学作品，并非只有权贵写的诗词才算文学作品。如此一来，文学作品的范围就大了，不仅有高雅的文学作品，而且有通俗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宫廷内流行的文学作品，也有民间流行的文学作品。那么文学作品流传这么广泛，是不是为所有人服务呢？当然不是，文学只为理解的人服务。倘若权贵不读文学作品，整天沉迷声色犬马，那么文学就不会为他服务，或者说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学。倘若权贵整天读文学作品，还要写诗作词，那么文学就为他服务。或者他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甚至改变整个人生观和价值观。民间的农民也是如此，大多不读书，不识字，倘若没有听到过小故事，没有听到过远古神话，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是枯燥乏味的，文学不会为他们服务。他们听到了小故事或远古神话，听到了人们传播的村里的男男女女的事，就算是接触了文学作品，还要从中总结出某种规律，或者说总结出对自身有教益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文学作品会为他们服务，而他们闭目塞听，从来没听说过小故事或小传说。那么文学作品就不为他们服务。
人们说话也是如此，只说给能听懂的人，倘若说了半天，又比划了半天，费了半天劲，对方一句也没听懂，那么这种对话就是无效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发表之后，读者能看懂，就能接受，哪怕对书中的观点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也仍然受到书中内容的影响。虽然文学作品是形而上的精神产品，本身具有无功利的属性，但在流传过程中就具有了一定的功利目的，甚至被某些掌权者运用。掌权者掌握着权力，同时也掌握着天下的优质资源，并不肯分给普通劳动人民。民间的书生要想方设法挤进官场，要成为官员，就可以光宗耀祖。没有科举考试之前，民间的书生要进入权贵家里做门客，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他们的功利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权贵服务，即便写了某些文学作品，也仍然在维护权贵的利益。那么他们写的作品就是为权贵服务的。唐代以后有了科举考试制度，民间的书生不用到权贵家里做门客，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那么他们写的文章就是歌功颂德的文章，是为了维护权贵利益而写的文章，或者说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写的文章，如果这样的文章成为作品，那么这样的作品维护的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做官以后，有可能不再写诗作词，不再写文学作品，可是他们仍然要写奏章，或者说要写汇报的公文，而公文又会成为一种文学作品，只不过没有发表出来而已。
书生会把科举考试中的琢磨功夫用在写公文上，琢磨皇帝的意图，琢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琢磨官场的风气，不但会报喜不报忧，而且会把坏事报成好事，甚至和上级一起蒙骗皇帝。即便他们写诗作词，也只是歌功颂德或写个人的小情绪，却不会突出公平与公正的理念，更不会书写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这样的文学作品，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即便他们写了“哀民生之多艰”的作品，也仍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写，却并没有把自己变成农民。当强权出现以后，文学就被强权控制了。很多文人成了御用文人，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会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纵观整个古代的文学史，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在维护权贵的利益，维护现有的等级制度，而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往往被当权者禁毁。并不是作者不能写，而是写出来不能发表，或者发表之后被禁止发行。当权者总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要保证现有的体制不变，叫做“祖宗之法不可变”，谁变谁就是大逆不道。文学作品本身讲究创新，不仅有语言的创新，而且有内容和结构的创新，倘若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千篇一律，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就都没有存在的理由。在这种创新的创作中，统治阶级感觉到了危机，因为作家会把笔触伸向民间，会体验老百姓的生活。会写出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压榨、剥削的事实。
有鉴于此，统治者就要控制文学，而且文坛的领袖一定是做了官员的人，而不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因为官员手握权力，好办事，完全可以调动手中的资源，为文学做出一定的贡献。实际就是凑一帮子文人，写诗作词，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而且要形成很多流派。只不过他们形成文学流派之后，很容易形成政治运动，或者说被皇帝忌惮。因为他们同气相求。总是写诗作词，写文章，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当然就被打击了。纵观历史上的诗人和作家，大多做过官，大多有过被贬谪的经历，和他们经常写作有关系，而且和文学的创新性有关系。因为他们经常写作，要搞一些语言和内容的创新，就很容易把笔触伸向民间，很容易揭露当时体制的不合理与黑暗之处，当然就会被皇帝忌惮，甚至整个文学流派被限制，被打击，文学流流派内部的成员统统被贬谪。皇帝和官员要维持现状，维持现有的等级秩序不变，就要打压文学。同时还要创作文学作品。尤其是一些官员，要引领文学思潮。他们写诗作词，写文章、写小说，都是维护现有的等级秩序，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写一写个人的小情绪，大多不会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来写作。即便产生了杜甫忧国忧民的诗歌，产生了白居易的讽喻诗，也只是一种风格的体现，而他们本身并不是农民。
在封建社会，文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文学应该为劳苦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可是文学本身是超功利性的，并不存在为谁服务的问题，谁能看到文学作品，谁能理解文学作品，文学就为谁服务。倘若强行规定文学为谁服务，就有了强权的干预，似乎背离了文学的初衷。文学就像一面镜子，人们可以在里面照见自己的光芒与丑陋。谁想照镜子，谁就去照，谁不想照镜子，就没必要强迫人家去照，毕竟镜子摆在那里，想照或不想照是个人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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