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的父亲刚退休那天，高高兴兴去社区领老年公交卡。
问题是，他找不到社区大门了。那个他走过无数遍的地方，在他的脑海里消失了。
那是2012年，父亲七十岁，阿尔茨海默症的序幕正式拉开。
三年后，父亲忘记了弟弟，忘记了妈妈，忘记了薛舒，最后忘记了自己。
又过了五年，也即2020年，父亲在临终医院的病床上走了。
薛舒用了八年，把这一切写了下来。
先是《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再是《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两本书合在一起，叫“生命两部曲”。
2026年7月，《生活在临终医院》拿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薛舒在得知获奖后说了一句话：“我要对着夜空告诉已经升天六年的父亲，他用他的生命，赋予了我文学。”
这句话听着像感恩，但你知道这背后是什么吗？
是一个女儿看着自己的父亲，一点一点变成一个陌生人，然后把这个过程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煎熬。是漫长的八年。
2012年，父亲开始出现症状。脾气变坏，忘性大，最要命的是开始无端猜疑薛舒的妈妈出轨。原来那么宠老婆的一个人，突然变了。
薛舒天天往父母家跑，根本没法写小说。
“有一天晚上，父亲闹腾了一整天，终于睡着了，母亲也睡了。我打开电脑准备工作，看着文档里的小说标题，眼泪夺眶而出。我什么也写不出来。”
于是她开始记日记。每天晚上，等父亲睡着了，她就写一点。有时候是一边哭一边写。
不是想写一本书，是写不了小说了，只能用这种方式存在。
“打字是我的存在方式，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告慰：你看，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状况下，我也没有停止书写。”
写着写着，她发现自己被治愈了。那些焦虑没那么严重了。每天深夜安静打字的时间，居然成了她一天里最好的时光。
到了第二本书，她的视角变了。
父亲住进临终医院后，她不再只盯着父亲一个人。她看见了病房里的其他人，看见了护工。
那些来自农村的中年女人，用粗糙的手托起一个个衰朽的身体。给老人擦身、喂饭、换尿布，在死亡的阴影里种下活着的痕迹。她们谈论家长里短，计较工资高低，却在某个老人离去的夜晚，悄悄红了眼眶。
她写病友老张，张家的“小少爷”，曾经锦衣玉食，如今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做不到。
她写七仙女护工，名字好听，干的活一点也不浪漫，一天二十四小时守着一个人的吃喝拉撒。
她写小丁护士，被辞退了，薛舒替她惋惜，“不是因为冤枉，而是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薛舒的文字是冷静的，并不煽情，类似于“零度”语言。
她自己说过：“我不想用悲剧的语言去写悲剧。如果你以悲苦的心去看待，的确悲苦。如果换一种视角，你会发现临终病房里也有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生活。”
可奇怪的是，读者的感受却截然相反。
“我今年看下来最泪崩的一本书。”“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劝你别读。”“前三分之一，我眼睛就没怎么干过，大概是冬天的风沙过于调皮。”……
豆瓣8.1分，四百多人评价。
也有人说这本书暴露了作者的“优越感”，对护工的态度不够平等。这个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薛舒是上海作协副主席，儿子是复旦毕业的，字里行间偶尔会蹦出“香奈儿香水”“润地华庭”这样的字眼。
临终医院，也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得有钱。
但客观地说，对父亲的那部分，是绝对真诚的。
一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在病床上躺了五年，“失智、失能、丑陋、萎靡，像一头受伤的老动物，浑身破碎，奄奄一息”。他的女儿每周去看他一两次，每次去，都看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躺在那里。
“他忘了我七年。”
这几个字一点儿都不抒情，却像明代归有光写“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一样，比任何抒情都要重。
薛舒说她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给人当头一棒，只是“从一个纯粹写作者的角度出发”。
她说这是“送给即将老去的人们和未来一定会老的我们自己，以及现在还年轻着的，积极生活着的或者颓废生活着的你，一份礼物”。
每个人终将老去，每个人终将面对告别。只是大多数人不愿或者不敢提前看。
薛舒替我们看了，然后写了下来。
（网图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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