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时长为6小时57分钟。2023年10月的一天，艺术博士杨淏的iPhone手机上弹出这样一条提示。
杨淏吓了一跳。他自认算是自律的，不刷短视频，正式开始阅读或者写作时，会把手机藏在一个他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地方。很多时候，拿起手机就是“意外”或者下意识——比如正准备看书时，手机提示音响了。拿起一看，快递已到达菜鸟驿站。刚关掉信息框，右手指便控制不住滑向微信，点开一看，朋友圈有更新提醒。进去逛了逛，其实也没太多新内容，毕竟15分钟前才翻过……
杨淏后来了解到，和很多朋友相比，他每天接近7小时的手机使用时间不算多，有人甚至长达10小时以上。不过那天之后，他开始思考，一天24小时，除去8小时睡眠时间，手机已经占据他每天日常生活的43%。真的要把近半生命都奉献给手机吗？究竟是人在控制手机，还是人被手机控制？
杨淏决定完全摆脱数字网络设备，不用手机和电脑，进行一场断网旅行，重新体验没有手机的生活。这趟旅程持续134天，经过68座城市，最后形成了《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一书。
“你肯定是间谍！”
2023年11月28日，杨淏把手机和电脑关机留在家里，背上一个40升的登山包，带上小相机、地图、毛笔、宣纸、墨汁、书、钢笔、身份证件、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就出门了。
出发前，杨淏的母亲包了两大盘水饺为他饯行。北方饯行宴吃饺子，有为出门祈福的意思。饺子吃得越多，寓意出门轮子滚得越远，往后的道路越顺利。之后父母一同送他到太原火车站。这是十多年前杨淏出国留学都没享受过的待遇。父亲想不明白，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靠一个人就能改变这套系统吗？”他甚至一度有点生气，觉得儿子简直是在胡闹。
杨淏没有具体的旅行规划，只有大概的设想：从山西一路向南，进入西部，春暖花开再去东北，“缓缓感受沿途风景”。在太原火车站，他看到有辆开往晋西南的列车，会途经临汾，而临汾恰好是山西11个地级市里，他唯一没去过的，就决定先去那里看看。在候车大厅等了3个多小时后，他登上一趟没什么乘客的绿皮硬卧火车。
没想到，“离线流浪”的第一站就遇到了麻烦。抵达临汾时已是傍晚，杨淏看到车站附近有一个亚朵酒店，想晚上住那儿。当他拿出现金和身份证想办入住登记时，发现酒店唯一的入住方式是在手机上下单。前台工作人员也试着为他办理直接登记入住，但在电脑上操作了很久也不行，只好给他推荐另一家酒店。新问题又随之出现：没有手机导航，怎样才能找到三四公里之外的酒店？最后，一个热情的前台小哥在他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份地图，一路不断向人打听，才终于解决了住宿问题。
类似的“离线”尴尬，旅途中不断发生。在湖北省博物馆门口，杨淏因无法出示微信公众号的预约码，被拦在门外。“怎么可能有人不用手机呢？我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每个人都得这样。”工作人员觉得很奇怪，告诉他，进馆的唯一途径就是手机扫码，就算带着身份证原件，也无法人工登记。最后，一位热心老人的主动帮忙，让他以自己陪护的身份，才通过绿色通道进馆。
在内蒙古赤峰客运站，杨淏想买一张前往宁城县的汽车票，去看辽代五京之一的中京。去宁城的班车很多，但都通往不同的乡镇，杨淏不清楚辽中京具体在哪里，在场的赤峰当地人也没听过辽中京，买票的时候又被困住了。一位车站大姐一开始叫他拿手机查地址，得知杨淏竟然出门不用手机后，先是觉得奇怪，然后开始“推断”，最后兴奋地宣布：“他肯定是间谍！”
老人被数字化绑定更多
写信是杨淏唯一与亲人朋友保持联系的方式。母亲是书法老师，他从小练习书法，也写得一手好字，每到一个地方，就拿出宣纸和毛笔，工工整整写“家书”。这些信几乎都是在邮局用挂号信的方式寄出，大概有40封。寄信过程中，杨淏发现随着电子化的普及，写信、寄信也成为一件越来越“古老”的事。
在武汉，邮政所柜台人员操作完所有的步骤后发现，邮局里竟然找不到用于寄信的邮票。在临汾邮局，他发现自己是整个大楼里唯一一个顾客。就好奇地问业务员，现在还有人寄挂号信吗？他被告知，除了犯人家属，还有打官司要寄法院传票的人，他是一周里唯一去寄挂号信的。
在四川攀枝花一家酒店前台，杨淏第一次收到父母的信。当时他出行已一个半月，从没和亲人“失联”如此长时间。信是父亲写的，用钢笔手写了四页A4纸。他反复看了四五遍，在父亲的信纸上仿佛闻到了家的味道。以前用手机的时候，每天收到太多信息，有时来不及回复，或者匆忙做个简单回应，或者想到哪就是哪，随随便便发很多条信息。现在，和外界的联系变得单一，杨淏反而感受到这样的表达背后有另一层意思，“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表达，必须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
没有手机的生活有很多不便，好在杨淏总能想各种办法克服。路上遇到的陌生人，总是对这个出门不带手机的年轻人感到好奇，但很多人也在热情帮助他。“我能走下去，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善意。”在青海省茫崖市，他遇到一位捡垃圾为生的河南老人。老人收入很低，却邀请他到自己用棚子搭起来的家，请他吃饭，还和他一起喝酒。在赤峰市宁城县，杨淏看了辽中都遗址后发现，山村公路上没有回县城的公交车。他只好在路边挥手求助。一位年轻的村支书停了车，但他一脸疲惫，路上不说话，为了打破车内尴尬，杨淏不得不主动和他“尬聊”。最后村支书把杨淏送回酒店，不肯要他一分钱。
杨淏最感叹的，是看到太多人在短视频平台上花了太多时间。“一开始我以为，被数字捆绑得最严重的是都市的年轻人，全国各地去了一趟之后发现，偏远地方的人们，其实才更被数字化绑定。”他在乡县看到，老人和商贩，空余时间基本都在刷短视频，有人拿起一部手机，就能坐一天。“后来我想，大城市的人生活方式更丰富，能消减一部分无聊，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手机这套系统可能也更有反思。”
但是，杨淏不想批评那些普通人。“越看得多，越感到是系统的问题。网络平台想争取人的注意力，一直研究人的弱点，根据不同的人推送不同的内容，增加用户在平台的使用时间。大公司为了商业利益，牺牲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
人应该有随时离线的权利
2024年4月9日中午，结束134天的旅行后，杨淏回到家乡太原。
坐在书桌前，重新打开手机时，他以为自己会收到成千上万条消息轰炸。结果手机屏幕亮起，页面上一条新消息都没有。他有些失落，仿佛这场“断网”行动就没发生。后来才了解到，外界发送的微信，接收端必须在72小时内处于可接收状态才能收到。乍看是他主动脱离网络4个半月，结果网络也把他“抛弃”了。
几天后，杨淏从南京坐高铁去上海，全程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他的时间几乎都花在挑选酒店上了。好不容易选好一家，又在两个不同的App上比价。接着，在一个新的App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他被吸引，再次陷入一轮新的对比和挑选。直到下高铁，坐上网约车，才“被逼无奈”地做了决定。当杨淏躺在精心挑选的酒店大床上时，发现其实和他脱网旅行时每次随机入住的连锁酒店，也没太大差别。
杨淏开始回忆，断网旅程时没有手机，自己都在做些什么。他意识到，那134天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人生中精神最饱满、注意力最集中、工作最高效的一段时光。4个半月中，他到了24个省级行政区的68个县市；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所闻所见拍摄成影像，素材多达2T；最重要的是，沿途一直专注写作，手写下22万字，写完《关机》的初稿。
“我不是反对使用手机，也不是鼓励大家都别用手机和互联网。”《关机》出版后，杨淏接受了很多采访。有人佩服他的“行为主义”，也有人讽刺他——“如果我不上网，就看不到这个不上网的故事”。他说，他是90后，中学就开始接触网络，每当有新科技，他都很关注。只是现在社会规则默认所有人都时刻在线，“其实人应该有在线，也有离线的权利。一个社会，应该可以容纳人的不同生活方式”。“断网流浪”，就是对这种规则的反抗和质疑，“如何处理跟互联网还有手机的关系因人而异，我的经历比较极端，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
杨淏说，现在的他，更加坚定了不让自己处于随时在线的状态。家里没有网络，工作室才有。工作时间高效专注，处理好各种消息、收发电子邮件，回家就有意和互联网保持距离。手机旧了也没换新，平时手机网络关闭，去外地出差，才买一个流量包应急。“我只是觉得，我们在追求效率和方便的同时，也损失了很多。”
《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
杨淏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乐府文化202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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