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常智奇｜漫谈尼采诗中的死亡观|尼采诗|死亡观|生命|虚无主义|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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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漫谈尼采诗中的死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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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笔下的死亡，绝非悲戚的挽歌，而是一场酒神式的狂欢！著名文艺评论家常智奇老师在这篇酣畅淋漓的文章中，带你领略尼采如何在深渊之上舞向火焰。他将死亡化作丈量生命的标尺，用“爱”点燃有限人生的无限激情，以向死而生的狂傲，击碎一切虚无与陈腐。这不仅是对尼采诗学的深度剖析，更是一剂唤醒现代人精神力量的猛药。翻开这篇雄健的导读，让我们直面生命的有限，在毁灭与新生中，找回只争朝夕、热烈创造的磅礴力量！

舞向深渊的火焰

——漫谈尼采诗中的死亡观

常智奇

死亡，是文学表现的永恒主题，凡文学巨匠和经典作品，无不涉及对死亡的思想解读。弗里德里希·尼采诗歌中对“死亡”的解读是：在死亡的逼近中乐观地创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用理性的目光照亮对死亡的哀悼，点燃有限生命在无限追求中的精神火炬。正如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言：“我向你们赞美我的死亡，那自由的死亡，它向我走来，因为我愿意。”这种将死亡贴在额头、向死而生却毫无畏惧与悲戚的放达，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他所提出的“自由的死亡”，是看透人生的有限性而追求精神的无限性，是在有限生命的创造中追求无限精神的选择，是一种现代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在《尼采诗选》（钱春绮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中，关于死亡的表达，不再是悲戚的挽歌，而是一场酒神式的庆典，一次生命意志的凯旋，一把丈量生命密度的标尺。

一

尼采诗中对死亡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开掘，唯一的通道是——“爱”。这种爱不仅是对彼岸世界的渴望，也包含对此岸生命的珍重。它是在对人间烟火的无限眷恋中寄托对未来世界的热切向往，在对世外桃源的热切向往中炼狱和升华人性的悲悯情怀。在《在冰河之旁》中，他描绘了一幅令人颤栗又动容的画面：死者的眼睛在孩子悲痛的爱抚与亲吻中，竟然会再度燃起生命之光的烈焰，他热烈地诉说：“孩子，啊，孩子，你知道，我爱你！”死亡在此处并非冰冷寂灭，而是被爱唤醒的回光返照，是爱的情感浓度超越了生死界限的明证。同样，在《阿里阿德涅的悲叹》中，那渴望“温热的手”与“暖心的炭火钵”的呼号，是生命对连接温暖的本能渴求，即便是在被死亡阴影笼罩的悲叹之中。

这种“爱”的终极指向，是必然性的燃烧。他高呼：“我的爱只有靠必然才永远燃烧。”（《名声和永恒》）死亡正是那个绝对的、无法回避的“必然”。生命只有在这必然性面前做出自由选择，才能迸溅出爱的光华。人性的悲悯情怀从有限的必然王国走向无限的自由王国，以爱的方式寻找精神家园。这便是尼采诗学精神中将死亡植根于爱的表达。尼采式的死亡，是从爱欲的巅峰主动坠入深渊的决绝，是“金色的欢畅”，是“死亡的最秘密、最甜美的预尝的滋味”（《太阳沉落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将死亡与爱紧密结合的视角，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尼采对基督教死亡观——那种将死亡视为通向往生乐园的虚幻慰藉——的深刻反叛。尼采敏锐地察觉到，彼岸许诺往往削弱了此岸的生命热忱，使人甘于忍受现世的苦难而放弃创造。他试图以“爱”重新为死亡赋义，将形而上学的悬设拉回大地，让死亡成为检验生命是否饱满、爱是否真诚的试金石。这正是其思想超越传统神学之处。

二

尼采诗中的死亡永远是“向前看”的。它不是一个需要被驱逐出意识领域的幽灵，反而是指引意识航程的灯塔。在《现代的哥伦布》中，他豪迈地宣称：“向前看：永远迎候我们的是 / 一个死亡，一种荣誉，一种幸运。”在这里，死亡与荣誉、幸运并列，构成了未来的三重奏。这深刻地意味着，一个有价值的、充满荣誉与幸运的人生，必然包含着对死亡的清醒认识和积极迎候。死亡不是存在的丧失，而是存在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圆满见证；死亡不是消极的恐惧与颤栗，而是积极的创造与积德。

这种向前的姿态，源于希望。他在《献给友谊》中说，“我最高希望的 / 最初的曙光”让厌倦了“道路和黑暗没有止境”的“我”看到了“晨光和胜利”，从而发出了“我想再活下去”的宣言。是希望赋予了直面死亡的勇气；而死亡的终局性，则反向激发出追寻希望的热情。生命便是在这种张力的驱动下，如《火的信号》中那颗“永不知足的探求新的远方”的灵魂，永远处于动态的、进击的生成之中。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尼采这一死亡观的局限性。他将死亡完全纳入个体生命意志的框架之内，赋予其纯粹的积极色彩，却相对忽视了死亡所带来的真实的、不可化约的悲痛与断裂。死亡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也是人际关系的瓦解、文化传承的中断，其中包含的哀悼与忧伤具有不可否认的人性价值。尼采对死亡“乐观主义”的过度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死亡复杂性的简化。他的思想如同一柄过于锋利的刀刃，斩断了死亡与脆弱、依恋、不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正是其哲学激进性的代价——它成就了一种雄健的英雄主义诗学，却也失去了对人性幽微处的深切体恤。我们欣赏其壮美，却不必全然效仿其偏执。

三

尼采诗中的死亡，本质上是一场发生于精神场域内的自我更生的戏剧。死亡，即是对那个日渐僵化、充满腐臭的旧世界的彻底诀别，也是对未来美好世界的热情向往。在《赠里查·瓦格纳》中，他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精神上的“死亡”体验：“我站了很久，面对这出戏 / 闻到牢狱、怨恨、恼怒和坟墓的气息 / 期间还夹杂着袅袅香烟和教会的气味。”这股混合了物理死亡与精神窒息的恶臭，象征着由怨恨和奴役道德构筑的旧世界。而诗人的反应，是一场狂喜的、尼采式的胜利大逃亡：“我跳着把小丑帽儿抛向空中 / 因为我逃跑了！”这种“死”，是从瓦格纳式的浪漫主义悲观和基督教道德中挣脱，是精神的新生。

这种以意志避开路径中危险的精神操练，在《流浪人》中得到凝练的表达：“没有路了 / 四周是深渊和死的寂静—— / 你希望这样！你的意志要避开路径。”当脚下的道路消失，面对的只是虚无的深渊时，恰恰是“你希望这样”的意志，将“死的寂静”转变为主体的选择。真正的危险不是深渊本身，而是“信任危险”——即对既定道路、旧有信念的依赖。破茧的死亡，便是停止依赖，运用意志，在无路之处舞蹈。

值得注意的是，尼采这一“精神之死”的意象，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理性主义高歌猛进，科学与宗教的旧有平衡被打破，虚无主义的暗流正在涌动。尼采以诗人的直觉捕捉到了这种文化危机，他的“死亡”书写实际上是对整个欧洲精神困境的回应。然而，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以个体意志对抗虚无——虽然壮烈，却难以普遍化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疗愈。意志的孤绝英雄固然令人景仰，但人类文明的延续终究依赖于对话、传承与共同的哀悼。这是尼采留给我们的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四

死亡，是尼采诗中衡量一切关系真伪的最高标尺。他为“朋友”下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定义，这个定义如同用死亡射线透视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在《赫拉克利特派》中，他写道：

“朋友有三点相一致：

在患难面前是兄弟，

在敌人面前是平等者，

在死亡面前是自由者！”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唯有在死亡面前仍能保持“自由”——即不被恐惧压倒，能自主地承担自己的命运，甚至选择自己的终结——的人，才配称为真正的朋友。这种关系剥离了一切功利与虚假的温情，只剩下强者与强者在命运巅峰的会意。这是彻底的贵族式的精神联结，它映照出《沙漠在扩大》中对“心中一片荒漠者”的鄙夷——那些不敢直面孤独与死亡、寻求廉价慰藉的人，永远无法企及这种友谊的高度。

然而，这种友谊观的内在局限同样不可忽视。它将“自由”与“强者”绑定，无形中将那些因疾病、苦难或天性而脆弱的人排斥在真正的精神联结之外。尼采似乎忘记了，人性中最深厚的纽带往往不是诞生于力量的巅峰对望，而是在共同的脆弱与有限性中彼此扶持、相濡以沫。死亡固然是个体最彻底的孤独，但也恰恰因为人人无法逃脱这一宿命，人类才更需要以一种温和的、共情的方式相互陪伴。尼采式的友谊是高傲的山顶之火，而人间更多温暖的情谊，却发生在山谷之中。

五

尼采诗歌中关于死亡最惊心动魄的表现，莫过于其对“灵魂不死”的独特诠释。这并非基督教意义上的永生，而是生命意志在其最高形态下的自我宣称。在《在敌人们中间》，他以一种近乎癫狂的挑衅语调，将这种思想推向极致：

“要绞死我，白操心，白操心！

死亡？我可是死不掉。……

我虽然受苦，我虽然受苦——

可是你们——你们会死，你们会死！

虽然经过无数的道路，

我还有呼吸，生气和光——

要绞死我，白操心，白操心！

死亡？我可不会死亡！”

这里的“你们”与“我”的对比，是怨恨者与创造者、末人与超人、垂死者与生命充盈者的对比。真正会“死”的，是那些精神早已枯竭、靠腐朽伦理训诫苟活的“敌人们”。“我”虽然受苦，但“呼吸、生气和光”这些生命本源性力量长存。“我”所爱的那个名叫“真理”的、老得令人战栗的女人（《在南国》），便是这永远处于生成与斗争中的生命真相。这首诗是酒神狄俄倪索斯的纵情狂笑，是权力意志的自我歌唱，它的激情是狂飙突击式的，横扫一切陈腐的安慰，宣告着个体生命价值的绝对胜利。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不死”的宣称，本质上是一种诗性的修辞，而非哲学的命题。尼采深知人的生物性死亡不可抗拒，他所追求的“不死”，是精神创造的不朽，是生命意志在文化、艺术、思想中的延续。这种将有限个体融入无限生成过程的洞见，是尼采死亡观最富建设性的内核。但同时，它也可能滑向一种危险——对现实死亡苦难的轻慢，对哀悼与悲伤这一人类最基本情感需要的遮蔽。肯定生命并不意味着否认死亡的悲戚，真正的生命智慧恰恰在于能够同时容纳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感：既为死者的离去而悲伤，也为生者的创造而欢歌。

六

纵观中国当代诗坛，对死亡的书写并不鲜见。然而，许多作品或沉溺于个人化的琐碎哀怨，将死亡简化为一种感伤情调；或陷入解构主义的虚无狂欢，死亡成为能指的游戏，失去了生命创造新生活价值重量的根基；或一味吟诵悲哀，将人引向阴冷、颓废、沉沦、毁灭与绝望。AI时代的工具理性需要人文精神的校正，现代主义的精神发展也需要生命本体能量的补充和滋养。尼采诗歌中对死亡的表达，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值得审视的镜子。

其借鉴意义在于：我们应当恢复死亡的崇高性与肯定性。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有限性。向死而生，不应是生命终结的哀痛，而应是在有限之中追求无限的生命创造。我们的诗歌需要那种将死亡与爱、荣誉、希望紧密连接起来的宏大激情。人类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将死亡顶在额头——正视化、自觉化、清醒化、意志化、理想化。尼采启示我们，“我”如何去死，定义了“我”曾经如何活过。在“死”这个极端的可能性面前，个体的自由意志得以凸显，这恰恰可以纠正当下诗歌中弥漫的软弱无力感与情感碎片化。

同时，我们也应带着批判的眼光汲取尼采的遗产。他的死亡观诞生于欧洲虚无主义危机之中，是对传统价值崩塌的剧烈反应，其激进姿态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必然带有时代的盲点。我们不必全盘接受他对哀悼与脆弱的排斥，而应当将其积极的生命肯定精神与我们对人性温度的理解相结合。在肯定创造与进取的同时，也保留对悲伤、依恋、共情等人类基本情感的尊重。

最重要的是重铸社会主义建设者批判的视角与目的。尼采的死亡书写，始终是对窒息生命的旧道德、旧文化的无情批判。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用一种“精神之死”的诗学品质，去冲击物质主义、情欲主义、享乐主义、工具主义、读图文化、金钱至上，以及各类新型的精神牢笼。尼采是摧毁，我们是建设；尼采是燃烧，我们是照亮；尼采是悲剧的虚无，我们是正剧的存在。

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向现代性转变与创新的时代。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对人类此前一切认识成果进行全面质疑、企图用工具理性寻找除人之外还有一个“第三者”客观意志存在于对象与标准之中的时代。尼采的诗歌，如同一道狂飙突进的火焰，在深渊之上舞蹈，照亮死亡的峭壁，目的却是为了让我们回首时，能更深地爱上这片必须独自跋涉的大地。中国诗人或许无法也不必复刻他那酒神式的迷醉，但他那股以生命意志吞没死亡、在毁灭中感受和呼唤创造的无限激情，理应成为我们今天诗学原野上吹过的一阵劲风。在死亡的镜鉴下，我们今天的诗歌应当更加满怀激情地把“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起来，清醒地、有力地肯定生命本身，用积极向上、乐观创造、只争朝夕的进取精神，表现生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人生正剧。

作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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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文艺轻刊》总顾问，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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