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金陵城外。

湘军挖了两年的壕沟终于逼近城墙脚下。

士兵们扛着炸药,猫腰钻进坑道。

午时刚过,一声闷响从地底传来,城墙震动了一下——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

天京城墙终于裂开一道口子。

烟尘还没散尽,湘军已经涌了进去。

这场仗打了十一年。

咸丰元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兵。

这支从广西大山里走出来的队伍,两年后便攻占了南京,改名天京,建都立国。

清廷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在太平军面前一触即溃。

江南大营被击破,统帅向荣在败退中病死。

江北的大营也被打散。

朝廷能调动的经制之兵,几乎打光了。

《清史稿》记载,咸丰三年到咸丰六年,清军在长江沿线的正规军损失超过十万人。

太平天国极盛时据有江南大半,治下人口接近三千万。

东南财赋之地尽入太平军之手,朝廷的税银断了来源。

这时候有人想起了一个在湖南老家守孝的侍郎。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做过翰林院检讨、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咸丰二年,他母亲去世,他回籍丁忧。

太平军打到湖南,朝廷下诏命他在乡办团练。

他不想去,朋友劝他,地方官催他,他最后还是接了差事。

湘军就是这么来的。

起初不过几千人,饷银自己筹,兵器自己造,兵员从湖南乡下招募。

曾国藩定了一套规矩:营官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选士兵——层层选任,全军只认顶头上司。

这套做法跟八旗绿营完全不同,那些官兵吃皇粮,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湘军募兵不要市井游民,专挑山乡朴实农民。

曾国藩在《练勇刍言》里写,农民朴实耐劳,不习浮华,到了战场上才靠得住。

他还建了水师,在洞庭湖和长江上练水战。

当时清廷的正规军没有像样的水师,太平军的水营却能横行江面,湘军水师的建立弥补了这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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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湘军的仗打得并不顺利。

曾国藩亲自带兵,屡战屡败。

咸丰四年靖港一战,湘军水陆俱溃,曾国藩羞愤投水,被部下救起。

同年湖口再败,他差点又被俘。

有史料说曾国藩早期亲自指挥的战斗几乎没有胜绩。

他自己在奏折里也承认,湘军陆军“全不能战”。

可他没散。

败一次,收拢残兵,再练。

再败,再收,再练。

湘军真正成型,是在咸丰八年之后。

曾国藩守制期满复出,采纳了胡林翼等人的建议,确立了一个笨办法——“结硬寨,打呆仗”。

每到一个地方,先挖壕。

壕沟挖两道,内壕围城,外壕阻援。

壕深两丈,宽一丈,壕外再立栅栏,栅栏外再埋鹿角。

太平军骑兵冲击,冲不过壕沟;步兵冲锋,翻不过栅栏;想从侧面绕,外壕挡着。

湘军就守在工事后面,打枪,放炮,慢慢耗。

太平军擅长运动战,流动作战,快速穿插。

湘军这套打法正好克制——你跑得快,我不追;你攻我,我守着;你要走,我慢慢跟。

每前进一步,先挖一圈壕沟把自己围起来,然后再往前挖。

一年推进几十里,三年推进几百里。

曾国藩把这叫作“以拙制巧”。

安庆之战最能说明这种打法的效果。

咸丰十年,湘军围困安庆。

太平军名将陈玉成率部来援,前后投入数倍于湘军的兵力。

围攻持续了一年多。

安庆城墙高大,太平军守得也顽强。

但湘军的壕沟把城围得铁桶一般,援军冲不进来,城里粮食慢慢耗尽。

《曾国藩全集》收录的奏报记载,安庆保卫战中,陈玉成部阵亡万余人,湘军伤亡不过百余人。

这个战损比在当时不算罕见。

湘军打仗不追求速胜,追求的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消耗。

一场仗打几个月,甚至打一年,太平军的精锐就在这种漫长的围困中被一点点磨掉了。

天京之围更甚。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荃率湘军近两万人进抵天京城下。

忠王李秀成率十余万太平军反攻,湘军据壕固守四十五天,太平军始终无法突破。

此后两年,湘军在天京城外挖壕筑垒,把一座巨大的城市围得水泄不通。

城中粮尽,守军食草根树皮。

到同治三年六月,天京城内能作战的太平军只剩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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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破之后,湘军“杀掠三日”。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估计,湘军屠城杀了二三十万人。

曾国藩本人上奏朝廷,称城破三天之内杀死太平军十余万。

四十岁以下妇女“一人俱无”,幼童被“斫戮以为戏”。

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十一年间,湘军从几千人发展到十二万人。

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约三千五百万两,其中绝大部分靠自筹——厘金、劝捐、协饷。

这场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难以精确统计,有学者估算太平天国主要战区七省死亡人口超过七千万,也有研究认为江苏一省南部地区死亡人数即逾一千四百万。

天京克复。

太平天国覆灭。

朝廷的嘉奖诏书还没到,裁军的旨意已经在路上了。

把时间倒回去四年。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徽祁门。

湘军大营设在祁门县城。

曾国藩在中军帐里已经三天没合眼。

安庆的战事正紧,他每天要看十几份塘报,批几十件公文,还要操心粮饷——湘军全靠自己筹饷,每月光军费就二十多万两。

这天夜里,一匹快马闯进大营。

信使是京城来的,六百里加急。

曾国藩拆开火漆封缄,是咸丰皇帝的朱谕:英法联军已由北塘登陆,逼近京师,命曾国藩立即选派鲍超等将弁,带兵数千,星夜驰援京师。

曾国藩拿着这份朱谕,在中军帐里坐了很久。

鲍超是他手下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的“霆军”是湘军精锐。

如果派鲍超北上,安庆的围困就得暂停——太平军正在全力救援安庆,湘军一旦分兵,围了快一年的安庆就可能前功尽弃。

如果不派,那就是抗旨不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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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连夜召集幕僚商议。

胡林翼从湖北来了信,说英法联军不过是为了通商赔款,不是要推翻清朝;太平天国才是心腹大患,一旦放走,再想围住就难了。

大多数幕僚的意见一致:不能分兵。

但曾国藩也不能明着抗旨。

他给咸丰回了一道奏折,大意是:鲍超一介武夫,不熟悉京师地形,北上恐怕误事。

臣和胡林翼中,请皇上钦派一人进京——但臣正主持安庆围攻,胡林翼正督办湖北军务,无论谁走,前线都要停摆。

请皇上定夺。

这道奏折送出去,一来一回至少要半个月。

等朝廷的回音到了,仗早就打完了。

曾国藩算准了时间差。

八里桥之战在九月二十一日打响。

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约一万七千人,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迎战英法联军。

联军方面实际投入战场的约八千人,其中法军约六千人。

清军兵力是联军的三倍以上。

战斗从清晨打到午后。

僧格林沁的骑兵挥舞着马刀和长矛,手持落后的火绳枪,向联军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冲锋。

蒙古马队一度冲到联军指挥部附近。

但联军装备的是前装线膛步枪,射程远,精度高,还有后装线膛炮。

骑兵还没冲到阵前,已经倒下一片。

《伦敦公报》记载,此役英军阵亡两人、伤二十九人,法军阵亡三人、伤十八人。

联军伤亡合计五十二人。

清军阵亡者据估算约四五千人,伤者近万人。

也有说法称清军死伤超过三万人。

无论哪个数字,战损比都在一百比一以上。

北京城随即陷落。

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

就在北京陷落的同时,曾国藩在祁门收到了朝廷的第二道旨意:北援之事暂缓。

他不用再纠结了。

咸丰十年的北京之围,朝廷手里不是没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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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是当时清廷最能打的野战力量之一。

一年前在大沽口,僧格林沁刚刚指挥清军打了一场胜仗——第二次大沽之战,清军击退了英法舰队。

朝廷因此对蒙古骑兵有了信心,认为可以跟洋人一战。

结果八里桥一仗,蒙古骑兵打光了。

八旗和绿营更不用说。

太平天国一役,这些经制之兵已经被打残了。

咸丰十年时,朝廷能指望的只剩下湘军。

湘军有多少人?

十二万。

就算除去留守各地的部队,能调动的机动兵力也有几万人。

英法联军在北京城下有多少人?

真正投入八里桥战斗的不过八千人。

用十二万打八千,兵力对比十五比一。

但朝廷调不动湘军。

或者说,不想调。

曾国藩创建湘军以来,咸丰对他的猜忌就没断过。

咸丰四年,湘军攻克武昌,咸丰一度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但很快又收回成命。

原因是军机大臣进了一句话——满人皇帝让汉人带兵又兼管地方,恐生后患。

此后数年,曾国藩以侍郎衔带兵,没有督抚实权,用兵、用人、用饷处处受制。

他自己在书信里感叹“七年做客,仰食于人”。

咸丰七年,曾国藩借父亲去世之机弃军奔丧,向朝廷索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

朝廷不答应,他就真的在老家待了一年多。

直到咸丰八年,太平军势头再起,朝廷才重新起用他。

这种君臣之间的不信任是结构性的。

满洲贵族入关以来,“不轻以汉人司兵柄”是基本国策。

湘军是汉人自募自练的私兵,曾国藩一介在籍侍郎,手里握着十二万人的武装,朝廷怎么可能不防?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下旨命曾国藩北援。

这道旨意到底是真心求救还是试探,史学界至今有争议。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曾国藩拖延了,朝廷也没有追究。

北京陷落后,北援之事不了了之。

曾国藩集中兵力攻下了安庆。

城内太平军一万多人全部被杀。

太平天国的西线大门被关上,天京成为孤城。

天京城破之后十七天,曾国藩上了一道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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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籌善後事宜摺》。

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恢复江南各省科举考试;二是请求裁撤湘军。

这道奏折让慈禧太后松了一口气。

她立刻批准。

裁军的速度很快。

曾国荃所部五万人全部裁撤。

左宗棠的六万人裁了四万。

其他各部也大规模遣散。

十二万湘军,除了少数留守部队,大部分在几个月内解甲归田。

曾国藩在奏折里说,欠饷太多,后患无穷,早就想大加裁撤。

这当然是真的——湘军长期欠饷,士兵滋扰地方的事时有发生。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

一个汉人手握十二万私兵,太平天国已经灭了,这支军队存在的理由已经消失。

不裁,朝廷睡不着觉。

朝廷的动作更快。

天京克复后不久,裁撤湘军的旨意就下来了。

慈禧对湘军集团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裁曾国荃嫡系,扶持左宗棠、李鸿章等部。

湘淮之间的裂痕就此埋下。

讽刺在这里:朝廷能用十二万湘军打十年内战,用人命填平了天京的壕沟,却不敢用这支军队去对付八千个洋人。

八里桥之战,联军伤亡五十二人。

天京之役,湘军伤亡据曾国藩奏报超过三万人。

打太平军,死了三万人,打了两年,拿下来了。

打洋人,八千联军,伤亡五十几个人,北京陷落了。

装备的差距当然存在。

英法联军用的是线膛步枪和后装线膛炮。

湘军打太平军主要靠的是壕沟战术和兵力优势,火器并不比太平军先进多少。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装备。

朝廷不愿意让湘军北上,有政治上的忌惮。

湘军不愿北上,有自己的盘算。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里写过,洋人不过求通商赔款,太平军是要推翻朝廷——两者轻重不同。

这话说得直白:外患可以谈,内患必须剿。

洋人要的是钱和通商,太平军要的是命。

这就是大清的逻辑。

太平军是心腹之患,洋人是皮肤之疾。

心腹之患要倾全国之力去剿,皮肤之疾可以割地赔款了事。

咸丰十年《北京条约》,赔款增至一千六百万两,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

钱能解决的事,就不算事。

可这逻辑经不起推敲。

八里桥一战,八千联军打垮了三万清军。

如果当时湘军北上,能不能打赢?

没有人知道。

但朝廷连试都不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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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七月,金陵。

湘军攻破天京后第十二天,曾国藩从安庆来到金陵城外。

他站在城墙上往下看——街巷里还在冒烟,尸体还没有收完。

他弟弟曾国荃的部队在城里抢了三天。

曾国藩在奏折里写“克复金陵,歼尽全股悍贼”。

奏折送到北京,朝廷下旨嘉奖。

十几天后,裁军的命令到了。

十二万湘军开始遣散。

士兵们领了最后一点欠饷,背着破烂的行李,沿着来时的路走回湖南老家。

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咸丰初年就离了家,打了十几年仗,回去的时候,村子可能已经空了——太平天国战争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人口损失超过一半。

曾国藩在天京之战后不久回到安庆大营。

他的幕僚在日记里写,曾大帅看起来老了很多。

他这一年五十三岁。

这座城,他打了十一年才拿下来。

为了攻下它,他筹了三千五百万两银子,死了几万湘军,杀了不知道多少太平军和百姓。

城破的时候,整座城市几乎成了废墟。

而现在,拿下这座城的军队正在解散。

八里桥那边,英法联军早就撤了。

圆明园烧了,《北京条约》签了,咸丰皇帝死在热河了。

洋人拿了钱走了。

北京城还在。

朝廷还在。

只是蒙古骑兵没了。

湘军也没了。

只有金陵城墙上的裂缝还在——那是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午时,炸药从地底闷响之后,裂开的。

那条裂缝一直没被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