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残疾，政治上超雄|元军|张士诚|朱元璋|红巾军|陈友谅|韩林儿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二月。

在安徽砀山夹河岸边，元末起义军领袖，北路红巾军的实际控制人刘福通，把一个叫做韩林儿的人推上了皇帝宝座，韩宋政权由此建立。

引人注意的是，这场登基大典，非常之仓促，朝廷该有仪仗几乎没有，皇宫也是临时拆了一些旧房子搭起来的。

大殿前只简单插了两面大旗，上书：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这也是韩林儿喊出的口号，看得出他志气不小，但是很显然，真正说了算的，是站在韩林儿身边的刘福通。

这一幕场景，精准的预言了韩林儿的一生，他永远无法成为故事的主角，而只能成为一面旗帜。

韩林儿能当上皇帝，跟他父亲韩山童有很大关系。

韩家在元代，世代搞白莲教，而白莲教在元末的下层社会流传非常广，白莲教有一套弥勒降世，明王出世的观念，具体内容作者就不解释了，但可以大致理解为，白莲教是在告诉受苦受难的百姓，元朝要灭亡了，一个新的世界就要来临，新世界来临的时候，会有白莲教供奉的明王降临，你们只要信白莲教，就可以得到明王的庇佑。

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宗教色彩很强的社会动员手段，但又不止社会动员，不是光喊口号和单纯的灌输信念，因为古往今来这些如白莲教一样的民间结社，它们往往还管饭。

有饭吃，就能活下去。

宗教就涉及到经典，但有几个老百姓能听懂讲经呢？可有一件事情是实打实的，你加入了这个白莲教，谁家揭不开锅了，大家就凑一凑，匀一碗米出来，婚丧嫁娶，但凡需要帮助，教众都会出手，哪怕你是出门逃荒，沿途的白莲教据点也会管你一碗饭。

元末官府腐败，矛盾尖锐，天灾人祸不断，老百姓已经被逼到了极限，韩山童在这种背景下传教多年，在河南，江淮一带积攒下了大量的信众，到至正十一年，因为黄河决口，元朝廷大量征发民夫修黄河，日夜劳累，苦不堪言，韩山童和好友刘福通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打响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第一枪。

不过糟糕的是，起义之后，韩山童就意外牺牲了。

韩山童是白莲教的领袖，更是起义军的精神象征，刘福通就是靠着韩山童才把老百姓凝结在一起的，所以韩山童虽然死了，但不能缺少一个韩山童式的人物，于是，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推了出来，做了韩宋政权的皇帝，而且还是开国皇帝。

当然了，所谓皇帝，只是名义上的，在政坛上，在权力格局中，有没有实权不在于有没有头衔，而在于谁能调动资源，谁能决定人事，谁能控制军队。

而这些，韩林儿都没有。

其实韩宋政权的生态最开始还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实际保证政权运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文官系统的杜遵道，他掌握大量行政权力，内政工作都由他在负责，一个是军事集团的刘福通，他掌握兵权，决策国家战略，两个人相互制约，完全可以给到韩林儿自己发展皇权和个人成长的时间。

但刘福通和杜遵道素来不睦，后来刘福通就把杜遵道给杀掉了，他军权政权一把抓，韩林儿没有任何的发挥空间了，只能老老实实的当吉祥物。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坐在龙椅上点头，盖章，签字，出席一些仪式，我们看《明史》的评价很贴切：

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

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有名无实的角色中时，人的主体性和判断力都会逐渐萎靡，韩林儿没有任何的政治，军事方面的经验，他当皇帝之前唯一的社会身份就是盗匪，他偷过东西，突然之间却好像中彩票了一样就当了皇帝，他本人还没有志向，对权力斗争不感兴趣，他自己就没有当一个领袖的心，而只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沉默，越来越顺从的符号。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韩宋政权的皇帝都是傀儡，那为什么这个政权还能持续十二年之久？

答案是，韩宋政权的关键不在于韩，而在于宋，不在于韩林儿这个人，而在于韩林儿背后所承载的宋这个符号。

韩山童起义时，宣称自己是北宋末代徽宗赵佶的后代，至于为什么徽宗姓赵而韩山童姓韩，那你别管，因为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这就导致当时的老百姓对于恢复宋朝的统治有天然的亲近感，韩林儿更是被刘福通美化为是徽宗的八世孙，这个身份一旦营造出来，就成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刘福通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就是需要韩山童的儿子来做这个皇帝，因为政权的运转需要打出复宋的口号带来的感召力，至于韩林儿本人有无能力，对刘福通来说也不重要。

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个历史上少见的情况，那是在一个政权的皇帝长时间处于傀儡状态时，该政权的发展反而越来越好。

韩宋政权最鼎盛时，三路大军北伐，东路打到离元大都北京只有一百二十里的柳林，吓的元朝廷差点迁都，西路军打到陕西，中路军也到了内蒙古，当时红巾军可说是“所在兴兵，势相连结”，占据了中原的广大地区。

汉时扬雄有云：羊质而虎皮，见豺而恐。

如果一只羊披着老虎的皮，看起来很强大，但它一旦见到了狼，仍旧不免瑟瑟发抖。

韩宋政权就处于这种状态，外表强盛的光鲜之下，其实内在问题非常之多，还非常之严重。

首先，韩宋政权的权力结构是严重失衡的，在朝廷里，刘福通大权独揽，但刘福通的管理能力也非常一般。

《元书》卷一百一：诸将以在外者，率不遵约束...

您看，韩宋政权麾下的各路红巾军，他们各自为战，根本不听从刘福通的统一调度，所以虽然他们前期建功，后来还是被元军逐个击破了。

第二，口号无法代替实际上的治理，复宋能招揽到人，但却未必能留住人，作者观元末乱世诸多起义军，除了张士诚和朱元璋的军队大部分是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之外，剩下的纪律性都很差，古代的农民起义当然是当时历史节点中最先进的因素，他们的行为也是正义的，但他们却未必每一个人都在做正义的事情。

起义军所到之处，抢夺财物，骚扰妇女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甚至还有吃人的情况出现，诚然，其中诸多起义者参与反抗一个封建且腐朽的王朝，这在宏观上是正义的，但在微观上，他们烧杀抢掠而因此被伤害的，也是和他们一样的穷苦百姓。

所以，如果把红巾军塑造成完美的正义之师，这是违反事实的，尤其韩宋政权，因为纪律太差，对普通民众的冲击力太大，他们建立不起坚实的群众基础，民心尽失，失败已是注定。

最后，外部的压力也在持续增强。

我们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总是会不自觉的把目光放在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角逐天下上，但其实我们忽略了，这场战争的另外一个主角，其实是元军。

这个曾经纵横欧亚大陆而天下无敌的军队尽管经过了接近一个世纪的腐化堕落，但他们的战斗力和韧性仍旧不可小觑，他们在这段历史中并非只扮演了一个软弱无力的等着谁来收走天下的角色，元朝廷后期调整了战略方向，重用地方武装，一时间涌现出了如察罕帖木儿这样的名将，反扑凶猛，公元1359年，元军直接就攻破了韩宋的都城汴梁，刘福通无力抵挡，只能携带韩林儿逃到了安丰，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淮南市寿县。

从这之后，韩宋政权失去了历史给它的唯一机会，只能困守一隅，坐等灭亡。

而且还等不了太久，因为张士诚随后就开始攻打安丰。

同为起义军，何必自相残杀，而且韩林儿毕竟还顶着一个皇帝的头衔，张士诚名义上也是韩林儿的臣属，你张士诚攻打韩林儿，这不等于是造反么？

一来张士诚他不在乎背上这种恶名，如果他爱惜羽毛，他就不会动辄投降元朝，反复无常，一会降元，一会又反元，二来安丰对于张士诚来说是很重要的，从地理上看，安丰在淮河的中游，是江淮之间的战略要地，张士诚当时占据平江，也就是苏州，他的势力范围在长江下游，如果他能把安丰拿下来，那就等于是打通了北上淮北的通道，能把地盘从江南一直扩大到淮河去。

三来咱们也不能不拿豆包当干粮，张士诚毕竟也是一方枭雄，他和朱元璋一样，都想到了效仿曹操和朱温，挟持天子以令诸侯，韩林儿是法统所在，控制韩林儿，就能把自己的势力合法化。

只不过，朱元璋动作更快，他抢在张士诚之前，就把韩林儿给救走了。

其实救援韩林儿的动作，朱元璋集团内部是存在反对意见的，朱的谋士刘基就曾说：

《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

你把韩林儿救出来，他三天一小令，五天一大令，他是皇帝，他今天让你干这个，明天让你干那个，你听是不听？你怎么安置他？

历史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老师，它总是不厌其烦的教给我们相同的道理，三国时期袁绍坐视汉献帝落入曹操之手的例子朱元璋不会不懂，他力排众议，把韩林儿控制在了自己手里，这个举动很快让朱元璋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他的政权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合法性质，他可以像当年刘福通那样利用韩林儿发号施令，笼络人心，拉拢那些还认可复宋口号的人，顺便利用韩林儿把敌对势力定义为反贼。

至于刘基所说的难以安置的问题，那对朱元璋来说很简单：

《明兴野记》卷上：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奉之甚厚。

朱元璋把韩林儿救出来之后，没有把他放在自己的核心城市南京，而是安置到了滁州，给他盖宫殿让他住，给他配人伺候他，表面上很恭敬，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了。

此后三年，利用韩林儿的影响力，朱元璋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他先后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统一江南，天下初定，那这个时候，韩林儿的价值已经没有了，被榨干了，他如同献帝，昭宗一样不被需要了，所以韩林儿“死”了。

公元1366年，朱元璋派了一个叫做廖永忠的将领去滁州接韩林儿来南京，表面上的姿态是要把韩林儿弄到南京来，扶持韩林儿称帝，但韩林儿走水路，船到瓜步江就沉没了，韩林儿溺水而亡。

关于这起事件，有不同记载。

《庚申外史》：小明王与刘太保至瓜州渡，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

从这个史料上看，这完全是一场因突遭恶劣天气而导致的意外事件，是天灾，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史料存在硬伤，刘太保就是刘福通，史料说韩林儿和刘福通是一起乘船来，一起出意外死掉的，而实际上刘福通在三年前张士诚攻打安丰前后就已经被杀，这一点在《明实录》和《明史》中都有记载，既然刘福通已死，怎么可能在三年后和韩林儿同坐一条船呢？纯属张冠李戴。

《明史》卷一百二十二：或曰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云。

这里边这个或曰非常有意思，因为正史对于帝王做过的不太光彩的事情，要么不写，要么就春秋笔法，用委婉的方式来提示，一个或曰，等于是把话说了一半，有人说是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接韩林儿，结果船翻了，至于是不是朱元璋授意廖永忠制造的意外事故，那你自己琢磨。

朱元璋说这不行啊，这脏水不能往我头上泼啊，所以朱元璋在《明史》廖永忠传中自己还进行了解释：

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微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

这个廖永忠，在我攻打陈友谅的时候，舍生忘死，英勇杀敌，可以说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但是他揣摩我的心思，擅自把韩林儿杀害了，目的就是为了博取我的好感，这是不对的，所以本来他能封公爵，但现在只能封侯爵了。

朱元璋的辩解看起来很合乎情理，但实际也很矛盾，公侯伯子男，侯爵地位也不低啊，朱元璋开国之后，一共就封了六个公爵，李善长，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这六个人都是什么功绩？

徐达是北伐主帅，开国第一将领，常遇春紧随其后，只不过英年早逝，由儿子袭爵位，李文忠是朱的外甥，这是自己人，冯胜和邓愈也都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李善长就更不用说了，文臣之首，朱元璋集团的灵魂人物，甚至可以说是朱元璋的张良。

而廖永忠，主要的功绩就是鄱阳湖之战中表现很英勇，但他从来没有独立指挥过大规模战役，也没有北伐的经历，没有独当一面的战功，他职业生涯的最高点，是平定两广，但那是明朝开国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