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祐元年十一月的江南,冷得格外早。

常州城墙上,守军正用竹木和泥土填补被炮火轰开的缺口——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城墙,将近四百年没有大修过了。

城外,元军统帅伯颜的大帐里,降卒被驱赶着运土垒台,土石不够时,连人一起填入垒中。

城上城下,没有人说话,只有斧凿声、脚步声和偶尔的呻吟。

这座城叫常州。

城外是元朝丞相伯颜率领的二十万大军。

城里的守军,连同僧兵和民兵在内,不过两万余人。

悬殊的数字面前,伯颜派人进城劝降,“譬谕百端”。

守城的人没有回答。

伯颜大怒,下令攻城。

这是1275年的冬天。

一座城墙破旧到被敌人称为“纸城”的江南小城,即将以血肉之躯,写下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而这座城市骨子里的“硬气”,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德祐元年正月初,元军沿长江东下,常州知州赵汝鉴弃城而逃。

城陷的消息传出,宜兴人姚訔坐不住了。

他是咸淳元年的进士,做过福建泉州的司理。

此时他正在宜兴为母守丧。

同他一起守丧的,还有无锡人陈炤。

两个人相对而坐,说了一句话:城不可以不收复。

他们联络了江阴的张世杰。

五月,张世杰派都统刘师勇率军攻入常州。

城,夺回来了。

南宋朝廷下诏,命姚訔为常州知州,陈炤为通判。

副都统王安节率七千淮兵入城协防。

晋陵人胡应炎召集了三千壮勇。

护国寺的万安、莫谦之两位长老,带着五百僧人举起了“降魔”大旗。

五百僧人说:“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

这几乎是常州能集结的全部力量。

八月,元军再次兵临城下。

这一次,领军的是伯颜本人。

伯颜看着常州的城墙笑了——低矮、残破,到处都是豁口。

他称它为“纸城”。

但他很快笑不出来了。

城是纸做的,守城的人却是铁打的。

元军用回回炮昼夜轰击。

城墙塌了,守军就用树枝和泥土堵上。

粮食吃光了,就杀马充饥。

伯颜派人劝降,姚訔不听。

伯颜再派人,还是不听。

伯颜一怒之下,命降将王良臣驱赶城外居民运土筑垒,与城墙齐平,上置火炮。

土石不够,就把人也填进去。

攻城持续了数月。

常州像一个被围困的孤岛,外无援兵,内无粮草。

朝廷不是没有派过援军。

文天祥驻守平江时,曾给路过此地的援将张全补充了三千广军和五千赣军。

赣军是文天祥在江西招募的百姓,有人嘲笑他们是“乌合之众”,文天祥称他们为“郡中豪杰”。

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在常州城东五里遭遇元军阻击。

广军将领朱华、赣军将领尹玉、麻士龙拼死血战,而张全的两千官军“提军隔岸、不发一矢”。

尹玉率五百残兵夜战,亲手杀敌六七十人,最终力尽被杀,部下无一投降,仅四人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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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常州最后一次见到朝廷的援军。

从此,他们只能靠自己。

十月底,元军攻破常州。

巷战从清晨打到黄昏。

王安节臂负重伤,仍在挥舞长刀,最终被俘。

元军劝他投降,他不肯,被杀。

姚訔退入府衙,在四面合围之际纵火自焚。

陈炤战死。

刘师勇率残部突围,奔往平江,后忧愤而死。

护国寺的五百僧兵,无一生还。

城破之时,几乎无一人投降。

元军入城后,伯颜下令屠城。

常州军民“被杀几尽”。

1275年年底,常州城的一处桥墩下,爬出来七个人。

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他们是这座城最后的幸存者。

后来,这七个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名叫“十八家村”。

今天常州有一条小巷,叫“古村”,就是当年的遗址。

伯颜离开常州时,回头看了一眼这座残破的城池。

他说了一句话,被记入了史册——“纸城铁人”。

后来,文天祥被俘北上的途中经过常州。

他写了一首诗,悼念那些死去的军民。

诗里说,常州是“忠义城”。

再后来,明代在常州建了忠义祠,祭祀殉难的军民。

这座祠的规格,与杭州的岳飞庙相同。

常州人没有忘记那七个人。

也没有忘记那座“纸城”和那些“铁人”。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常州的“硬气”,远远不止这些。

从常州城区向西北走五十多里,有一个小镇,叫万绥。

今天的万绥看起来和江南任何一个普通村镇没什么两样——白墙黑瓦,木格花窗,一条五百多米长的古街还在,两侧的民居延续着明清的风格。

但翻开史书,你会看到另一个名字。

万绥最早叫阜通。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五胡入中原,北方士族纷纷南渡。

汉朝相国萧何的第二十代孙、淮阴令萧整,带领族人从山东兰陵一路南迁。

他们渡过长江,在武进故城以东落脚,这里后来被称为“东城里”。

为了保持北方士族的身份,萧整把这里改名为“南兰陵”。

萧氏家族在这里繁衍生息。

一百多年后,这个家族走出了两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和萧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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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9年,萧道成建立齐朝。

公元502年,萧衍建立梁朝。

齐、梁两朝,前后七十八年,共出了十五位帝王。

萧衍把祖宅所在的街巷命名为“万岁里”。

渐渐地,整个镇子被人叫做“万岁镇”。

一个镇子,走出十五位皇帝。

这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

但“万岁”两个字,在帝王眼里是忌讳。

传说唐太宗李世民统一天下后,听说了常州西北有个叫“万岁”的小镇,居然连出两朝皇帝。

他担心这里再出真龙天子,威胁到大唐的江山。

于是下了一道旨意:把“万岁镇”改成同音的“万绥镇”。

“绥”是什么意思?

绥靖,镇压。

改个名字还不够。

贞观五年,唐太宗又下令在镇上建了一座东岳庙。

这座庙的格局很特别——大殿是正方形的。

有人说,这就像盖上了一颗玉玺大印,泰山压顶一般,镇住这里的帝王之气。

今天你去万绥,还能看到这座东岳庙。

占地两千八百多平方米,由门厅、子孙堂、大殿等组成。

大殿依然是正方形的,在全国的庙宇中极为罕见。

万绥的名字在历史上几经变更。

北宋时曾恢复“万岁镇”的称呼。

明代朱元璋听说这里王气冲天,又令道士做法破坏风水,废“万岁镇”复名“阜通镇”。

清朝时,因为这里是浦河与孟河交汇的渡口,万船云集,又是税源重镇,一度被叫作“万税镇”。

太平天国时期战乱不休,乡民思安,又把“万税”改回了“万绥”。

名字换了一个又一个,但万绥始终是那个万绥。

史学家公认这里是“齐梁故里”。

《武进县志》记载:“万绥乡,这里是南朝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故宅所在,因名万岁镇,绥与岁谐音,后遂名万绥。”

一个镇子走出十五位帝王,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传奇。

但常州人没有把这份“帝王气”变成骄纵和奢华。

相反,他们把这种气运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

北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

这一年,宋徽宗集天下贡士于殿前,全国取进士三百名。

放榜那天,一份统计送到了御前——常州府,五十三人。

三百人里,常州占了五十三人。

超过六分之一。

朝野震惊,全国轰动。

宋徽宗亲自下了一道褒诏,写了两个字:“进贤”。

常州郡守和府学教官各晋升一级。

为了纪念这件事,郡守徐申在常州状元桥南建了一座“进贤坊”,旁边又建了一座“荣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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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贤”两个字被刻成匾额,挂在常州文庙之中。

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荣耀。

常州人读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自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的一千三百多年间,常州府共出了十五名状元、十三名榜眼、十七名探花、一千九百四十七名进士。

南宋大诗人陆游评价常州:“儒风蔚然,为东南冠。”

清代大才子龚自珍说得更直白:“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

一个江南小城,何以如此?

有人说是地理。

常州地处江南腹地,长江在侧,太湖在畔,水运通达,漕运枢纽。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积累。

有人说是家风。

常州的大户人家,庄氏、恽氏、赵氏、张氏、吕氏……世代读书,父子同科、兄弟同榜,是常有的事。

但还有一种说法,藏在常州人的骨子里。

常州人的性格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

不畏惧,不逢迎。

遇事不躲,吃苦能扛。

明代高攀龙说过一句话:“天下有事,毗陵人必有。”

毗陵是常州的古称。

意思是说,天下出了大事,一定少不了常州人。

崇文,是常州的一面。

刚正,是常州另一面。

这两面在常州人身上并不矛盾。

读书人也可以提刀上城头——姚訔是进士,陈炤是进士。

五百僧人可以放下木鱼拿起兵器——“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

文天祥招募的赣军是“乌合之众”,但打起仗来无一投降。

常州人把书读到了极致,把硬气也撑到了极致。

但如果你以为常州只有“硬”,那就错了。

常州铁市巷,一条几百年来经营铁器的古巷。

巷子里有个女孩,叫金启生。

她出生在1897年。

父亲金荫槐是个医生,以行医济世。

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从小没有母亲的孩子,比别人更懂得失去的滋味。

金启生在心里暗暗立了一个誓:将来要为失去母爱的孩子做点事。

1923年,金启生从暨南大学法学系毕业。

同年,她应南洋华侨之邀,前往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学校教书。

也就是在这一年,常州有一群人正在做一件事。

常州的有识之士冯晓青和伍琢初集资,在古运河新坊桥堍的灵官庙旧址创办了一所“私立常州贫儿院”。

说是贫儿院,其实就是收留流浪儿童的地方。

三十多间庙房修整一下,空地上再盖一栋楼,就是全部的家当。

冯晓青捐了三千银元,伍琢初捐了两千五百银元。

但这点钱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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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乱兵在常州抢劫。

贫儿院的筹款更加困难。

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

远在印尼的金启生听说了这件事。

她给冯晓青写了一封信,说:“冯公是大善人,是可以信任的好人。

我愿意为贫儿院募款。”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辞去印尼华侨学校的高薪教职。

不取分文报酬。

不谈个人婚事。

数年间,她奔走于南洋各岛,向华侨募捐。

南洋的岛屿一个接一个,金启生的脚步没有停过。

她“无矜色,无饰言”——从不自夸,也不说漂亮话。

募到的每一分钱都汇回常州,自己回家探亲的费用全部自费,不动用贫儿院一分钱。

几年下来,她共募得侨胞捐助法币八万余元,有人说超过了十万。

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在太湖马迹山的数百亩农田也捐给了贫儿院。

有了这笔钱,贫儿院办起来了。

设小学部和职业部,实施七年义务教育。

1928年又增设女子部,女生学习织布、缝纫和刺绣。

到1935年,贫儿增至一千多人,贫儿院在常州开了四座分院。

但金启生看不到了。

长年的奔波劳累,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930年,她病倒了。

同年7月,金启生逝世,年仅三十三岁。

庄蕴宽——民国审计院院长——亲自为她写了《金启生女士小传》。

时任江苏省主席钮永建闻讯,极为赞扬。

1931年,常州社会各界在贫儿院的天井里立起一座石质纪念塔。

塔身是四方四棱的金山石,上刻八个描金大字:“金启生女士纪念塔”。

基座南面是她的半身浮雕肖像,北面刻着庄蕴宽撰写的碑文。

碑文里有一句话:“失我擎柱——金启生女士小传”。

后来,人们又在塔前建了一座楼,取名“启南楼”。

1953年,常州市第一中学迁到贫儿院旧址,纪念塔被妥善迁移保护。

今天你走进常州一中,还能看到那座塔。

金启生不是武将,没有守过城。

她没有面对过伯颜的大军,也没有在城破之时纵火自焚。

但她做了另一件事——用一己之力,托起了一千多个孩子的未来。

辞去高薪,不谈婚事,奔走南洋,直至病逝。

这不是“硬”,这是“仁”。

而“仁”,是“硬”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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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这地方,有点意思。

它出过十五个皇帝,却没有变成骄奢之地。

它一科出了五十三个进士,却没有变成迂腐之乡。

它的城墙被敌人叫做“纸城”,守城的人却被叫做“铁人”。

它的女儿远渡重洋,为了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累死在异乡。

明代高攀龙说:“天下有事,毗陵人必有。”

北宋大观三年那一科,全国三百名进士,常州占了五十三人。

1275年年底,常州城桥墩下爬出来七个人。

1930年,一个三十三岁的女子倒在南洋。

这些数字和名字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

那条线从萧整南迁开始,经过萧道成、萧衍的十五代帝王,经过姚訔、陈炤、王安节、刘师勇的半年死守,经过大观三年状元桥边的进贤坊,经过万绥镇那座正方形的大殿,一直延伸到铁市巷、灵官庙和金启生纪念塔。

那条线是什么?

有人叫它“硬气”。

遇事不躲,吃苦能扛。

面对二十万大军不降,面对高薪厚禄不留,面对家国危难不退。

但“硬气”两个字,只说出了一半。

另一半是“仁”。

常州人的“刚”里,带着“仁”。

你可以说这是江南的细腻,也可以说是北方的骨气,更准确地说——这是常州人自己的活法。

他们读书,但不迂腐。

他们刚烈,但不残忍。

他们能扛事,也能爱人。

1275年的冬天,伯颜看着常州的废墟说“纸城铁人”。

他没有说出来的那半句,常州人自己补上了。

铁是硬的。

但铁也能锻造成桥,铺成路,托起一代又一代人。

今天你走在常州,还能看到古村的巷子。

还能看到万绥的东岳庙。

还能看到常州一中校园里的金启生纪念塔。

如果你停下来仔细听,也许能听到七百多年前的声音——斧凿声、脚步声、诵经声、读书声。

那声音穿过层层叠叠的时光,汇成一句话。

那句话,常州人已经说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