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旧酥油桶与新生活：雪域高原上的百年家史|扎西德勒|清晨|糌粑|酥油桶|酥油茶|雪域高原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旧酥油桶

我家柜子最上层，放着一个旧酥油桶。它不是现在常见的不锈钢壶，而是木头做的，外面被烟火熏得发暗，边缘有几道细细的裂纹。阿妈（母亲）每次擦柜子，都不让我把它拿下来玩。她说，那是外祖母格桑年轻时用过的东西，里面盛过酥油，也盛过一家人从苦日子走到好日子的记忆。

酥油桶

小时候我不懂，一只旧桶有什么可珍惜。后来上了大学，我才第一次认真听阿妈断断续续讲起我们家的来处。很多名字已经模糊，很多年份也记不清了。高原上的人说往事，常常不按时间，而是按一场雪、一条路、一盏酥油灯来说。

我的家族世代生活在西藏。祖辈里，有人曾是旧社会里没有自由的农奴，有人成了道班工人，守着高原公路；父辈在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靠工资和双手养家；到我这一代，能坐在大学教室里读书，写下这些故事。这样的变化，在历史书里叫时代变迁，在我家里，就是一碗越来越热的酥油茶、一盏越来越亮的灯、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我觉得，写家史不是为了说自己家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家一直都是普通人，祖辈没有显赫身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他们只是活着、劳动、养孩子，在每一个年代里尽力把日子往前推。可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命运，连在一起，才让我明白，西藏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的新时代，不只是课本上的章节，也是我家饭桌边、火炉旁、旧照片里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没有名字的人

阿妈讲到最早的祖辈时，声音总会低下来。我的外高祖父母连名字都没有完整留下，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那个年代识字的人太少，普通农奴和穷苦人家的姓名，很容易像风吹过山口一样散掉。家里的老人只记得，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靠给别人做苦力谋生，搬石头、背粮食、修土墙，日子没有保障，也没有多少选择。

我的外曾祖母旦增措姆出生在1931年。她八岁起就在旧西藏噶厦政府所属的差役和农奴制度下受役使。阿妈说，老人晚年不太愿意细讲那些苦，只偶尔说：“那时候人像牦牛一样，被人牵着走。”她没有自己的土地，也不能自由决定去哪里。冬天冷，衣服薄，脚上的藏靴破了也舍不得补，能吃上一碗热糌粑，已经算一天里最好的时候。

我的外太姥爷扎西才仁出生在1929年。他年轻时也做过农奴，给别人干活，能不能吃饱常常看天、看主人的脸色。他们那一代人最怕欠债，怕差役，怕家里有人病倒。可即使在那样的日子里，老人们还是守着自己的信仰。清晨，他们会面向雪山合掌，嘴里念着六字真言；家里若有一点酥油，也要在小小的酥油灯里添上一点，祈求一家人平安。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家乡时，老人们并不一下子懂得这意味着什么。真正让他们命运改变的，是1959年民主改革。阿妈说，外曾祖母后来提起那一年，会反复说一句话：“人终于是自己的了。”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后，祖辈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抬起头说话，可以参加村里的会议，可以有自己的劳动所得。

民主改革后，村里分到土地和牲畜的人家，像过藏历新年一样高兴。外太姥爷扎西才仁在党和政府安置下进了房建队，成了正式劳动者。他不会讲大道理，只知道每天按时出工，学着砌墙、搬木料、和泥。他说，过去给人干活，心里是空的；后来给国家建设、给自己家过日子干活，哪怕累，心里也踏实。

外曾祖母旦增措姆第一次参加村里选举时，穿上了新编造的曲巴（藏袍）。她不识字，工作人员耐心给她讲，告诉她妇女也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她后来把这件事说了很多年，说自己那天手心全是汗，但心里很热。对今天的我来说，投票、上学、看病都是平常事，可对她来说，那是一个人从被安排命运，到开始拥有尊严的时刻。

我的另一支祖辈与高原公路有关。母亲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洛桑边巴，出生于1947年。他的父辈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边疆建设，成为道班工人。所谓道班，就是守着一段路，修补塌方，清理碎石，冬天铲雪，夏天防水毁。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建成后，许多普通藏族工人就在路边扎下根，把一生交给了高原的风雪。

洛桑边巴从小看着父辈在路上劳作，长大后也接过了道班的活。那时条件很苦，住的是简陋的土房或帐篷，烧的是牛粪火，吃的是糌粑、土豆和咸茶。遇到暴雪封路，工人们要顶着风把积雪一点点铲开。车灯从远处亮起来时，他们就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阿妈说，外曾祖父常讲：“路通了，盐巴、茶叶、布匹进得来，孩子也能走出去。”

人民公社时期，祖辈们参加集体劳动。农区种青稞、豌豆和油菜，牧区放牦牛、绵羊，大家一起出工、一起记工分。妇女们背着背篓去拾牛粪，男人们修水渠、筑土路，孩子们放学后也帮着割草、捡柴。那时物资不富裕，但村里办起了小学，合作医疗也慢慢有了。老人们说，最让他们高兴的不是分到多少东西，而是孩子有机会识字。

祖辈的生活里，信仰从未离开。藏历新年前，家里会打扫房屋，炸卡塞（油炸面食），煮古突（除夕面疙瘩），摆上切玛盒，里面装青稞和酥油花，祝福来年丰收。大年初一清晨，家人互道“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向老人献哈达。村里有人转山、朝佛、煨桑，把桑（柏枝烟）献给天地山川。祖辈告诉后人，要敬畏自然，也要珍惜劳动；要心中有佛，也要相信日子靠双手创造。

切玛盒

路灯亮起来的时候

我的外祖母格桑出生于1952年7月。她的童年赶上新旧时代交替后的艰苦岁月。她没读过多少书，很小就跟着大人外出做民工，背土、搬石、修房子。她个子不高，手却很有劲。阿妈说，外祖母年轻时把曲巴袖子往腰上一束，就能干一整天活，晚上回家还要给一家人烧茶、揉糌粑。

外祖母常说，她小时候最羡慕背书包的孩子。村小的教室不大，木桌子旧旧的，墙上贴着汉字和藏文字母。她有时路过，会在窗外听老师教孩子读书。可家里需要劳力，她只能把这份羡慕藏在心里。后来她为了不让儿女也有这样的遗憾，再苦也要让孩子们上学。小时候我天真地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并觉得非常的羡慕，她只笑着说：“我们那时没机会，你们不能再没有。”

我的母亲边巴卓玛出生于1982年9月，成长在拉萨。那时的拉萨已经是城市了，有学校、单位、街道和来来往往的人，但普通人家的日子并不宽裕。阿妈小时候住的房子不大，家里东西也简单，窗台上常放着暖水瓶和搪瓷杯，早晨外祖母煮好酥油茶，茶香一散开，一家人就围在桌边吃糌粑。拉萨的清晨有寺院传来的诵经声，也有街巷里自行车铃声和小商贩的吆喝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阿妈记忆里的童年。

阿妈从小在拉萨上学。她的学校里既学藏语，也学汉语。她说，小时候写藏文字母觉得亲切，写汉字却总要慢一些，横竖撇捺像一根根要扶正的木条。老师很耐心，一遍遍教他们读课文、写作业。那时候家里虽然不富裕，但长辈都明白读书的重要。外祖母自己年轻时吃过没有文化的苦，所以常对阿妈说：“能读书就好好读，书读进心里，别人拿不走。”

拉萨的童年不在田地和牧场里，却也有自己的忙碌。放学后，阿妈会帮家里买菜、提水、照看弟妹，节日里帮大人擦桌子、摆切玛盒。藏历新年前，家里要炸卡塞、煮古突，屋里热气腾腾。初一早晨，大家换上干净的藏装，给老人敬哈达，说“扎西德勒”。有时亲戚会带她去八廓街转经，转经筒一排排响着，老人们步子很慢，阿妈就跟在后面，看着阳光照在石板路上。

我的父亲占堆次仁出生于1976年7月。他和我有一点相像，都是从初中开始离开西藏，到内地西藏班读书。只是他那时候的条件比我后来艰苦得多。家里为了供他出去读书，卖掉了不少首饰，有些是老人留下来的银饰和珊瑚、绿松石装饰；不仅如此，阿爸的妹妹、我的婶婶也因此无法去上学。阿爸后来很少主动提这些，只说那时候全家人都希望他能读出去，哪怕日子紧一点，也要把他送上学。

刚到内地时，阿爸很不适应。气候、饮食、语言都和家乡不一样。食堂里的饭菜没有家里的酥油茶和糌粑，冬天的湿冷也让他难受。更难的是想家，那时通讯不方便，不像现在随时能打视频电话。家里来信要等很久，打电话也不容易，有时只能排队用公用电话，几分钟就匆匆挂断。家里给他寄生活费也不是每个月都稳定，有时这个月寄到了，下个月却因为家中周转困难迟迟没有消息。阿爸就省着花，能不买的东西尽量不买，把钱用在吃饭和学习上。

阿爸一直在内地读到完成大学学业。多年离家，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学会了独立。他习惯了自己洗衣服、整理行李，也习惯了在想家的时候不说出口。后来他常对我说，读书不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也是为了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在内地见过宽阔的马路、拥挤的火车站、不同地方来的同学，也更明白家里把他供出来有多不容易。

大学毕业后，阿爸回到西藏，进入电信公司工作，成了一名普通职工。那时通信行业发展很快，电话线、交换设备、营业厅、机房，都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高原上做通信工作并不轻松，有时要跟着同事去郊区或县里维护线路，遇到风雪天气，路不好走，设备也容易出问题。阿爸话不多，回家常说“还行”，但阿妈知道他忙，也知道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想把日子过稳。

阿爸和阿妈就是在电信公司认识的。两个人都在单位上班，一开始只是普通同事，见面打招呼，工作上互相帮忙。后来接触多了，慢慢熟起来。阿妈觉得阿爸做事认真，话少但可靠；阿爸觉得阿妈性格温和，待人真诚。那时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聊天软件，感情更多是在一次次见面、一次次帮忙、一次次下班路上的交谈里慢慢积累起来的。

后来两家商量婚事，婚礼按藏族习俗办得朴素而热闹。亲友们献上哈达，老人念着祝福的话，桌上摆着酥油茶、甜茶、糌粑和糖果。大家唱歌、跳锅庄，祝他们今后的日子像切玛盒里的青稞一样兴旺。阿爸阿妈没有什么丰厚的家底，成家以后也是一点一点攒起来。家里先添置小电器，后来有了更稳定的住处。拉萨的变化也越来越快，电话从稀罕物变成普通家庭的日常，街道更亮了，交通更方便了。阿妈有时说，她和阿爸的日子，就是跟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往前走起来的。

2006年10月11日，我出生了。阿妈说，那天家里点了酥油灯，外祖母念了很久的经，祈愿我平安长大。我的名字叫旦增群培，长辈希望我有智慧，也有禅心。那时父母的工作已经比较稳定，生活不算富裕，但比祖辈强太多。家里有了冰箱、洗衣机，屋顶装过太阳能板，手机也慢慢普及。阿爸常说：“你们这一代，不能只知道享福，要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来的。”

已经倒塌的旧居

书包里的两种文字

我的童年是在家人的疼爱里长大的。外祖母格桑喜欢把我抱在怀里，用藏语给我讲过去的故事。她讲牦牛怎样认路，讲雪山下的草场，讲旧社会的苦和新生活的不易。她不识多少字，却记得很多谚语。她常说：“水从源头来，人不能忘根。”这句话我小时候听不懂，只觉得她说话时眼睛很亮。

藏历新年是我最喜欢的日子。除夕晚上，家里煮古突，面疙瘩里包上不同东西，吃到辣椒的人被大家笑，吃到羊毛的人说心软，吃到了硬币的人就可以获得当晚的一笔钱，气氛热热闹闹。初一清晨，阿妈摆好切玛盒和酥油茶，阿爸带我给家人敬哈达。我穿着小曲巴，脚上是藏靴，学着大人的样子说“扎西德勒”。屋外经幡在风里飘，屋内酥油灯安静地亮着。

我也跟着家人去过寺院朝佛。阿妈教我转经筒要顺时针，路过玛尼堆要心存敬意。她也告诉我，信仰不是迷信，更不是逃避生活，而是让人心里有敬畏、有善意。上学后，我学习科学知识，知道天气、地理和生命的规律。家里人并不觉得矛盾。我们既会煨桑祈福，也会看天气预报；既尊重传统，也相信医生和现代技术。

我的小学和中学条件已经很好。教室明亮，冬天有暖气，图书角有很多书。老师教我们藏语文、汉语文、数学、科学，也讲祖国各民族团结的故事。我第一次在课本里系统学到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建设，再回头听家里的故事，才发现那些历史并不遥远。外曾祖母的自由、外曾祖父的工作、外祖母的遗憾、父母的奋斗，都在这些历史节点里。

记事后我第一次去拉萨时，站在布达拉宫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很复杂。游客在拍照，老人手摇转经筒，年轻人拿着手机导航，公交车从路边驶过。后来我考上内地西藏班，为了上学坐过青藏铁路，望着车窗外的高山、湖泊和草原，想到外曾祖父洛桑边巴守过的那些公路。路改变了高原，也改变了我们家。没有路，祖辈走不出困苦；有了路，父辈就能工作；到了我这一代，路又把我送进大学。

现在的我，会用智能手机查资料、上网课、看电影，也会在假期回家帮阿妈打酥油茶、揉糌粑。在外地的汉族朋友们有时会问我，西藏的传统和现代哪一个更重要。我想了很久，觉得它们不是非要分开的东西。上学时我的书包里有汉语教材，也有藏文书；现在我的手机里有学习软件，也有阿妈发来的家乡雪景；我接受过现代教育，同样也会在节日里祈福。这些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我。

上大学后，我离家更远，也更常想家。以前我觉得家史只是老人们爱说的旧事，现在才明白，那是一个家庭理解自己的方式。祖辈经历过没有自由的年代，所以格外珍惜平等；父辈经历过物质不富裕的年代，所以格外重视工作和教育；我成长在新时代，更应该知道幸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很多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经幡还在风中飘

写完这些文字，我又想起家中柜子上的旧酥油桶。它不能说话，却像一个沉默的老人，见过外祖母年轻时的忙碌，见过父母成家后的艰辛，也见过我背着书包出门上学。它身上的裂纹不是破旧，而是时间留下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