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退伍，分配到气象站，发现站长在用电台与境外联系
一九八一年，我退伍了。
拿着那张盖了红戳的分配通知书，我从武装部出来，站在县城的大街上，太阳晒得柏油路面泛着油光，空气里飘着汽车尾气和煎饼果子的味道。
通知书上写的是：县气象站。
我愣了半晌。
说心里话，我原本以为怎么着也能分到个公安局或者粮站。
气象站。
这辈子都没想过会跟天气预报打交道。
在部队那几年，我是通信兵，背着电台满山跑，滴滴答答发报收报，耳朵里全是摩尔斯电码的节奏。
领导说，小周啊，你这技术，到地方上肯定用得着。
用得着？
用到预报明天下不下雨上去？
我苦笑着把通知书塞进挎包，沿着大街往东走。
八月的县城热得像蒸笼，蝉在路边的梧桐树上叫得撕心裂肺，偶尔有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片灰。
走到东街尽头，看见一个蓝白相间的铁栅栏门，门柱上挂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子：青河县气象站。
门虚掩着。
我推开，走进去。
院子里比我想象的大，长满了野草，几棵歪脖子枣树蔫头耷脑地站着。
正对面是一排灰砖平房，窗玻璃上糊着旧报纸，门框上的绿漆剥落得斑斑驳驳。
院子西边有块空地，竖着几根杆子，上面装着风向标、风速仪，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仪器。
最显眼的是院子东南角，立着一座铁塔。
铁塔有二十来米高，锈迹斑斑，顶端架着几副天线。
我盯着那天线看了几秒钟。
V型偶极天线。
我在部队见过，短波电台用的。
一个气象站，架短波天线做什么？
“同志，你找谁？”
身后传来声音。
我回头，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平房里走出来。
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的白色汗衫。
脸瘦长，颧骨很高，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嘴角叼着根没点燃的香烟。
“我是新分配来的。”我把通知书递过去，“周建国，退伍军人。”
他接过通知书，眯着眼看了一会儿，然后抬头，上下打量我。
“当过兵？”
“是。”
“什么兵种？”
“通信兵。”
他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好，好。”他把通知书还给我，“我姓陈，陈伯安，是这里的站长。”
陈伯安。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跟我来吧，先给你安排住处。”他转身往平房走，我跟在后面。
平房里面比外面看着更旧。
走廊里光线昏暗，水泥地面坑坑洼洼，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露出里面的青砖。
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混着煤油和旧书本的气息。
陈伯安推开走廊尽头的一扇门：“这间是宿舍，你先住着，条件简陋，你将就一下。”
房间不大，十来平米。
靠墙摆着一张木板床，床头有个木头桌子，桌上搁着一盏煤油灯。
窗户玻璃上糊着报纸，角落里有蜘蛛网。
“食堂在隔壁那栋，一天三顿，自己打饭。”陈伯安说，“明天开始上班，主要工作是观测记录数据，每天早上六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六点，各记录一次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简单，你当过兵，肯定能适应。”
他说完转身要走。
“陈站长。”我叫住他。
他回头。
我犹豫了一下，问道：“咱们站里……一共有几个人？”
“三个。”他说，“你我，还有老魏，老魏今天请假了，明天你能见着。”
“三个人？”
“三个人就够了。”他淡淡地说，“这地方，没什么人来。”
他说完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我站在原地，环顾这间破旧的宿舍。
窗外，那座铁塔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地上，天线的轮廓格外清晰。
我把挎包放在床上，开始收拾东西。
被子、脸盆、牙缸、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台我从部队带回来的收音机。
收拾到一半，我停下，走到窗边，看向东南角。
那座铁塔。
那副V型偶极天线。
这东西，我在部队用了四年，太熟悉了。
短波通信用的定向天线，覆盖距离可以到几千公里。
气象站需要这个？
也许是我多想了。
也许气象站有自己的特殊需求，比如接收什么气象数据之类的。
但我心里总有点不踏实。
当天晚上，我在食堂吃了第一顿饭。
食堂其实就是一个稍大点的房间，摆着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做饭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姐，姓刘，大家都叫她刘姐。
她给我打了份土豆炖白菜，两个馒头。
“新来的啊？”她笑着问。
“嗯。”
“当兵回来的？”
“是。”
“好，好。”她点点头，“咱们站里难得来个年轻人。”
我坐下吃饭，她在一旁收拾锅灶。
“刘姐，咱们站里平时忙不忙？”
“忙啥呀，一天就那几次观测，记个数就完事儿。”她擦着灶台，“陈站长天天把自己关在那机房里，老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就我一个人守着这食堂，也是闲着。”
“机房？”
“就铁塔下边那个小屋。”刘姐说，“陈站长一天到晚泡在里面，也不知道鼓捣啥。”
我没再问。
吃完饭，天已经全黑了。
我回到宿舍，点亮煤油灯。
灯光昏黄，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我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
屋外，风从枣树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声响。
远处隐约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
非常微弱。
但我听得出来。
那是摩尔斯电码。
我坐起来。
侧耳细听。
声音是从铁塔方向传来的。
断断续续，若有若无。
我在部队那几年，每天晚上戴着耳机听的就是这个。
再熟悉不过了。
一种刻进骨头里的熟悉感。
我下床，轻轻打开门，走到走廊尽头。
这里是平房的东头，离那座铁塔更近一些。
声音清晰了一点。
哒哒滴，滴哒哒，哒哒滴滴哒……
我闭上眼睛，仔细辨认。
不是标准的明码。
是密码。
加密报文。
我心跳加快。
一个县气象站的站长，深更半夜用短波电台发送加密报文。
这绝对不正常。
我在部队时接受过相关教育，知道这种事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声张，悄悄退回房间，关上门。
躺在床上，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这件事。
也许我该报告。
但万一搞错了呢？
万一人家真的是在工作呢？
某种特殊的气象数据传输方式？
我自己都说不通。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准时起床。
到观测场时，陈伯安已经在那里了。
他站在百叶箱前，手里拿着记录本，正在抄数据。
看见我，点了点头。
“起来了？”
“嗯。”
“去吧，那边是湿度计，那个是气压表。”他指了指，“看清楚了再记，别搞混。”
我走过去，按照他的指示开始观测记录。
清晨的空气很凉，草叶上挂着露水。
远处，县城刚刚醒来，隐隐约约能听见广播体操的音乐声。
七点多，我们回到食堂吃早饭。
这时候，老魏来了。
老魏五十出头，矮胖，圆脸，戴副老花镜，走路慢悠悠的。
看见我，笑呵呵地伸出手：“新同志吧？我姓魏，魏德海，你叫我老魏就行。”
“周建国。”
“好，好，小周。”他拍着我肩膀，“当过兵？”
“是。”
“看着就像。”他在我对面坐下，“身板直，有精神。”
陈伯安坐在一旁，埋头喝粥，不参与我们的交谈。
“老魏，你在站里时间长了吧？”我问。
“长喽，二十多年了。”老魏掰着馒头，“建站的时候我就在，那时候这院子还是一片荒地呢。”
“那陈站长呢？”
“他呀，他来得晚。”老魏压低声音，“七六年来的，五年了吧。”
五年。
也就是说，陈伯安是在文革结束后才来的。
早饭吃完，陈伯安站起来，对老魏说：“老魏，上午你带小周熟悉熟悉环境，我有事。”
他说完就走了，往铁塔方向去了。
老魏看着他的背影，摇摇头，没说话。
“老魏，陈站长天天都在机房那边？”
“可不是嘛。”老魏点上一支烟，“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也不让人进去。”
“那里面有什么？”
“谁知道呢。”老魏吐了口烟，“说是气象设备，可我来这么多年，也没见过什么气象设备，就一堆铁疙瘩，还有根天线，跟电影里特务用的那玩意儿似的。”
他说完自己笑了。
我没笑。
特务用的那玩意儿。
老魏不懂，但我懂。
上午，老魏带我转了一圈站里。
观测场、值班室、资料室、仓库。
走到铁塔附近时，我想进去看看那个机房。
“那地方别去。”老魏拉住我，“陈站长不高兴别人靠近。”
“为什么？”
“谁知道，他那个人脾气怪。”
我没坚持。
但心里更加怀疑了。
接下来几天，一切如常。
每天早上观测数据，整理记录，值班。
陈伯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机房那边，只有吃饭和观测时才能见到他。
他话很少，表情总是淡淡的，看不出喜怒。
但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
有时早一些，八九点钟开始。
有时晚一些，凌晨一两点还在响。
我用从部队带回来的收音机试着调频，在短波频段捕捉到了信号。
很微弱。
但确实存在。
而且非常有规律。
每天晚上固定的时段，持续一到两个小时。
我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些。
时间、频率、时长。
我还没决定该怎么办。
报告？
向谁报告？
公安局？
没有证据。
仅凭听到的电码声？
我自己就是通信兵出身，知道这事的严重性，更知道这种事不能乱说。
万一搞错了，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
我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
慢慢地，我开始注意到更多细节。
陈伯安的作息非常规律，但又透着一种不寻常。
他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才睡。
有好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机房的灯还亮着。
第二天早上六点，他又准时出现在观测场。
他从不谈论过去。
有一次吃饭时，老魏随口问他：“陈站长，你以前在哪儿工作来着？”
陈伯安筷子顿了一下，说：“省城。”
就两个字。
然后就没了。
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警觉？
还是别的什么？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他。
观测时多跟他聊几句。
吃饭时坐在他旁边。
但他始终保持距离。
不冷不热，不远不近。
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第七天的晚上，发生了件事。
那天半夜，我照例醒了。
不是为了听电码声，而是真的被尿憋醒的。
我摸黑走到走廊尽头的厕所。
上完厕所，往回走时，忽然看见院子里有个人影。
月光很亮，照得地面一片银白。
那个人影站在铁塔下面。
是陈伯安。
他没开灯，就那么站在黑暗里。
手里夹着支烟，烟头的红光一闪一闪。
他一动不动，仰着头，看着铁塔顶上的夜空。
我也一动不动，站在走廊的暗处。
他在想什么？
半夜三更不睡觉，站在铁塔下发呆。
忽然，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头，朝平房这边看过来。
我连忙缩进阴影里。
等了几秒钟，再探头出去时，他已经熄了烟，走回了机房。
门关上了。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他发现了？
应该没有。
但那种敏锐的警觉，不像一个普通的气象站站长。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
陈伯安在跟境外联系。
每天晚上发报。
内容加密。
而且，他非常警觉。
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该怎么办？
装作没看见？
报告上级？
第八天，县里来了人。
两个穿灰色中山装的，骑着自行车，上午九点多到的。
当时我正在值班室整理数据，老魏在院子里浇菜——他在院角开了块小菜地，种了些白菜萝卜。
陈伯安从机房出来，接待了那两个人。
他们进了陈伯安的办公室，关上门，谈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透过值班室的窗户，看见那两个人出来时，面无表情。
陈伯安送他们到门口，也是面无表情。
等他们骑车走了，陈伯安站在门口，点了一支烟。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抽完了一整支烟。
然后转身，走回了机房。
老魏拎着水桶过来：“刚才谁来了？”
“不知道。”我说。
“哦。”老魏没再追问，继续浇他的菜。
但我心里多了一层疑问。
那两个是什么人？
为什么来？
跟陈伯安每天晚上发报有关系吗？
如果有关系，为什么谈完就走了？
如果没有，那又是什么事？
问题越来越多。
答案一个没有。
第十天，机会来了。
中午吃饭时，老魏嘟囔了一句：“这天闷的，怕是要下雨。”
陈伯安抬眼看了看窗外，说：“下午老魏你上街去买点煤，食堂快没了。”
“行。”老魏点点头。
“小周下午替老魏值班。”陈伯安说。
“好。”我说。
吃完饭，老魏推着自行车出去了。
陈伯安照例去了机房。
我回到宿舍，想了一会儿，做出一个决定。
我走到铁塔下。
那个机房是个不大的砖房，门紧闭着。
我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条缝，陈伯安的半张脸露出来。
“什么事？”
“陈站长，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
他看着我。
那眼神很平静，但我总觉得那平静下面是别的什么东西。
警惕？
还是审视？
“什么事？”
“关于无线电的事。”
门缝大了一点。
他的表情没变，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无线电？”
“我在部队是通信兵。”我说，“我懂这个。”
沉默。
头顶上，铁塔被风吹得发出轻轻的金属嗡鸣。
枣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着。
“进来吧。”他说。
他让开了门。
我走进去。
机房里比外面看着要大一些，大概有十几个平方。
靠墙是一排设备架，上面摆着各种仪器。
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源。
还有一台短波电台。
很专业的装备。
不是民用设备。
是军用的，或者至少曾经是军用的。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台电台的型号。
“坐吧。”陈伯安指了指旁边的一把椅子。
他自己在对面的工作台前坐下。
我注意到他右手始终放在一个我看不清楚的位置。
台面上有烟灰缸，里面插满了烟头。
空气里烟味很重。
“你想谈什么？”他问。
“站长，我每天晚上都听见。”
“听见什么？”
“电码声。”
他点了一支烟。
“气象站有短波电台，很正常。”他说，“接收气象数据。”
“数据用加密报文发？”
他抬起头，看着我。
烟雾从他嘴角溢出，慢慢飘散。
我们四目相对。
“你还知道什么？”他问。
“我当了四年通信兵。”我说，“密码和明码，我分得清。”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按灭了烟。
“那你怎么不去报告？”
他的声音很平静。
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还没想好。”我老实说。
他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淡，一闪而过。
“你倒是诚实。”他说。
“站长，我想知道真相。”
“真相？”他又点了一支烟，“你为什么想知道？”
“因为我分到了这里，这里是我的单位，你是我的领导。”我说，“我不想糊里糊涂地待着。”
“知道了真相，你打算怎么办？”
“那要看是什么真相。”
他又沉默了。
窗外，风吹过，天线发出嗡嗡的响声。
远处的县城传来隐隐的广播声。
“我每天晚上发报，是在跟一个人联系。”他开口了，声音很轻。
“谁？”
“一个……不能说名字的人。”
“境外？”
他没回答。
但这本身就是回答。
“你知道这事的性质。”我说。
“知道。”
“知道你还做？”
“有些事，明知不能做，也得做。”他弹了弹烟灰，“你当兵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我没说话。
“我有个哥哥。”他忽然说。
声音变了，不再是那种平淡疏离的调子。
“四九年去的台湾，那年我才十二岁。”
我愣住了。
“走的时候，他妈拉着我的手说，伯安，你哥走了，以后家里就靠你了。”
他又按灭了一支烟。
烟灰缸里已经快满了。
“后来，三十多年没音讯。”
“什么时候联系上的？”
“去年。”
“他……”
“他通过一个香港的朋友，辗转找到了我。”陈伯安说，“发了一封信，说他还在，身体还行，就是……想家。”
最后两个字，说得很轻。
“所以你就……”
“我本来没想干这事。”他说，“但去年年底，我嫂子来了信，说我哥病了，病得很重，怕是不行了。她就想知道，他还活着，还在念着家里。”
他看着我。
“我知道这是犯法的，但我没别的办法。那条线，是唯一能联系上他的方式。”
我脑子里很乱。
这个故事，我想过很多种可能。
没想过是这一种。
“你就发这些？”
“报平安。”他说，“说家里都好，母亲的坟修过了，弟弟还活着。”
“他回的什么？”
“想知道家里的事，小时候的事。哪条街，哪个巷子，哪棵树。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不在，东街那家馄饨铺还开没开。”
陈伯安的声音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
“他妈去年走了，临走时还在念他的名字。我没敢告诉他，只说妈身体还好，让他放心。”
我不说话了。
屋里很静。
只有仪器上指示灯的闪烁，还有风从门缝挤进来的声音。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我。
我没回答。
“如果你要去报告，我不拦你。这是你该做的。”
“你为什么不拦？”
“因为我确实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他说，“不管什么理由。”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铁塔的影子正落下来。
“但我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让我把最后几次发完。我哥他……可能真的没多少时间了。”
他背对着我，声音有些发颤。
我第一次在这个人的声音里听到情绪的波动。
我坐了很久。
然后站起来。
“我什么都没听到。”我说。
他回过头。
“这个消息，我什么都不会说。”我重复道，“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如果再有人来问，我不知道你这电台的事。”
“本来你也不知道。”
“对，本来我也不知道。”
我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站长。”
“嗯？”
“石榴树还在不在？”
他愣住了。
“东街那家馄饨铺，现在改成百货商店了。”我说，“但石榴树还在，就在原来县政府后边那条巷子里，我小时候在那儿住过。”
他看着我，眼睛忽然红了。
我推开门，走出去。
阳光很刺眼。
枣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我往平房走去，心里想，我这事儿做得对不对，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
那个每天晚上坐在铁塔下，按着电键，把“家里都好”四个字一遍遍发向海那边的人。
不是什么特务。
他只是个弟弟。
晚上，老魏回来了。
拉了一车煤，汗流浃背。
“哎哟，这天，热死了。”他擦着汗，“小周，帮着卸煤。”
我帮他卸完煤，天已经黑了。
食堂开饭。
刘姐炒了个青椒肉丝，一个西红柿鸡蛋汤。
陈伯安来吃饭，我们三个坐在一桌。
老魏照旧絮絮叨叨，说街上碰见谁谁谁，又涨价了，又有人调走了。
陈伯安还是沉默，偶尔“嗯”一声。
我低头扒饭。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知道，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我又听见了电码声。
滴滴答答。
比以往都长。
我躺在床上，听着那个声音，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我爷爷。
他也是四九年去的台湾。
走的时候，我爸才八岁。
七九年，爷爷托人带回来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站在一间屋子的门口，背后是一棵芭蕉树。
我爸看着照片，哭了整整一夜。
那封信上只有几个字：儿，爹还活着。
我翻了个身。
电码声还在继续。
哒哒滴，滴哒哒……
每个符号，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念想。
跨过一湾海峡。
跨过三十多年的光阴。
第二天一早，观测时，陈伯安对我说了一句话。
“谢谢你。”
就三个字。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老魏在远处喊：“小周，湿度计是不是有问题？你过来看看。”
我跑过去。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气象站的大院里。
铁塔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像一只手，伸向南方。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
我每天观测气象数据，记录温度湿度风向风速。
陈伯安每天晚上发报。
我不再过问。
他也不再多说。
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种默契。
一种不需要言语的默契。
吃饭时，他会给我多夹一筷子菜。
我帮他打水时，他会点头致谢。
老魏什么都不知道，每天照样絮絮叨叨，种菜浇水。
刘姐照样做饭，哼着她那永远不在调上的地方戏。
好像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但我心里始终有一根弦绷着。
那天来的那两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
我不相信他们是最后一次来。
果然。
半个月后，他们又来了。
这一次是三个人。
一个穿灰色中山装，两个穿蓝色公安制服。
骑着三辆自行车，早上八点到的。
当时我们刚做完早上的观测，在食堂吃早饭。
老魏正讲着他昨晚做的梦，说梦见发大水，把整个县城都淹了。
陈伯安难得地笑了一下。
然后他看见了窗外的那三辆自行车。
笑容凝固在脸上。
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老魏，小周，你们吃，我去接待一下。”
他放下筷子，站起来，整了整衣领。
我注意到他的手很稳。
没有丝毫颤抖。
他走出食堂，迎向那三个人。
老魏扒着窗户往外看：“又是他们。”
“上次那两个？”
“对，穿灰衣服的那个，上个月来过。”
我也看过去。
陈伯安和他们在院子里说话。
距离太远，听不清说什么。
但我看见穿灰衣服的那个人拿出了一张纸，给陈伯安看。
陈伯安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然后他带着那三个人往机房走去。
我的心沉下去。
“老魏，机房那边……咱们能不能过去？”
“过去干啥？”老魏继续喝粥，“陈站长最烦别人靠近那地方。”
我没再说什么。
但我坐不住了。
“我吃完了。”我站起来，走出食堂。
院子里阳光很好，枣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晃。
我往铁塔方向走去。
远远地，看见机房门开着。
两个公安站在门口。
陈伯安和那个灰衣服在里面。
我装作去观测场，从旁边绕过去。
尽量显得自然。
走近时，听见灰衣服的声音。
“……有人举报，说你这里私设电台。”
陈伯安的声音很平静：“这是站里的设备，用于气象数据传输。”
“气象数据需要加密发报？”
沉默。
然后是灰衣服的声音：“陈伯安同志，我们希望你配合调查。”
“我配合。”
“那好，请跟我们走一趟。”
“现在？”
“现在。”
陈伯安从机房里走出来。
阳光下，他的脸色很白。
他看见了我。
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秒。
那眼神里没有责备，没有怨恨。
只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
然后他跟着那三个人走了。
自行车轮碾过院子里的泥土，留下浅浅的辙印。
老魏从食堂跑出来：“怎么回事？他们把陈站长带走了？”
我点点头。
“为什么呀？”
我答不上来。
那天中午，老魏破天荒地没浇水。
他坐在食堂门口的石阶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你说陈站长他能犯什么事？”他问我。
“不知道。”
“他那个人，闷是闷了点，但不是坏人啊。”老魏叹气，“有一年我腿摔了，大冬天的，他天天骑着自行车带我上医院……”
刘姐也坐过来：“是啊，陈站长嘴硬心软，每次食堂缺啥，他都自己掏钱垫上……”
我听着，心里堵得慌。
下午，我自己完成了观测。
老魏帮忙。
我们俩站在百叶箱前，一个读数，一个记录。
配合得别扭，但勉强完成了。
傍晚，气象局来了个电话，说暂时由老魏代理站长。
老魏接完电话，愣了半天。
“代理站长？”他苦笑着，“这破地方，有什么好代理的。”
晚上，食堂里吃饭，只有我和老魏两个人。
刘姐做了红烧茄子，破例多放了油，还加了肉末。
但我们都没什么胃口。
“小周，你说陈站长还能回来吗？”
“能吧。”我说。
老魏“嗯”了一声，又问：“你觉得能？”
我没回答。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机房里的那台短波电台，还有那些加密报文。
还有陈伯安说的那些话。
他的哥哥。
那些报平安的电码。
但我不能说。
对谁都不能说。
第二天，公安局又来了人。
这次是三个公安，加两个穿便装的。
他们把机房封了。
贴了封条，拍了照，把那台短波电台连同所有设备都搬走了。
搬了整整一上午。
老魏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搬，一句话没说。
刘姐躲在食堂里，偷偷抹眼泪。
我在值班室，透过窗户看着。
那台电台被抬出来时，在阳光下闪着冷冷的金属光泽。
陈伯安曾经坐过的椅子，被搬出来，随便扔在院子里。
那是我见过他坐的唯一一把椅子。
我走出去，把椅子捡起来，放回机房门口。
一个公安拦住我：“这里封了，不准进去。”
“这是站里的公物。”
“封了就是封了。”他面无表情。
我转身走开。
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接下来的日子，站里的气氛变得很压抑。
老魏不再絮叨了。
刘姐做饭时也不哼戏了。
我每天按时观测、记录，重复着规律的工作。
但总觉得少了什么。
具体少了什么，也说不清。
只觉得这院子比以前更空了。
一个星期后，有了消息。
是刘姐上街买菜时听说的。
陈伯安被关在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
具体的罪名，谁也说不好。
有人说他是特务。
有人说他是反革命。
还有人说他要叛逃。
谣言四起，什么版本都有。
老魏听了，沉默了很久。
然后说：“我不信。”
“我也不信。”刘姐说。
我没说话。
我知道真相，但我不能说。
说出来，陈伯安的处境只会更糟。
私通境外，不管是什么理由，在那个时候都是重罪。
我能做的，只有等。
等调查结果。
等上面的决定。
又过了一个星期。
这天下午，我照常在值班室整理数据，忽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喊：“小周同志在吗？”
我走出去。
门口站着个中年妇女。
五十来岁，穿着件蓝色碎花布衫，头发花白，脸上有细密的皱纹。
提着一个布包，局促地站在那儿。
“我就是小周，您找我？”
“我……我是陈伯安的爱人。”她说，“我叫李秀兰。”
我愣住了。
“您……您怎么来了？”
“我从省城来的。”她说，“伯安他……他一直没给家里来信，我不放心，就过来看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魏从食堂出来，看见李秀兰，连忙迎过来：“嫂子，你怎么来了？”
看来他们认识。
“老魏！”李秀兰眼圈红了，“伯安他……他到底怎么了？”
老魏看看我，叹口气：“嫂子，进屋说，进屋说。”
我们把她让进值班室。
老魏给她倒了杯水。
她没喝，两只手紧紧攥着布包，那个布包上绣着两只鸳鸯，洗得褪了色。
“半个多月没收到他的信。”她说，“以前他每个星期都写一封的，雷打不动。忽然就断了。”
“嫂子……”老魏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说。
“他是不是出事了？”李秀兰的声音发颤，“我在街上打听，有人说他……说他被抓了……”
老魏低下头。
“真的被抓了？”李秀兰站了起来，“为什么？他犯什么事了？”
“嫂子，你别急……”老魏想安抚她。
但她已经哭了。
“我就知道会出事……”她用手背擦着眼泪，“我就知道，他那个性子，迟早要出事……”
我从她的哭诉里，隐约听出了什么。
“嫂子，”我试探着问，“陈站长他……他是不是在联系什么人？”
她猛地抬头，看着我。
“你知道？”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坐回去，深深地叹了口气。
“报应啊。”她说，“早知道会有今天。”
老魏一脸茫然：“你们在说什么？”
李秀兰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口。
“伯安他有个哥哥，四九年去了台湾。这事他从来没跟人说过。”
老魏愣住了。
“去年，他哥好不容易托人联系上我们。”李秀兰说，“伯安高兴得不行，三十多年了，头一回有音讯。后来他哥病了，病得很重，那边的人就盼着能多知道点家里的消息……伯安他……”
她说不下去了。
老魏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
“所以，他不是什么特务？”
“特务？”李秀兰苦笑着，“他就是个念着哥哥的弟弟。”
屋子里很安静。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
远处，铁塔被风吹动，发出低沉的呜咽。
“这事，得想办法。”老魏说。
“能有什么办法？”李秀兰摇头，“这种事，谁敢沾？”
我看着他们。
两个老人，一脸无奈。
有一种东西，堵在心里很久了，堵得慌。
不吐不快。
“我有办法。”我说。
他们都看向我。
“我是知情人。”我说，“陈站长被抓之前，跟我谈过一次。我知道他的全部情况。”
“你愿意作证？”老魏激动起来。
“愿意。”
“可这……”
“我知道后果。”我说，“但陈站长他不是坏人。他没有出卖国家机密，他只发了几封平安家书。”
老魏看着我。
李秀兰看着我。
那眼神里有感激，也有担忧。
“小周，你想好了。”
“想好了。”
第二天，我去了县公安局。
接待我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科长，姓方。
我把情况说了一遍。
他听着，一边记，一边皱眉。
“你是说，他确实在跟境外联系？”
“是。”
“但内容只是家信？”
“是。”
“你怎么确定？”
“我在部队是通信兵，我能听懂电码。”我说，“而且他跟我坦白过，他联系的是他哥哥，亲哥哥，四九年去的台湾。”
方科长放下笔。
“你知道这事有多严重吗？”
“知道。”
“你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将来要负责吗？”
“知道。”
他看了我一会儿。
“我们会调查。”他说，“你先回去。”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方科长，他哥哥病得很重。时间……可能不多了。”
方科长没说话。
我走出公安局大门。
天阴了，云层压得很低。
远处有雷声。
要下雨了。
回到站里，老魏和李秀兰都在等我。
“怎么样？”老魏问。
“他们说会调查。”
“那要查到什么时候？”
我没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
李秀兰坐在值班室的椅子上，她不像白天那么激动了。
只是沉默。
手里的布包被她揉得起了毛边。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
雨点砸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地响。
铁塔在风雨中摇晃，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想起了很多。
想起在部队第一次学摩尔斯电码时的样子。
班长在黑板上画着点划，说，记住，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信息。
我们都默默地背着。
那时候，我绝对想不到，几年后，那些点划会变成一个弟弟对哥哥的思念。
跨过千山万水，在无数个深夜里，滴滴答答地响着。
雨下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
院子里积了很多水，枣树的叶子被雨洗得发亮。
老魏在清扫积水。
李秀兰一夜没睡，眼睛红肿。
上午十点，公安局来人了。
还是上次那三个人。
方科长走在前面。
“陈伯安同志的案子，”他说，“证据不足，先放人。”
李秀兰一下子站了起来。
“人呢？”
“在看守所办手续。下午能出来。”
她捂住了嘴。
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老魏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使劲拍着我的肩膀。
“小周，好样的！”
我没说话。
心里那块石头，总算松动了一些。
下午，我去看守所接陈伯安。
李秀兰坚持要一起去。
老魏也去了。
我们三个人站在看守所门口，等了半个小时。
铁门开了。
陈伯安走出来。
他瘦了很多，胡子拉碴，眼睛深陷。
但背还是直的。
他看见李秀兰，愣住了。
“你怎么来了？”
李秀兰走过去，抬手给了他一耳光。
很轻的一巴掌。
然后抱住了他。
陈伯安站了一会儿，慢慢地，抬起手，也抱住了她。
老魏转过头去，擦了擦眼睛。
我抬头看着天空。
天很蓝。
几朵白云飘着。
陈伯安看见我。
他走过来。
“谢谢你。”
还是那三个字。
我摇摇头。
“站长，我只是说了实话。”
他看着我，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轻，但真实。
我们回到气象站。
站里还是老样子，铁塔还在，枣树还在。
机房门口还贴着封条，但电台已经被搬空了。
陈伯安站在机房门口，看了一会儿。
然后转身走开。
“不要紧。”他说。
晚饭时，刘姐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红烧鲤鱼，酱肘子，糖醋排骨，地三鲜。
还有一大盆鸡蛋汤。
“陈站长，您多吃点！”她一边往陈伯安碗里夹菜，一边抹眼泪，“瘦成什么样了都。”
陈伯安端着碗，看着碗里的菜。
然后开始吃。
一口一口，吃得很慢。
李秀兰坐在他旁边，不停地给他夹菜。
老魏喝了酒，脸红扑扑的，又开始絮叨他做的那些梦。
说梦见陈伯安回来，院子里所有的枣树同时开了花。
“枣树开花？”刘姐撇嘴，“你见过枣树开花？”
“梦里见过！”
大家都笑了。
陈伯安也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出声来。
但我知道。
事情还没有结束。
电台被收走了。
那条连接海峡两岸的线，断了。
海那边，有一个人，还在等着消息。
等着报平安的几个字。
等了三十多年。
现在，又要落空了。
那天深夜，我从宿舍出来，走到铁塔下。
那座铁塔还矗立在那里。
上面架着的天线，在月光下闪着幽幽的光。
塔下，机房的门紧锁着。
封条在风中微微抖动。
我站了很久。
然后，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陈伯安。
“站长，我想试试。”
“试什么？”
“组装一台新的电台。”
他看着我。
“你在部队是通信兵。”
“是。”
“你懂这个。”
“懂。”
“你知道后果。”
“知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
“为什么？”
“因为我也有个爷爷，四九年去了台湾。”我说，“他也在等。”
天边，太阳正升起来。
把整个气象站的院子，镀上了一层金。
铁塔的影子，又长长地拖向南方。
那是我到气象站的第三十八天。
很多年后，有人问我，八十年代初那几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说，是一座铁塔。
一座锈迹斑斑的铁塔，立在县城东边的一个院子里。
每一个夜晚，都会有滴滴答答的声音，把它和远方连接起来。
那是家的声音。
那是有人在说话。
在报平安。
在念着一个名字。
年复一年，夜复一夜。
直到有一天，那声音消失了。
然后又响起来。
这一次，是另外一双手。
在按着电键。
把同样的思念，发送出去。
不管海有多深，风有多大。
那声音从来没有真正断过。
从来没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