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天上下着毛毛雨，我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站在二儿子家的铁门外。门是锁着的，任凭我怎么敲，屋里那盏昏黄的灯就是不亮一下。
雨水顺着我花白的头发往下淌，滴进了衣领里，冰凉冰凉的。我扒着门缝往里瞧，能闻到院子里飘出来的红烧肉的香味，还夹杂着电视里放着的抗战剧的声音。我这心里啊，像是被人拿着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
"建军！建军！妈知道你在家，你开开门啊！"我扯着嗓子喊，声音都劈了。
隔壁的王大娘探出头来，冲我摆摆手，压低了声音说："桂芬啊，你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回你大儿子那儿去吧。"
我这才知道，原来整个巷子的人都晓得了——我张桂芬，六十八岁的老太婆，把八十万拆迁款一分不剩地塞给了二儿子建军，如今被人家两口子撵出了家门。
要说这事儿，还得从三个月前讲起。
我们家住的那个老宅子，是他爹留下来的祖屋，两间瓦房，一个小院子，种着一棵老石榴树。今年开春，政府说要修路，房子得拆，赔了我整整八十万。
钱刚打到卡上那天，我一宿没睡着。老头子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两个儿子拉扯大，个中辛酸只有自己知道。大儿子建国老实巴交，在县里的水泥厂上班，媳妇李梅是个厂里的会计，两口子有个上初中的丫头。二儿子建军嘴甜，从小就会讨我欢心，在市里做点小生意，媳妇小芸长得俊，就是心思深。
拿到钱的第二天，建军就开着他那辆二手别克回来了，一进门就"妈长妈短"地叫着，手里还拎着两盒稻香村的点心。
"妈，我跟您说个事儿。"他挨着我坐下，握着我的手，"我在市里看中一个铺面，做建材生意，稳赚不赔。就是差点儿本钱，您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
小芸也在旁边接话："妈，您放心，等生意做起来了，我们把您接到市里住，天天陪着您，比在这乡下强多了。您孙子壮壮也想您想得紧呢。"
我犹豫了。按理说，这钱应该两个儿子一人一半。可建国那边有正经工作，日子过得下去；建军做生意，正是用钱的时候。再说了，小芸这话说得也在理，我一个老太婆，跟着谁不是过？
我把这事儿跟建国说了，建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就说了一句："妈，您自己拿主意，我不争。"
李梅倒是没说什么难听的，就是那几天再没打过电话来。
我把八十万全打到了建军的账上。转账那一刻，我手都是抖的，可看到建军笑得跟朵花儿似的，我又觉得值了。
搬到市里那天，建军开车来接我。三室一厅的房子，亮堂堂的，小芸给我收拾了一间朝南的屋子，我心里那叫一个熨帖。
可这日子啊，还没过上一个月，味儿就变了。
先是小芸看我的眼神不对了。我早上起来做饭，她说我用油太费；我给壮壮塞点零花钱，她说我惯坏了孩子；我想看会儿电视，她说声音吵着她敷面膜。
有一回，我不小心打碎了她一个花瓶，那瓶子看着也就几十块钱的样子，她当场就摔了脸子："妈，您在乡下待惯了，可这儿是市里，您能不能小心点儿？"
建军呢，早出晚归，回来倒头就睡，我想跟他说两句话都难。
上个礼拜，我听见他们两口子在屋里吵架。小芸的声音尖得像针："钱都花完了？那老太婆还赖在咱家干嘛？让她回去找建国啊！凭啥咱们养？"
建军闷声闷气地说："妈毕竟给了咱八十万……"
"给了又怎样？那是她自愿的！咱又没求她！"
我站在门外，手里端着刚沏好的茶，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茶水洒了一地。
第二天，小芸就找了个由头，说我把壮壮的作业本弄丢了，让我"回老家住几天散散心"。我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收拾了那个编织袋，坐了三个小时的长途车回到镇上，想着先在建军这市郊的小院儿歇歇脚，谁知道——门都不给我开。
雨越下越大，我蹲在门口，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还是王大娘看不过去，给建国打了电话。建国骑着他那辆破电动车，冒着雨来接我，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只是把他的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说："妈，咱回家。"
李梅在家门口等着，锅里炖着姜汤，屋里的灯亮得晃眼。她扶着我进屋，帮我换下湿衣服，轻声说："妈，以后就在这儿住，哪儿也别去了。"
我这个老糊涂啊，活了大半辈子，才算看明白——嘴甜的未必是真孝，闷声不吭的，才是真心疼你的人。
石榴树没了，老宅子没了，八十万也没了。可我这条命，总算是被人接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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