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记得那天车上空调开得特别足,冷风对着后脑勺吹得人发僵。省委书记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整个车厢的空气都凝住了。旁边的人事处长脸色刷地白了,分管副书记的笔在笔记本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印子。我攥着膝盖上的文件袋,指甲掐进掌心。他们不知道,那个文件袋里装着一份本该三年前就归档的报告——而那件事,能掀翻半个班子。

第一章 车上的那道目光

省委调研车队刚过江阴大桥,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怀里抱着三斤多重的汇报材料。前面几排是厅级领导,中间是随行记者和秘书班子,我这个刚提副处半个月的人,按理说只配窝在最后面负责递资料。

车里的气氛一直很沉闷。分管工业的赵副书记一路上都在翻那份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人事处的钱处长隔一会儿就凑过去低声说两句,赵副书记只是嗯嗯啊啊地应着,手指头在报告上敲个不停。

我盯着前座靠背上的污渍发呆。那是块陈年咖啡印,洗过好几回还是淡褐色的一团,像张地图。

忽然间,省委书记孙书记从副驾驶座上回过头来。那动作不快,甚至称得上从容,但整个车厢里的人全都僵住了。孙书记的目光掠过前两排,越过中间的人头,准确地落在我脸上。就一眼,然后他开口了:“那个谁——你坐前面来。”

车里安静了大概三秒钟。这期间我听见钱处长吸了一口凉气,赵副书记的钢笔“啪”地掉在文件上。

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发软,说不紧张是假的。半个月前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下来,我从主任科员提了副处,在省发改委综合处算是排得上号的人了。但在这样的调研车上,副处根本不叫个官。前排坐的全是正厅、副厅,我一个刚提拔的副处坐过去,算怎么回事?

钱处长回头瞪了我一眼,嘴角往下撇着,那意思很明显:你配吗?

我没看他,猫着腰往前挪。过道窄,第二排的秘书长把腿收了收,我差点绊一跤。孙书记已经转回去了,只留个后脑勺对着我。旁边的座位上堆着几份地图和文件夹,我犹豫了两秒,没人帮我腾位置。

我自己动手把东西挪到脚下,坐了下来。座椅还带着前面人的余温,皮革味儿混着空调的冷风往鼻子里钻。

“叫什么名字?”孙书记没回头,声音从前面传过来。

“报告孙书记,我叫陆远山,省发改委综合处的。”

“综合处,”他重复了一遍,“上次那份沿江化工园区整治的报告,是你主笔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份报告是去年年底交上去的,署的是综合处的名,具体执笔确实是我。但报告送上去之后半年多没动静,我以为早就石沉大海了。

“是……是我整理的数据和初稿。”

“嗯。”孙书记没再说话。

车继续往前开。我侧着身子坐着,后背挺得笔直,余光能扫到后排那些人的表情。赵副书记的脸沉得能滴出水来,钱处长低着头翻手机,手指头戳屏幕戳得咚咚响。

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我根本没意识到孙书记这个“坐前面来”意味着什么。我只觉得浑身不自在,像是坐了一屁股图钉。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车程,孙书记再没跟我说一个字。他翻前面的材料,偶尔跟旁边的秘书长交代两句调研安排。我就那么僵着,手里那份文件袋搁在膝盖上,里面的东西硌得腿疼。

车队在江边一个码头停下。调研内容是沿江生态保护跟岸线利用,第一站是环保局的监测站。车门一开,赵副书记第一个下去,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噔噔响。

我正要跟着下车,孙书记忽然伸手按住了我的胳膊:“你那份报告里,第三组数据跟环保厅报上来的对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愣住了。那份报告里涉及十二家化工企业的排污数据,其中三家的数据我确实做了调整——不是瞎改,是因为他们报上来的数据跟自己实际产能对不上号,我根据用电量跟原材料采购倒推过。

“知道。”我说。

孙书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车上那一眼不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我说不上来,但好像多了点……什么。

“下午开会的时候你来说。”

他说完就下车了。我在车上坐了几秒,伸手摸了摸文件袋里的那份东西——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有人在我办公桌上留了个信封,里面是一份情况说明复印件,盖着某家化工厂的公章。那份东西我收着,一直没用过。

现在好像该用了。

第二章 码头上的暗流

江边的风大得很,吹得人睁不开眼。

环保局的刘局长领着我们在江堤上走,指着一片刚复绿的滩涂说这是去年拆掉的三个化工码头,投入了四千多万做生态修复。我走在队伍最末尾——孙书记让我坐前排,但我没傻到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下得车来还是老老实实跟在最后面。

赵副书记走在孙书记右手边,一路上话不多,但在刘局长介绍到其中一家叫“恒昌化工”的旧址时,他忽然插了句嘴:“恒昌那个码头拆得挺及时,去年省里查环保,他们第一批就停了。”

我在后面听见这话,脚步顿了一下。

恒昌化工,就是那份报告里第三组数据对不上的那家。事实上恒昌去年根本没停过产,他们只是把码头搬到了江对面邻市的地界上,生产一天没断过。这事儿我查了三个月才摸清楚,因为他们的用电量没降,原材料进货也没停,唯独报上来的排污数据凭空少了一大截。

刘局长接话接得顺溜:“是的,恒昌配合度高,拆得也彻底。”

我低头看脚下的碎石路,没吭声。

参观完监测站,一行人往会议室走。临时借了江边一个管理处的会议室,长条桌摆成回字形,孙书记坐主位,两边依次排开。我在最末尾找了个位置坐下,刚把笔记本掏出来,钱处长就过来了。

“陆远山,下午的座谈会你不用记录,让小周来。”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但眼睛没笑,“你去把上午的调研素材整理一下,五点前给我。”

小周是钱处长的跟班,去年才考进来的选调生。

我说:“钱处,孙书记让我下午在会上说几句。”

钱处长的笑僵了一瞬。就那么一瞬,他眼角的肌肉抽了一下,然后笑得更温和了:“是吗?那行,那你准备准备,素材回头再整也行。”

他转身走了。我看着他后脑勺上那几根白头发,心里明镜似的——他不想让我在会上开口。去年那份报告送上去之后,钱处长在处务会上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陆整理得不错”,就把功劳全揽了。后来报告被压下来,他又在背后说“年轻人还是太冒进,数据核实不到位”。

现在孙书记点了我的名,他心里能不慌吗?

午饭是在管理处食堂吃的。四菜一汤,红烧肉炖得烂糊,清炒时蔬里放了蒜末,胜在实惠。我跟综合处的几个同事坐一桌,他们都知道我被叫到前排的事儿了,看我的眼神多少有点不一样。

老张凑过来小声说:“远山,孙书记跟你说啥了?”

“没说什么,就问那报告是不是我写的。”

老张筷子顿了一下:“那报告……不是钱处署的名吗?”

“底稿是我弄的。”

老张“哦”了一声,埋头扒饭不再问了。他不问我也明白他的意思——在机关里混了这么多年,谁都知道署名意味着什么。你弄的底稿,但最后签字的是钱处长,那报告就是钱处长的。这事儿放平时没什么好争的,可现在孙书记把报告翻出来了,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下午两点半,座谈会准时开始。

前半程是环保局和水利厅的人汇报工作,PPT翻了一页又一页,数据漂亮得很。什么“岸线复绿率达百分之八十七”、“水质断面优良比例提升二十三个百分点”,字字都是成绩。

孙书记听着,偶尔记两笔,脸上看不出喜怒。

轮到自由发言环节,会议室里安静了一小会儿。赵副书记拿起杯子喝茶,眼光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综合处的小陆是吧?孙书记上午点过你的名,有什么要说的?”

他把球踢过来了。但这话听着不大对劲——“孙书记点过你的名”,这话的意思好像是:你是被点了名才说话的,不是真有资格说话。

我站起来。膝盖碰到桌板,咚的一声。

“孙书记,各位领导。我手里有一份关于沿江化工企业实际产能跟排污申报的比对数据,跟上午环保局汇报的材料有出入。”

会议室里空气一凝。

刘局长的笑容挂不住了。赵副书记的茶杯停在半空。钱处长的笔“啪”地掉在桌面上,弯腰去捡,半天没直起来。

孙书记抬了抬下巴:“说。”

我翻开文件夹。那里面的东西,我准备了将近一年。

第三章 十二家企业的真相

那份比对表一共四页纸。第一页是汇总,后面三页是明细。

我其实没想过会在这个场合拿出来。原计划是等年底综合处报年度总结的时候,通过正常渠道递上去。但孙书记既然在车上问起了,那就说明他已经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我根据省电力公司提供的工业用电数据、税务部门的增值税开票数据,以及交通厅的沿江码头货运记录,对沿江十二家重点化工企业的实际产能做了测算。”

“十二家,”孙书记重复了一遍,“环保局的报告里是十五家。”

“另外三家去年确实停产了,有两家已经拆除,还有一家转产做了精细化工。剩下来的十二家,有三家的排污申报数据跟实际产能严重不匹配。”

我把表格翻到第二页:“恒昌化工,年申报排污量跟环保厅备案一致,但根据用电量倒推,他们的实际产能是申报的一点七倍。这意味着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污染物没有进入处理流程,去向不明。”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刘局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唇动了两下,没说出话来。赵副书记放下了茶杯,手指头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一下,两下,三下。

“你的数据来源可靠吗?”赵副书记开口了。语气不重,但话里的分量不轻——这是质疑我的信息来源是否合规。

“用电数据是省电力公司每个季度发来对账的,增值税数据是财税系统内网可以查询的企业公开信息,货运记录是交通厅的月度简报。都是合法公开渠道。”

我顿了顿:“恒昌化工去年全年用电量比前年还增长了百分之六,如果他们真的停产了三个月,这个数据解释不了。”

会议室里有人翻材料,窸窸窣窣的声响。环保局那边一个科长低头在手机上按着什么,估计是在跟恒昌那边通消息。

孙书记忽然问:“你花了多长时间做这个比对?”

“断断续续,大概……大半年。”

“为什么做这个?”

我张了张嘴,实话实说:“去年那份综合报告送上去之后,我听到反馈说数据有争议,就想自己核实一遍。核实完了发现确实有问题,但当时报告已经归档了,我就想着等年底做补充材料的时候再报。”

我说得很平淡。但话里的意思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去年那份报告送上去之后被压下来了,反馈给我的理由是“数据有争议”。可我核实完发现,争议的不是我的数据,而是环保局报上来的数据本身有问题。

钱处长的脸白得跟纸一样。

他没说话,但他心里清楚得很。去年那份报告之所以被压下来,是因为恒昌化工的老板路子野,托了关系找到赵副书记那里。赵副书记一句话“再核实核实”,报告就压在了钱处长抽屉里。钱处长回来跟我说“数据还要完善”,就没了下文。

现在我在孙书记面前把这件事摊开了。

孙书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把我的比对表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合上,推到了赵副书记面前:“老赵,你看看。”

赵副书记接过去,脸上的表情控制得很好。他不紧不慢地翻着,偶尔点点头,看不出什么异样。但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翻到恒昌化工那一页的时候,手指头在“实际产能一点七倍”那行字上停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然后翻过去了。

“数据很扎实,”赵副书记把表格递回来,“小陆同志做了不少功课。不过这个事涉及面比较广,建议回头让环保厅再核实一下,不能光靠数据倒推,也要到现场去看。”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肯定了数据,又留了余地。到现场核实,那就是环保厅的事了,而环保厅跟恒昌化工什么关系,在场的人心里多少都有数。

孙书记看了赵副书记一眼,然后转向我:“你有什么建议?”

我深吸一口气。

“孙书记,我建议让审计厅跟生态环境厅联合做一个专项核查。不仅查恒昌一家,十二家都查。我这边可以提供完整的数据底稿和比对方法,作为核查的参照依据。”

会议室里又是一阵安静。

联合核查,那就是把环保厅的权给分出去了。审计厅的人来查环保数据,环保厅自己还掺和在里面,这事儿就不是捂一捂能过去的了。

赵副书记笑了:“小陆,你这个建议动静不小啊。”

这话听着像是玩笑,但我后背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动静不小——这是提醒我,你这个刚提的副处,别搞出收不了场的事。

但孙书记说话了。

“我觉得可以。”他说,“老赵,就按小陆说的,让审计厅牵头,环保厅配合,下个月底之前给我一份核查报告。”

赵副书记的笑容收了收,点了头:“好,我来协调。”

座谈会散了。人们陆续往外走,我站在桌边收拾材料,钱处长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没说话,走了。

我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太阳已经偏西了,江面上金光闪闪的。孙书记站在走廊尽头跟秘书长说话,看见我出来,冲我点了下头。

就那一下。

我把文件袋夹在腋下,沿着江堤往外走。风还是很大,吹得人耳朵嗡嗡响。我摸了摸文件袋里那份三年前的复印件——它还在那儿,跟我的比对表放在一起。

但今天我没打算用它。

还不到时候。

第四章 晚上的电话

回到单位天已经黑了。

省发改委的楼在省政府大院东侧,七层高的老楼,外墙贴着白瓷砖,年头久了有些地方泛着黄。综合处在五楼走廊尽头,三间办公室,十八个人,我分到靠窗的工位,桌上堆着两摞半人高的文件,左边的还没处理完,右边的刚送过来。

我坐下先喝了一大杯凉白开。一下午在会议室里说话说得嗓子冒烟,这会儿才觉出渴来。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好几下。掏出来看,是老婆刘敏发的微信:“几点回来?孩子发烧了,三十八度二。”消息是一个小时前发的,后面又跟了一条:“打了退烧针,睡着了。你别急,忙完再说。”

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回了一句:“马上回。”

刚打完字,办公室门被人推开了。老张探进来半个身子:“远山,还没走?”

“收拾收拾就走。”

老张走进来,随手把门带上了。他往我旁边一坐,压低声音:“下午的事儿传回来了,整个五楼都知道了。”

我收拾东西的手没停:“传什么了?”

“说你当着省委书记的面把赵副书记的场子给掀了。”老张嘿嘿一笑,又赶紧收了表情,“远山,我不是来打趣你的。我是想跟你说一声,晚上钱处长在办公室没走,打了几个电话,不知道打给谁。你自己心里有个数。”

我把文件袋锁进抽屉里:“谢谢张哥。”

“谢什么谢,”老张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你那数据弄了大半年,我天天看着你加班,也该让人知道了。”

他走了之后我在办公室又坐了五分钟。窗外大院里的路灯亮了,昏黄的灯光打在梧桐叶子上,影影绰绰的。我在想老张说的那几个电话——钱处长是打给赵副书记,还是打给恒昌那边?

都有可能。

回家路上买了半只烤鸭和一份凉菜。刘敏开门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但没说什么,接过塑料袋去厨房装盘。孩子在小卧室睡着了,额头贴着退烧贴,小脸红扑扑的。

“大夫说就是普通感冒,嗓子发炎引起的。”刘敏在厨房里说,“你吃饭没?”

“吃过了。”我撒谎了,其实中午那顿之后就没吃过东西。

刘敏从厨房出来看了我一眼,也没戳穿,给我盛了碗饭:“再吃点,烤鸭热着呢。”

我们俩在饭桌前坐着,电视开着但没声音。刘敏把下午的事说了,孩子烧到三十八度五的时候她一个人抱着去的社区医院,排队排了四十分钟。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就是陈述事实。

我放下筷子:“以后提前给我打电话。”

“你那么忙,打了也回不来。”她说完这句可能觉得语气太重了,又补了一句,“也不是什么大事,烧退了就好了。”

我没再说什么。结婚八年,刘敏从来没因为工作的事跟我吵过架,但我心里清楚,她一个人扛了多少。

吃完饭我主动去洗碗。厨房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叶子蔫蔫的,该浇水了。我拧开水龙头冲碗的时候,脑子里翻来覆去是下午会议室里的画面——赵副书记那个笑容,钱处长那张白脸,还有孙书记最后那个点头。

洗着洗着,我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信封。

那是一天晚上,跟今天差不多的时间。我那时候还是综合处的主任科员,负责收集各市报送的节能减排材料。有一天加班到晚上八点多,去楼下便利店买了包烟回来,办公桌上就多了个牛皮纸信封。没贴邮票,没写名字,封口也没粘,里面只有一页A4纸。

那是一家化工厂的内部情况说明复印件,盖着公章。内容很简单:该厂实际排污量约为上报数据的二点三倍,因当地环保部门“协调”,上报数据做了技术处理。没有署名,没有抬头,就那么一页纸。

我当时反复看了很多遍。这份东西来得太巧——我正在做全省节能减排的汇总报告,那家化工厂的数据正好在报送范围内。如果按他们上报的数据统计,全省的减排指标是达标的;但如果按这份情况说明的“实际数据”统计,指标要差一大截。

我把复印件锁进了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后来那份汇总报告如期上报,用的是各市报送的官方数据。再后来恒昌化工的事浮出水面,我调出了当年的用电量比照,发现有问题的远不止恒昌一家。

但那份复印件我一直没动用过。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人放的,也不知道那人是什么目的。在机关里待了这么多年,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路不明的东西,有多大的用就有多大的风险。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属地是本地的,但不在我的通讯录里。

我犹豫了两秒,接了。

“喂,是陆远山同志吗?”电话那头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点本地口音,语气客气得有点过分。

“我是。您哪位?”

“我姓陈,恒昌化工的。陆处长,今天下午的事我听说了一些,想约您吃个便饭,不知道方不方便?”

我捏着手机的手紧了紧。水龙头还开着,哗哗的水声从厨房传过来。

“陈总,不好意思,我今天晚上家里有事。而且您也知道,咱们这个身份,私下吃饭不太合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笑了:“陆处长想多了,就是吃个饭,交个朋友。恒昌在省里做了这么多年,跟各处室都熟,您别见外。”

“真不行。陈总,改天有机会再说吧。”

我说完就挂了。把手机放在灶台上,关掉水龙头,厨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刘敏在客厅问:“谁啊?”

“打错的。”

我擦了擦手走出去。刘敏正在给孩子掖被角,小卧室的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很晚才睡着。脑子里来回转着几个念头:恒昌的电话是赵副书记授意的,还是他们自己坐不住了?下午在会议室里说联合核查的时候赵副书记答应得那么痛快,是真的打算配合,还是已经在布局了?

还有那个三年前的信封——我现在大概能猜出来是谁放在我桌上的。

但那个人现在还在不在位子上,不好说。

第五章 办公桌上的警告

第二天一早我到办公室的时候,门口已经有人在等着了。

是综合处的小周,手里抱着个文件夹,看见我来,赶紧往前迎了两步:“陆处,钱处长让我把这个给你,说是下午要报厅里的材料,让你上午审完。”

我接过来翻了翻。是份常规的季度工作小结,没啥技术含量,平时这种事都是副主任科员弄完直接报的,用不着副处审。钱处长这是……给我派活儿?

“行,放我桌上吧。”

小周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他犹豫了一下,压着嗓子说了句:“陆处,昨天晚上钱处长在办公室待到十点多,打了好几个电话。我走的时候听见他说了一句‘那个小陆太不懂规矩了’。”

他说完就低头走了,脚底下快得很。

我站在走廊里愣了会儿神。小周这人平时话不多,跟谁都客客气气的,今天能跟我说这句,说明他也是憋了阵子了。钱处长在处里干了六年,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小周说是他的跟班,其实没少被支使得团团转。

我推门进了办公室,把东西搁桌上。工位上放着一杯热豆浆,杯底压了张纸条,老张的字迹:“楼下带的,趁热喝。”

老张这个人,在综合处干了十五年了,副处级调研员的帽子戴了八年没动过。他不争不抢,谁也不得罪,但谁心里都清楚,这栋楼里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

豆浆喝到一半,电话响了。是办公室主任老郑打来的:“小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办公室主任在二楼。我下去的时候在楼道里碰见了赵副书记的秘书小李,小李冲我笑了笑,那个笑怎么说呢——嘴角挑起来了,但眼睛里全是琢磨的意味。

“陆处,早啊。”

“李秘早。”

错身过去的时候,我听见小李身后跟着的那个人低声说了句什么,小李回头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了。

老郑的办公室朝南,阳光晒得屋里暖烘烘的。他让我坐下,先没说话,慢条斯理地泡了壶茶,给我倒了一杯。

“小陆,昨天下面的反馈回来了一些。”老郑端着茶杯看着我,“恒昌化工那边打电话到厅里来了,说对联合核查的事有不同意见,希望再沟通沟通。”

“什么不同意见?”

老郑摆摆手:“他们的意思嘛,就是觉得联合核查动静太大了,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提出能不能让环保厅先自查一遍,有问题再上报。”

我端着茶杯没喝。环保厅自查,那跟没查有什么区别?恒昌的老板能打通赵副书记那条线,环保厅里自然也有他的人。自查一圈下来,数据做做手脚,什么事儿都没有。

“郑主任,孙书记昨天在会上定的是审计厅牵头、环保厅配合。现在改环保厅自查,是不是得跟孙书记那边通个气?”

老郑放下茶杯,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挺复杂,有欣赏,也有担忧。

“你说得对,这事不能擅自改。不过小陆,你刚提副处,有些事情上头的弯弯绕绕你还不完全清楚。赵副书记那边……面子上要过得去,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

我点了点头:“我明白,郑主任,谢谢您提点。”

从老郑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脚步沉了不少。老郑说的“通气”,说白了就是让我去跟赵副书记服个软、认个错,把这事往圆了说。可我服什么软呢?我说的每一句话、拿出来的每一份数据都是真的。

回到五楼,综合处大办公室里几个人在窃窃私语。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说了,各归各位敲键盘。钱处长的办公室门关着,百叶窗拉下来,里面人影晃动。

我在工位前坐下来,把那份季度小结翻开。看了两行字,目光就飘了。

三年前那个信封的事我一直没跟任何人提过。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恒昌化工的事捅出来了,赵副书记那边肯定会想办法保,保不住就会查是谁把事翻出来的。我的底细他们很快就能摸清楚:陆远山,农村出来的,省大毕业,在综合处干了九年,没有任何背景。

这样的人,在领导眼里就是一颗随时可以拔掉的钉子。

午饭时间我没去食堂,让老张帮我带了两个包子回来。我把办公室门关上,从抽屉深处翻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三年了,纸边都泛黄了,但公章和字迹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盯着那枚公章看了很久。三年前能拿到这份东西的人,至少是化工厂内部的中层以上,或者环保系统的知情人。而这个人把东西放在我桌上,说明他信任我——或者他没办法了,只能赌一把。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还在不在体制内?如果我把这份东西拿出来,会不会把他牵扯进来?

这些问题我想了三年也没想透。但现在好像不能再等了。

下午三点,钱处长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端着一杯茶走出来,经过我工位的时候停了一下:“小陆,那份小结审完了吗?”

“快完了,钱处,下班前给您。”

“不急不急,”他笑着说,“你忙你的。对了,晚上有安排吗?赵副书记那边有个工作餐,想让你也过去。”

我抬着头看他。钱处长的笑容挑不出毛病来,温和、亲切,像个关心下属的好领导。但我知道这顿饭的用意——要么是拉拢,要么是敲打,或者两者都有。

“钱处,我小孩昨天晚上发烧了,这两天晚上都得回去看着。您看……能请假吗?”

钱处长脸上的笑顿了一瞬,然后点点头:“那当然,孩子要紧。改天再去也行,不急。”

他走了。我捏着钢笔的手松了松,才发现指节都攥白了。

晚上七点,我收拾东西准备走。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走廊里安安静静的。路过钱处长办公室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门锁着,灯灭了,百叶窗拉得整整齐齐。

我忽然想起上午老郑说的那句话——“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

我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存了三年但从来没打过的号码。那个人三年前把信封放在我桌上之后就再没联系过我,但这三年里,我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他的身份。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喂?”

“陈科长?我是综合处的陆远山。有件事,想跟您聊聊。”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那个声音响起来,比三年前苍老了一些:“我知道你会打这个电话。明天下午,老地方。”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发了会儿呆。窗外的路灯透过梧桐叶子洒进来一地碎光,风一吹,满地的影子摇摇晃晃的。

那个“老地方”,是三年前我第一次遇见那个人的地方。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在环保系统干了二十多年,去年刚退了二线。

三年前他把东西放在我桌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陆科长,你能做的比你以为的多。”

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第六章 陈科长的话

“老地方”是省图书馆后门那条巷子里的一家面馆。

门脸不大,招牌都褪色了,但开了十几年。中午的时候人多,我特意选了下午两点半过去,过了饭点儿,店里只有两桌客人。

陈科长坐在最里面靠墙的位置,面前一碗阳春面已经吃完了,碗底剩了点汤。他比三年前老了不少,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一层,但眼神还是那个眼神——沉沉的,像一潭水底有东西。

我在他对面坐下,要了碗雪菜肉丝面。

“陈科长,您身体还好吧?”

“退了二线的人,能有什么好不好的。”他拿纸巾擦了擦嘴,“你打电话来,我就知道是为了那件事。”

我没绕弯子:“恒昌化工的事在孙书记面前翻出来了,现在要搞联合核查。赵副书记那边想压下来,让环保厅自查。我这份东西,不知道该不该现在拿出去。”

陈科长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像是在看一个终于长大的孩子。

“你知道那份情况说明是谁写的吗?”

我摇头。

“恒昌的老厂长,姓魏。三年前恒昌被现在那个陈老板收购了,姓魏的退了休。退之前他留了个心眼,把他手里掌握的内部情况复印了一份,托人送出来。”

“托的人就是您?”

陈科长没直接回答,端起汤碗喝了一口:“老魏跟我认识二十多年了。他在恒昌干了一辈子,看着那个厂从十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后来被收购,新老板路子野,把排污数据改了又改,老魏拦不住。他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也不会把自家的丑事往外捅。”

我的面端上来了。热气糊了一脸,我没动筷子。

“陈科长,那份东西上的公章是真的?”

“真的。老魏亲手盖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老魏手里还有一份更全的,是恒昌三年来的真实排污记录。他现在人在外地儿子家住着,那东西他藏得好好的。”

我筷子在碗里搅了两下:“他愿意拿出来吗?”

“那就要看你了。”陈科长看着我,“老魏把这个东西送出来,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有人把它用到该用的地方。三年前你没用,他也没催你。因为他知道,时机不到。”

“现在时机到了吗?”

陈科长把碗放下:“孙书记点了你的名,让你坐前面,你就已经到了那个位置上。但你怎么用这份东西,用什么方式、什么时候用,那是你的本事。”

他站起来,从兜里掏了二十块钱搁桌上:“面钱我给了。陆远山,三年前我把东西放你桌上,是因为我观察了你半年——你加班、较真、查数据查得比谁都细。机关里这样的人不多,我不能看着你一直被压着。”

他走到门口,回头又说了一句:“老魏那边我会去说。你等我的信儿。”

面馆的门一开一合,带进来一阵凉风。我坐在原地,面前那碗面已经坨了,但我忽然有了胃口,埋头吃了个干干净净。

付账的时候老板娘跟我说:“那老头儿老熟客了,每次都坐那个位置,一碗阳春面,吃完就走。你跟他认识?”

“认识好些年了。”

“那老头儿实诚,”老板娘一边擦桌子一边说,“以前穿制服的时候来,退了休还来,人没变。”

我走出面馆的时候太阳还高着,巷子里有小孩在踢球,一脚踢到我脚边。我弯腰捡起来扔回去,小孩喊了声“谢谢叔叔”就又跑远了。

我在巷口站了会儿。陈科长没说错,三年前他把东西放我桌上,是观察了我半年。但那半年我在干嘛呢?我在核对全省各个市的节能减排报表,每天晚上对着数据看到十一二点,眼睛看花了就揉两下继续看。那时候我没想过什么前途不前途的,就觉得数据对不上心里硌得慌,要弄明白。

现在想想,可能就是这股子“硌得慌”的劲儿,让陈科长觉得我能用。

回到单位已经快四点了。刚上楼就看见综合处门口站着个人,背影挺眼熟的——是赵副书记的秘书小李。

小李看见我,脸上堆出笑来:“陆处,您可回来了。赵书记让我来请您一趟,说是有个紧急事要商量。”

我看了看表:“现在?”

“就现在。”

我跟着小李上了七楼。赵副书记的办公室在走廊最里面,门开着半扇,里面传来打电话的声音。小李敲了敲门框,里面的声音停了。

“进来。”

赵副书记坐在大班台后面,手里夹着支没点的烟。他示意我坐,然后对小李说:“把门带上。”

屋里就我们两个人了。

赵副书记把烟搁在烟灰缸上,看着我笑了笑:“小陆,来省里几年了?”

“赵书记,我零八年考进来的,今年第十年了。”

“十年了啊。”他靠进椅背里,“不容易。从科员干到副处,一步一个脚印,我看在眼里。”

我坐着没动,等他往下说。

“昨天座谈会上你说那个事,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数据做得很扎实,看得出来用了心。不过小陆啊,”他往前欠了欠身子,“机关里做事,有时候不光要讲数据的对错,还要讲方式的稳妥。你想想,联合核查的报告一出来,那几家化工厂的员工怎么办?几百号人,下岗了谁管?”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但他没说的是,那几百号人的工作在恒昌被收购之前本来就稳当着,是新老板为了省环保成本改了数据、省了处理设备,才把厂子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赵书记,您说得对,安稳是要紧的。”我说,“但安稳不能建立在假数据上面。恒昌的实际排污量比申报的多出百分之四十,那些污染物排到哪里去了、附近老百姓喝的水干不干净,这个是更大的安稳。”

赵副书记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

“你倒是会讲道理。”他拿起那支没点的烟在手指间转了两圈,“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联合核查的事我不拦着。但有一点——你那些比对的底稿,能不能先给我一份?我让下面的人先过过目,省得到时候正式核查出了岔子,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要底稿。他要我的底稿,就等于要了我的全部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他要这个干什么?帮我把关?还是拿去给恒昌那边看,让他们提前做手脚?

“赵书记,底稿还在整理,有些地方不太规范。等我梳理好了再报给您,行吗?”

赵副书记看了我几秒钟。那几秒钟里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屋子里的气压低了不少。

“行,那你整理好了就报过来。”他又拿起了那支烟,“去吧。”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赵副书记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小陆,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有些事情,过头了就是冒失。”

我没回头:“谢谢赵书记提醒。”

门在身后合上的时候,我后背的衣服已经湿了一片。

走廊里空荡荡的,夕阳从西边的窗户打进来,把地面染成一片橘红色。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脑子里反反复复是赵副书记那句“过头了就是冒失”。

他说得没错,这事儿确实冒失。一个刚提副处的人,跟分管副书记对着干,放哪个单位都是找死。但我不做又能怎么办呢?那些数据在我电脑里躺了大半年,每打开一次我就想起陈科长说的那句“你能做的比你以为的多”。

晚上回家,刘敏看出来我脸色不好。她把孩子哄睡之后坐到沙发上,拍了拍旁边的位置。

“怎么了?”

我把这两天的事简化着说了说。没说赵副书记的细节,就说工作上有压力。

刘敏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说了句我没想到的话:“你那个数据弄了大半年,每天晚上对着电脑敲敲打打的,我都看在眼里。你要是为了这个挨了批评,那咱也认了。但你要是因为这个就把东西收起来不报了,那你以后每次想起来都会后悔。”

我转头看她。她就那么坐在沙发上,穿着件旧睡衣,头发随便扎着,但说出来的话比我想的有分量得多。

“睡吧,”她站起来,“明天还得上班呢。”

我关了灯躺下的时候,手机亮了一下。是一条短信,陈科长发的,就四个字:“老魏同意了。”

第七章 信任的重量

老魏同意的消息让我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到了办公室,我把门关严了,重新翻了一遍三年前那份情况说明复印件。老魏写的这东西其实不长,总共一页半,开头是恒昌化工的基本情况,然后是近三年的实际产能和排污数据对比。最要紧的是后面那段话——他用了“技术处理”四个字,把当地环保部门怎么协调的写得清清楚楚。

这份东西加上我的用电量比对,再加上老魏手里那份更全的真实排污记录,基本上就能把恒昌的事钉死了。

但问题也在这里——老魏的复印件上提到了当地环保部门某位具体经办人的名字。那个人现在还在位子上,而且就在环保厅下属的处室。一旦这份东西公之于众,那个人肯定要担责。

我犹豫了一上午,中午打了电话给陈科长。

“陈科长,老魏那份东西里涉及的那个环保局的人,您了解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你是担心把人连累了?”

“嗯。如果那人只是执行上面的指令,不是自己主动干的坏事,那把他推出去是不是不太公道?”

陈科长在电话里笑了一声。那笑声挺轻的,像是松了一口气。

“陆远山,三年前我观察了你半年,最看重的就是你这一点。你较真,但你不莽撞。那个经办人姓吴,当年是恒昌所在县的环保局副局长,老魏那份协调记录是他签的字。但据我所知,他当时是被上级领导压着办的,自己并不情愿。后来恒昌出事,他主动从副局长调到了市里的闲职上,算是自我流放了。”

“那他现在的态度是?”

“老魏跟他一直有联系。老魏说,吴副局长这几年一直想找机会把当年的事说清楚,但没人给他递梯子。如果你这边能给他一个正当的途径,他愿意配合。”

我捏着手机在窗口站了好一会儿。窗户外头是省政府大院的院子,中午有人在打羽毛球,球拍挥起来带出呼呼的风声。

“陈科长,您看这样行不行——让老魏和吴副局长把材料并成一份,先不署名,也不盖章。我把这份匿名材料跟我的比对数据一起交到审计厅,等审计厅正式启动核查了,再让老魏和吴副局长以证人身份出面。”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几秒,然后陈科长说:“你想得比我周到。就这么办,我去安排。”

挂了电话我回到工位上,把抽屉里的信封装进文件袋。手指碰到那份泛黄的纸页时,我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晚上——我加班到八点多,回来桌上多了个信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陈科长是谁,只当是什么人送错了材料。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我去便利店买烟之前,陈科长应该就在走廊那头看着我。他等了半年,终于决定赌一把,把东西放到了我桌上。而我用了三年才走到能接住这份东西的位置上。

下午开处务会,钱处长主持,议题是第三季度的重点工作安排。我坐在圆桌末端,听着钱处长一条一条地念,念到“配合审计厅专项核查工作”这一条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

“这个事,”钱处长把手里的文件翻了翻,“目前还在筹备阶段,具体怎么配合等上面的通知。综合处这边,就先由我牵头,小陆协助。”

他没看我,但这句话的意思明摆着——核查的事我牵头,你协助,轮不到你出头。

会议室里几个同事互相交换了眼色。谁都明白钱处长这是要把功劳摘走、把风险甩给别人。核查成了,是他牵头有方;核查砸了,是下面协助不力。

我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没吭声。

散会之后老张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远山,你倒沉得住气。”

“沉不住气又能咋的,钱处长的话讲得滴水不漏。”

老张左右看看,声音压得更低了:“你知道赵副书记的秘书小李昨天下午去了一趟环保厅吗?跟谁吃的饭我不知道,但回来的时候拿了份材料,封面朝里,看不清是什么。”

我心里跳了一下。小李昨天下午去环保厅,赵副书记昨天下午把我叫去要底稿。这两件事赶在一起,说没关系谁信?

赵副书记那边已经在动了。他是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环保厅的事他能插得上手。如果让他抢在联合核查启动之前把恒昌的屁股擦干净了,我的数据就成了过期的废纸。

晚上加完班快九点了,我走在回家路上打了个电话给审计厅的一个熟人。那人姓王,在审计厅综合处当副处长,是我上培训班的时候认识的,关系谈不上多铁,但能说上话。

“王处,我是综合处小陆。上次孙书记在会上定的那个沿江化工核查的事,你们厅里开始筹备了吗?”

“正要找你呢。”王处那边背景音有点吵,像是在外面,“方案刚出来,初稿在我手上。你那个比对数据能给我一份吗?厅里领导看了会议纪要之后点名要你的底稿。”

“行,我明天拷给你。不过王处,我问个不该问的——这个方案,有没有人给你们那边打过招呼,想改一改审计范围或者方法?”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王处的声音低了些:“小陆,你这话里有话啊。”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担心核查结果出来之前有人做手脚。”

王处沉默了好一会儿:“这么跟你说吧,方案确实有人提过意见,建议先查三家试点,不搞全面铺开。但意见还在厅里讨论,没定。”

三家试点——恒昌肯定在试点名单里。如果只查三家,恒昌那边提前做好了应对,查完结论是“基本合格”,后面九家就不用查了,这事就过去了。

“王处,我的比对数据里有十二家的完整分析,如果只查三家,那剩下九家的问题什么时候查?孙书记在会上说的是‘十二家都查’。”

“我知道。”王处叹了口气,“方案还没定,我再争取争取。你那底稿尽快给我,越早越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边发了会儿呆。夜风吹过来带着点凉意,街上没什么人了,只有几个烧烤摊还亮着灯。

我掏出手机给陈科长发了条短信:“老魏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好?”

过了五分钟,回信来了:“后天。”

那就后天。后天之前,我得把底稿整理出来给审计厅送去,还得防着赵副书记那边抢先一步把水搅浑。

回到家的时候刘敏还没睡,靠在床头看书。看我进来,她合上书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样?”

“还行,有进展。”我脱了外套挂起来,“孩子烧退了吗?”

“早上就退了,精神好着呢,下午还闹着要出去玩。”

我走过去在小卧室门口看了一眼。孩子睡得四仰八叉的,被子蹬到一边,小肚皮露在外面。我轻手轻脚地给他盖上被子,在他脑门上亲了一下。

回到卧室,刘敏已经把灯关了,留了盏床头小夜灯。我躺下来盯着天花板上的光影,脑子里转着后天怎么拿到老魏的东西、怎么交给审计厅、怎么防着中间出差错。

刘敏翻了个身,手搭在我胳膊上:“睡不着?”

“有点。”

“别想太多了,事情一步一步来。”

我嗯了一声,闭上眼。但我心里清楚,后天拿到老魏的东西之后,这事儿就不是一步一步来了,是要一步跨过去了。

第八章 数据底稿的风波

第二天上午我把底稿整理完了。

九十多页的表格,每一页都是我从电力公司月度对账单、税务系统公开数据、交通厅货运简报里一条一条扒出来的。有些数据源是纸质复印件,我用手机拍了照再输入到表格里,眼睛盯着屏幕对了两三遍确保没有录入错误。

拷进U盘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又多备份了一份在云盘里。留个心眼总是没错的。

上午十点,我给王处发了条微信:“底稿好了,怎么给你?”

王处回得很快:“中午我在厅里,你过来吧,别走快递。”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东西走快递或者内网邮件都不安全,中途被人截了都不知道。当面给,至少能确定交到了谁手上。

正准备出门,钱处长推门进来了。

“小陆,上午那份季度小结你审完了吗?我等着签字上报。”

我愣了一瞬。那份小结我昨天就看完了,搁在待办筐里还没签字。但钱处长平时从来不管这种小事,今天怎么特意跑一趟来催?

“审完了,在我桌上。我这就签字。”

我回到工位翻开小结签了字,钱处长站在旁边等着。我把文件递过去的时候,他目光扫了一眼我工位上的文件袋,然后就那么扫了一眼,什么话都没说。

但我心里动了一下。那个文件袋里装着三年前的信封和今天刚整理的底稿备份。虽然底稿原件在U盘里,但文件袋里还有部分纸质复印件。

钱处长拿了小结走了。我在工位前坐了一分钟,把文件袋锁进了抽屉里。

出门的时候碰到了小周。他抱着个箱子往里走,看见我打了个招呼:“陆处,出去啊?”

“嗯,送个材料。”

小周没多问,抱着箱子进了大办公室。但我下楼梯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小周把箱子搁在钱处长办公室门口,然后朝我这个方向望了一眼,就一眼,马上收回去推门进去了。

我不知道小周是不是钱处长派来盯我的。但我忽然觉得,这栋楼里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在看着我去哪儿、干什么。

审计厅在隔壁院子,走过去不到十分钟。王处在办公室等着我,门关得严严实实的。我把U盘递过去,他插上电脑大概翻了翻,眉头挑了一下。

“你这工作量不小啊。三个月的数据比对,光电力单子就上百张吧?”

“半年多攒的。”我在他对面坐下,“王处,方案的事定了吗?”

王处关了电脑屏幕,转过椅子对着我:“昨天下午我找了我们厅长,把你的情况说了说。厅长听了之后拍板——按孙书记的意思,十二家全查,不分试点。不过……”

他顿了一下:“方案明天上午要上会讨论,参会的有环保厅的副厅长和工信厅的人。环保厅那边的意见还是倾向于先查三家,说‘资金和人力有限’。”

“那明天的会……”

“明天的会我参加不了,我去外地开会。但我会把今天这个底稿提前给厅长,让他心里有底。”王处看着我,“小陆,我能做的就到这儿了。后面的事,就得看你们那边怎么配合了。”

我点了点头:“够了,王处,谢谢。”

从审计厅出来的时候太阳正好,院子里的桂花开了,一阵阵甜丝丝的香气往鼻子里钻。我站在桂花树底下给陈科长发了条消息:“老魏的东西确定明天能拿到吗?”

“确定。明天上午十点,老地方。”

十点,面馆。我心里记下了这个时间,把手机揣回兜里。

下午回到办公室,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老张坐在我工位旁边,看见我进来赶紧使了个眼色。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我办公桌左边的抽屉开着一条缝。

那条缝不大,大概也就一厘米宽。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走的时候把抽屉锁了,而且拉得严丝合缝的。

我走过去蹲下来看了看锁眼。没撬过的痕迹,但抽屉锁这种老式的,拿个回形针或者别的小工具就能捅开。我拉开抽屉翻了翻,文件袋在,里面的信封和复印件也在,整整齐齐地放着。但我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细节——信封压在复印件上面的位置跟我早上放的时候不一样。

有人打开过这个抽屉,翻了我的文件袋,然后又原样放了回去,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我合上抽屉,站起来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老张凑过来用气声说:“下午两点半,钱处长进你办公室‘找文件’来着,待了大概七八分钟。”

“他说找什么了吗?”

“说要找一份去年的归档目录,翻了翻你桌上的东西就走了。”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但手指头在兜里攥紧了。钱处长翻了文件袋,看到了那份三年前的信封,也看到了复印件的部分内容。他知道我手里有什么了。

这个消息现在应该已经到了赵副书记那里。

下班之前我给陈科长打了电话。把情况简单说了说,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你打算怎么办?要提前吗?”

“提前不了。”我说,“老魏的东西明天才能拿到。而且明天上午十点之前我得把这边的局面稳住,不能让他们在明天下午之前动手脚。”

“你有把握吗?”

我看了看窗外。天快黑了,大院的办公楼里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其中一盏是赵副书记办公室的方向。

“没什么把握,但得试试。”

挂了电话我收拾东西往外走。走到门口迎面碰上钱处长,他手里端着一杯茶,冲我笑了笑:“下班了?”

“嗯,家里有点事。”

“去吧去吧,这两天辛苦你了。”他往旁边让了让,笑得和蔼可亲。

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烟味。钱处长不抽烟的,但这股烟味我认得——是赵副书记抽的那种外烟。

晚上到家我没跟刘敏说太多,就说这两天忙,明天上午有个重要的会。刘敏没多问,给我热了晚饭。孩子已经睡下了,屋里安安静静的。

我坐在饭桌前吃面的时候在想:明天上午拿到老魏的东西,下午之前要送到审计厅。但在那之前,我得保证这份东西不被人截走。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

第九章 面馆里的一叠纸

第二天上午九点五十,我到了省图书馆后门那条巷子。

面馆刚开门,老板在门口摆桌椅。我进去要了碗阳春面,挑了个靠里的位置坐下,手机搁桌面上。

十点整,陈科长来了。他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个黑色手提袋,看分量不轻。他在我对面坐下,没急着掏东西,先跟老板打了声招呼要了碗面。

“老魏的东西在里面,”他把手提袋搁在脚边,“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原件是他在厂里记的流水账,每天的生产量、排污量、处理设备运行时间都有。复印件是整理过的汇总表,看起来清楚一些。”

“吴副局长的东西呢?”

“夹在复印件中间,是他在县环保局当副局长期间签过的三份协调记录。他签了字但加了备注,注明‘据上级要求协调’,算是有保留了。”

我把面碗往旁边推了推:“陈科长,有件事我得跟您说实话。昨天下午有人翻了我的抽屉,我那份信封的复印件被人看过了。赵副书记那边应该已经知道我手上有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程度的东西。”

陈科长端茶的手顿了一下:“那你今天来找我,不怕被人盯上?”

“怕。所以我来之前绕了三圈,确认没人跟着。”我说,“但老魏的东西今天必须拿到,下午审计厅有个方案审定会,我要赶在那之前把材料送过去。”

陈科长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他弯腰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比三年前那个厚得多,封口用胶水粘得严严实实。

“老魏托我带句话。”陈科长把档案袋推到我面前,“他说,他干了一辈子化工,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昧良心的。如果这点东西能让他退休之后睡得着觉,他就值了。”

我接过档案袋的时候手指头有点抖。三年了,这东西从老魏到陈科长,从陈科长到我,现在终于走到了该去的地方。

“陈科长,吴副局长那边怎么联系?审计厅启动核查之后,需要有人出面作证。”

“到时候打这个电话。”陈科长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串手机号,“他等着呢。”

我把纸条收好,档案袋夹在腋下,站起来的时候面还没吃完。陈科长叫住我:“面还没动几口呢。”

“不吃了,回头再说。”

我走出面馆的时候脚步比来时快了不少。档案袋贴在胸前,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那份分量。巷子口有个卖烤红薯的大爷,冒着腾腾的白气。我侧身从旁边过去的时候余光扫了一下——巷子对面那棵梧桐树底下,有个人影一闪就不见了。

我脚步没停,但心里咯噔了一下。

走出巷子,我拐进了省图书馆侧门。图书馆一楼有自助存包柜,我刷了身份证开了个柜子,把档案袋锁了进去。然后空着手从正门出去,打车去了单位。

到办公室的时候十点四十。老张在,看见我进来递了个眼神:“刚才钱处长来找你,问你上午去哪儿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上卫生间了。”老张嘿嘿一笑,“他等了五分钟没等着就走了。不过走之前去你工位那转了一圈,我正好站起来倒水,他就没翻东西。”

我拉开抽屉看了一眼,东西还在。但我心里清楚,早上出门之前我特意在抽屉夹缝里夹了一根短头发,现在那根头发不见了。

他们又翻了一次。

上午十一点,钱处长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小陆,你来一下。”

我跟着他进去。钱处长坐在椅子上,手里转着支笔,表情挺松弛的。

“小陆,有件事想跟你通个气。赵副书记那边刚传达了一个意见,说联合核查的事方案还没定,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企业恐慌,建议暂缓向审计厅提交个人比对数据。等方案正式通过之后再统一提交。”

我站在他对面,手插在裤兜里:“钱处,审计厅那边已经把方案报到孙书记那里了,今天下午就开审定会。我这边的数据审计厅昨天已经催了,说不交的话会影响方案进度。”

钱处长手里的笔停了一下:“你昨天把数据交了?”

“交了。”

办公室里的空气沉了几秒。钱处长的表情没太大变化,但转笔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

“小陆啊,”他放下笔靠进椅背里,“有时候做事,最好还是先跟处里通个气。你毕竟还在综合处,代表的是处里的形象。个人擅自行动,传出去不太好听。”

我点了点头:“钱处说得对,下次我一定注意。不过昨天审计厅那边催得急,我怕耽误了孙书记定的时间节点,就没来得及先跟您汇报。”

话说到这份上,钱处长也不好多说什么了。他摆摆手让我出去,我转身的时候看见他拿起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戳了几下。

中午我没去食堂。等办公室的人都走了,我下楼去了图书馆,从存包柜里取出了档案袋。然后打车去了审计厅。

王处果然不在,去外地开会了。但我找到了审计厅办公室的赵主任,王处走之前打过招呼。赵主任接过档案袋的时候神色挺郑重:“里面是什么材料?”

“沿江十二家化工企业的真实排污数据及历年协调记录。建议在下午的方案审定会上作为附件分发各参会单位。”

赵主任翻了翻第一页,表情就变了。他没多问,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会交给厅长。”

从审计厅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一点半。我站在大院门口,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档案袋交出去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又悬起来一块新的——下午的会开成什么样,决定了接下来是风平浪静还是风浪滔天。

四点钟的时候我手机响了。王处从外地打来的:“小陆,会开完了。你的材料在会上发了,环保厅那边看了之后没再坚持先查三家。厅长拍了板——按孙书记原话,十二家联合核查,下周启动。”

我握着手机的手松了松:“谢谢王处。”

“别谢我。你那份底稿太扎实了,上面写的是‘实际排污量约为申报量一点七倍’,环保厅的人脸都绿了。不过小陆,”王处的语气沉了一下,“赵副书记在会上全程没说话,散会之后第一个走的。”

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站在院子里,桂花香一阵一阵地飘过来。

事情往前推了。但推得太快,有时候也容易翻。

第十章 启动之后

核查启动的通知是周三下午发到各单位的。

红头文件,上面盖着审计厅和生态环境厅的章,落款是省政府的文号。全文不长,核心就一句话:由审计厅牵头,对沿江十二家重点化工企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核查,重点核查近三年实际排污量与申报数据的一致性。

文件下来的时候综合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的。钱处长拿着文件看了半天,然后放到了我桌上:“小陆,这个事你对接。”

他说完就回自己办公室了,门关上没再出来。老张在旁边冲我挤了挤眼,没说话,但那意思谁都明白——钱处长这甩手掌柜当得干脆利落。

核查的事定了,接下来的活儿才真叫多。审计厅那边要人配合,成立了个临时工作组,我作为数据提供方被纳入组里。第一次工作会开在审计厅的会议室,来的人不多,审计厅两个处长、环保厅一个副处长、工信厅一个科长,加上我,拢共不到十个人。

环保厅来的是个姓孙的副处长,四十来岁,戴副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会上一开始分活儿他就提了个建议:“既然数据底稿是小陆同志提供的,核查过程中的数据核对环节就由小陆同志负责,我们环保厅配合提供原始申报档案。”

这话听着像是给我授权,实际上是把数据核对的活儿全甩给了我。他们提供原始档案,我来核对,核出来有问题他们一句“工作疏忽”就能搪塞过去。

审计厅的秦处长看了我一眼:“小陆,你那边人手够吗?”

“够的,秦处。我处里的同事可以协助。”

秦处长点了点头,然后转向环保厅孙副处长:“不过孙处,原始档案提供这块,需要你们在七个工作日内把十二家企业的近三年申报材料全部整理出来,不能缺项。这个时间能不能保证?”

孙副处长的笑容僵了僵:“七天?十二家?秦处,这时间是不是紧了点。”

“孙书记定的时间节点是两个月完成核查,前面准备阶段拖了后面就更紧。七天已经是最宽的了。”

孙副处长推了推眼镜没再吭声。我在旁边坐着,笔记本上记了几笔,没插话。

会散了之后秦处长把我叫到一边:“小陆,你那份底稿我仔细看了。特别恒昌那家,你标注的数据差异跟我这边调出来的电力数据完全吻合。后面的核查你只要盯住原始档案的真实性就行,别的我来协调。”

这是个明白人。我心里踏实了不少。

但踏实归踏实,活儿一点没少。从审计厅回来我开始排计划,光十二家企业的数据比对一项就需要至少四十个工时的对表工作量。我一个人肯定干不完,得找人帮忙。

下午回了单位我就跟老张开了口:“张哥,核查那边需要帮手,你能不能搭把手?”

老张正在喝茶,听完放下杯子:“行啊,反正我手头的活儿不急。你说怎么干?”

“帮我做数据对表。原始档案到了之后咱们分开对,你对前六家,我对后六家。有差异的地方单独标注出来。”

老张点了根烟——他平时在走廊拐角抽烟,今天坐工位上就点上了,说明是真上心了。“远山,我能问一句吗?这事儿成了对你有什么好处,砸了对你有什么坏处?”

我愣了一下,然后实话实说:“成了,就是我该做的;砸了,我可能得卷铺盖走人。”

老张弹了弹烟灰:“行,那我就帮你把这铺盖给保住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没日没夜地干活。原始档案第五天到了,整整齐齐六个大箱子,从审计厅直接运到综合处。我打开第一箱翻了翻,心就往下沉了一点——恒昌那家的材料最薄,近三年的排污申报表只有薄薄几页,生产报表倒是厚厚一摞,但明显是后补的,纸张新旧程度对不上。

老张把烟掐了:“这材料做得也太明显了吧?”

“先别急,全翻完再说。后面九家不一定都是这样。”

我们俩从周五晚上开始对表。综合处大办公室灯开到半夜十二点,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键盘声和翻纸声。中间刘敏打电话来问了一次,我说加班在忙,她嗯了一声挂了。

周六全天都在办公室。中午叫了外卖,老张吃了一半趴桌上眯了二十分钟,醒了接着干。周日晚上九点,对完了第九家。

老张揉着眼睛说:“九家里有五家数据有明显出入,其中三家跟恒昌的情况类似,排污申报数跟实际产能差得比较多。剩下四家基本吻合,但也有小问题。”

我在笔记本上把统计结果记下来,手指头酸得厉害。连轴转了三天,眼睛看东西都是糊的。

“远山,”老张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你这份报告要是交上去,怕是要动不少人。”

“我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写?”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想了好一会儿。恒昌那家是典型,数据差了一倍多,而且还有老魏和吴副局长的人证材料。另外两家出入也大,但没恒昌那么离谱。剩下六家里有五家小问题,只有一家是完全干净的。

如果一棍子全打死,把十二家全都定性为“数据造假”,影响面太大,涉及的职工和官员太多,反而可能被反扑。但如果只把最严重的三家拎出来重点处理,另外九家要求限期整改,这个力度既能敲山震虎,又不至于引起全面反弹。

“分三类。”我说,“严重造假的、数据有瑕疵的、基本合规的。严重的三家建议移交纪检,瑕疵的限期整改,合规的通报表扬。”

老张看着我,然后点了点头:“你这个人做事,不把事情做绝。挺好的。”

周一上午,我的核查比对报告交到了审计厅秦处长手里。他看了一遍,沉默了几分钟。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小陆,你这报告写得收得住。年轻人有这个分寸,不容易。”

我出了审计厅大门,天蓝得透亮。桂花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

手机响了。是陈科长发来的短信:“老魏看了初步通报,说了一句——没白等。”

我站在桂花树下,鼻子突然有点酸。

第十一章 第一把火

核查报告交上去之后连着三天没动静。

那三天我表面上照常上班,心里头却像揣了只兔子。早上到了办公室先把文件翻一遍,看有没有什么异常通知;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竖着耳朵听旁边桌上的人聊天,生怕漏了什么风声;晚上回到家也坐不住,手机搁茶几上,隔几分钟就拿起来看一眼。

刘敏看不下去了,第四天早上塞了袋包子给我:“你这两天掉秤了。能不能消停点,该来的总会来。”

我咬了口包子,没吭声。她说得对,但我做不到。

报告交上去第四天的下午两点,通知来了。省政府办公厅直接发的文,抄送省发改委、环保厅、工信厅、审计厅——核心内容就一段话:根据专项核查结果,恒昌化工等三家企业存在严重数据造假行为,由省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另有六家企业数据不规范,限期三个月整改;三家数据合规企业全省通报表扬。

文件下来的时候综合处大办公室开了锅。动静不大,但所有人都在偷偷摸摸地交换眼色。老张低头看手机,嘴角翘得压都压不住。小周端着一杯水站在饮水机旁边,杯子举了半晌忘了喝。

钱处长的办公室门关了一下午,百叶窗拉得死死的,没人进去过。

下班之前我到楼下取快递,在楼道里碰见了赵副书记的秘书小李。小李看见我步子顿了一下,然后笑了笑:“陆处,恭喜啊。”

“李秘,恭喜什么?”

“报告过了,辛苦没白费嘛。”他说完就走了,步子挺快,像后面有人追似的。

我抱着快递盒子站在楼梯口发了会儿呆。小李这句“恭喜”听着热络,但热络底下是什么,我拿不准。赵副书记的人在会上第一个走的,现在事情定了,他们那边是什么态度,我心里没底。

晚上回到家,刘敏做了红烧肉和清炒油麦菜,孩子坐在餐椅上拿着勺子在碗里捣来捣去,弄得饭粒满桌子都是。刘敏一边擦一边数落他,孩子嘿嘿笑着往我怀里钻。

我抱着孩子在沙发上坐着,电视开着没看,脑子里转着白天的事。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但区号是本地的。我接了,电话那头是个上了年纪的男声,带着点江对岸的口音:“是陆远山同志吗?我姓魏。”

我一下子坐直了:“魏厂长?”

“哎,别叫厂长,退休好几年了。”他在电话里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有种松快劲儿,“陈科长把你的电话给我的。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那份材料搁在我手里三年了,总算派上了用场。”

“魏厂长,应该是我谢您。您那东西帮了大忙。”

“咱们就别谢来谢去的了。”老魏的声音忽然顿了一下,然后低了些,“不过小陆同志,有句话我得跟你说。恒昌那个陈老板不是一般人,他在江对面的地头上经营了这么多年,关系盘根错节。你这次把他的事捅开了,他明面上不敢怎么样,但暗地里说不准会使什么绊子。你多留个心眼。”

我捏着手机,另一只手还抱着孩子。孩子在我怀里扭来扭去地喊“爸爸”,我把他往上颠了颠。

“魏厂长,我记住了。您也多保重。”

挂了电话之后我把孩子放下来让他自己去玩,然后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半晌。老魏说的“使绊子”,我之前也想过。恒昌的陈老板连赵副书记的路子都能打通,在江对面的市里肯定有自己的关系网。我把他的盖子掀了,他不恨我吗?

但再想想,我掀的不是他一个人的盖子。我做的是分内的事,数据是实实在在的数据,核查是省里定的核查,走的是正规渠道。他要想报复,也得掂量掂量孙书记那边怎么看。

刘敏从厨房出来看见我发呆:“怎么了?”

“没事,老领导打个电话。”

她没再问,把一盘切好的西瓜搁我面前:“吃点水果,明天还得上班。”

我拿起一块西瓜咬了一口,甜的。

第十二章 处分名单

省纪委介入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

文件下来第五天,消息就传出来了。恒昌化工的陈老板被约谈,环保厅那位孙副处长被停职配合调查,另外两家涉事企业所在的县环保局也各有人员被立案。更让人意外的是,赵副书记那边也有了动静——他自己向省委递交了一份说明材料,承认在恒昌化工的问题上“把关不严、受下属误导”。

那天省委常委会的通报我没看到,但第二天早上到处都在议论。食堂里打饭的人排着队,前面的人在说“老赵这回栽了面子”,后面的人在说“听说他自己请辞分管工业的职务了”。

钱处长这天来得特别早。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里头了,门开着,能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发呆。桌上那杯茶从冒着热气放到凉透了,一口没动。

上午十点,厅里开了个中层干部会。郑主任主持,传达省委精神——几项人事调整,其中包括:赵副书记不再分管工业领域,工作暂由另一位副书记接替;环保厅相关责任人依纪处理。

念到后面的时候,郑主任顿了顿,声音沉稳:“另,经研究,综合处钱卫东同志在数据核查工作中存在履职不力、把关不严的问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调离综合处处长岗位,另行安排。”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我坐在后排,听见旁边有人吸了口气。钱处长——不,现在该叫钱卫东同志了——坐在前排,背对着我,肩膀塌下去一截,整个人像是忽然矮了半寸。

散会的时候人们陆续往外走。钱卫东坐在原地没动,低着头盯着桌面。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脚步慢了半拍,但终究没停下来。

出了会议室老张跟在我后面,压着嗓子说:“远山,你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的?”

“钱处长这事。处分不轻啊,调离岗位就是明降了。”

我走在走廊里,阳光从窗户斜着照进来,地上的影子拉得老长。“张哥,他要是当初不压那份报告,这事儿根本不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老张叹了口气:“也是。”

钱卫东调走之后综合处暂时由郑主任代管。那天下午我去他办公室汇报工作,老郑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茶。

“小陆,钱卫东的事已经定了。综合处处长的人选省委那边还没批,但这段时间你把手头的工作顶起来,有什么事直接找我。”

我端着茶杯:“郑主任,钱处长那边……”

老郑摆摆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钱卫东这个人能力是有的,就是太会看风向。上面压他就缩,下面冲他就挡。这回的事对他也是个教训。你放心吧,组织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不会为难他,该给的体面会给。”

我点了点头。

从老郑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长长地吁了口气。说实话,钱卫东受处分这件事,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快感。他压我的报告、翻我的抽屉、给赵副书记通风报信,这些事都做得不地道。但他在综合处干了六年,也不是光干坏事。小周是他带出来的,处里的业务流程是他一手理顺的。

他只是选择了站在权力的那一边。

而权力是会变的。

晚上我跟刘敏说起钱卫东的事,她听了半天没说话。孩子睡了之后她才开口:“你以后会不会也变成那样?”

我愣了一下:“变成哪样?”

“就是……知道有人做错事,但为了自己安稳,就不说了。”

我想了好一会儿。想我这些年加班对数据的那股较真劲儿,想陈科长把信封放我桌上那天晚上的灯光,想老魏在电话里那句“没白等”。

“尽量不。”

刘敏看了我一眼,笑了:“行,我记着呢。”

第十三章 老张的升迁

综合处空出来的位子不止一个。

钱卫东调走之后不到半个月,老张的任命下来了——综合处副处长,分管数据统计和政策研究。提拔不算快,他干副调研员八年了,按资历早就该上了。但老张自己不争不抢,在处里安安稳稳地待着,要不是这回核查的事上他帮了大忙,这个位子不知道还要空多久。

任命下来那天老张请我吃了顿饭,就我们两个人,在单位旁边巷子里一家小馆子。

他点了四个菜一箱啤酒,开了盖子先给我满上:“远山,这杯敬你。”

“张哥,你敬我干什么?是你自己的本事。”

老张把酒喝了,抹了把嘴:“我自己的本事?我在综合处干了十五年了,什么活儿没干过?但人家记住的不是你干了什么,是你跟谁干的。这回要不是你牵头搞核查把我拉进去,我熬到退休也是个调研员。”

我端着酒杯没说话。老张这人实在,话也实在。他说的“跟谁干”听着有点功利,但这年头在机关里,不功利的人早就被磨平了。

“张哥,那往后咱们处里的事,你多担着点儿。我资历浅,好多事还得跟你学。”

老张又给我满上:“别互相捧了。你这个人呢,做事太较真,有时候轴得拉不回来。但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对得起自己那摊活儿。我在机关里待了这么多年,见过的人多了,你是少数几个让我觉得‘跟这人干不丢人’的。”

那顿饭吃到了晚上九点多。老张喝了三瓶啤酒,脸喝得通红,但脑子清醒得很。他把筷子搁下来的时候忽然说了句:“远山,钱卫东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张,我这回栽得不冤。那个小陆手里攥着的东西,我要是早两年知道,我早站他那头了。’”

我夹菜的动作顿了一下。

“他真这么说?”

“真这么说的。”老张把最后一口酒喝了,“钱卫东这人你说他坏吧,他也没坏到骨子里。他就是……胆小。他在这个位子上待久了,见的风浪多了,胆子就磨没了。”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吃完饭我跟老张在巷口分了手。他往东走,我往西走。九月底的晚上凉快得很,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是钱卫东那句“早两年知道”。

其实他早两年就知道。那份报告被压下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数据有问题,他说“再核实核实”,就没了下文。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想知道。

走到家楼下的时候我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自家窗户。灯亮着,刘敏应该在哄孩子睡觉。我掏出手机想给老魏发条消息说最近的情况,想了想又塞回去了。

有些事不用急着说。做了就好了。

第十四章 伯乐来了

十月中旬的一天,郑主任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语气跟平时不大一样。

“小陆,下午两点半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穿精神点。”

我看了眼日历,没想起来今天有什么特别安排。“郑主任,有什么事儿吗?”

“来了就知道了。”他挂了电话。

下午两点二十我到了二楼。走廊里安安静静的,郑主任的门关着。我敲门进去的时候愣住了——办公室里不止郑主任一个人。

孙书记坐在郑主任那张会客沙发上,面前一杯茶,正跟老郑说着话。看见我进来他抬了抬手:“坐。”

我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后背挺得笔直。孙书记比上次在调研车上看着随和一些,穿了件深灰色的夹克,没打领带,手里捏着手机转来转去的。

“今天不办公事,就是路过,来跟你说说话。”孙书记看着我,“上次那份核查报告我看了,写得不错。分了三类,轻重有别,不搞一刀切。这个思路比很多老同志想得都周全。”

我张了张嘴,想说“是审计厅秦处长指导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孙书记既然专门来找我说这话,就不是来听我谦虚客套的。

“谢谢孙书记肯定。数据那块是大家一起核的,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孙书记笑了一下:“你倒是不贪功。不过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问你一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一问把我问住了。打算?我之前想的是把核查的事办好,把该做的事做了。至于之后怎么样,我还真没认真想过。

“孙书记,我想先把综合处的工作理顺了。核查之后还有一些后续整改的事要跟踪,十二家企业不是核查完就完了,整改到不到位还得回头看。”

孙书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郑主任:“老郑,你那边综合处的班子搭配得怎么样了?”

老郑回答得很快:“正在配。副处长刚到位,处长的建议人选还在酝酿。”

孙书记嗯了一声没再接着往下说。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站起来:“行了,我还有个会。小陆,好好干。”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跟几个月前在调研车上回头看我的时候一模一样。但这次我知道那眼神里有什么了——有认可,有期待,还有一点“我看好你”的意思在里面。

老郑送孙书记出去,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

“小陆,你运气好。”

“郑主任,孙书记这是……”

“他今天来不是路过,”老郑坐下来重新泡茶,“是专门来的。省里最近在推一批年轻干部,点名要基层有实绩的。你那个核查的事从开始到现在,孙书记全看在眼里。他不光看在眼里,还记在心上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心里全是汗。

老郑给我倒了杯新茶:“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就行,别到处张扬。该干活的时候干活,该表态的时候表态。日子还长着呢。”

我捧着茶杯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什么也没跟刘敏说。但她看我脸色就跟平时不一样,问了一句“今天有什么好事儿?”我笑了笑说没有,就是工作顺利。

她在厨房里切菜,头也没回:“那就好,顺利就行。”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忙活,孩子从后面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喊爸爸。屋里油烟机嗡嗡响着,菜下锅的滋啦声混着孩子的笑声。

那时候我忽然觉得,不管接下来怎么走,日子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第十五章 小周的坦白

综合处的气氛在钱卫东调走之后慢慢松弛了下来。老张当了副处长之后大家干活积极了不少,以前那些推来推去的事情,现在安排下去大家就开始干了。

但小周不一样。他一直蔫蔫的,干活还是干,但话少了许多。有时候在走廊里遇见我,他眼神躲躲闪闪的,跟之前那个主动跟我说“钱处长在办公室打了好几个电话”的小周判若两人。

十月底的一天下午,他敲了我办公室的门。

“陆处,能跟您说几句话吗?”

我让他进来坐下。他在椅子上坐了小半边屁股,双手搁在膝盖上,低着头,像是鼓了半天勇气才开口的。

“陆处,我想跟您道个歉。”

“道什么歉?”

“就是……之前钱处长让我盯着您,您去哪儿、跟谁见面、带了什么东西走,我都跟他说了。有一次您办公桌的抽屉,钱处长让我拿回形针捅开的,翻完了又让我原样锁回去。我当时……我当时不敢不听他的话。”

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脸涨得通红,手指头绞在一起,整个人缩在椅子上像个小学生。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说实话,小周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但他能主动说出来,说明他心里头的石头压得受不了了。

“小周,你知不知道你当时做的那些事,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

他点了点头,声音有点哑:“知道。如果我偷翻您抽屉的事被捅出去,您的东西被提前拿走了,那核查的事可能就黄了。钱处长当时让我干的时候我没多想,就想着他是领导我不能不听。后来事出了我才后怕,一直想跟您说,又不敢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他说的都是实话。在机关里,一个刚进来的年轻人,处长让他干什么他能不干?换我在他这个位置,大概率也是一样的。

“小周,你今年多大?”

“二十七。”

“零八年我进来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小两岁。那时候我在综合处跑腿打杂,处长让我复印文件我就复印,让我送材料我就送,从来不多问一句为什么。”我看着他,“你做的事不对,但你的位置在那个当口上,换了谁都难办。不过有一条你得记住——下次再有人让你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你宁可当面拒绝,也别干了之后再来道歉。有些错误,道歉是道不过去的。”

小周使劲点头,眼眶有点发红。

“行了,去吧。过去的事翻篇了。后面好好干活,有什么拿不准的来找我。”

他站起来往门口走,走到一半又转回来:“陆处,还有件事。钱处长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跟着小陆干吧,他比我正派’。他让我传给您,我一直没找着机会说。”

门关上之后我坐了好一会儿。

钱卫东这个人,临走之前还记着给小周指条路。他说我“正派”,说明他心里是明白的——他做不到的事,我做了。但他不恨我,至少没有恨到要拖一个人下水的地步。

这个人说到底,就是个在体制里混久了混怕了的中年人。有私心,有小聪明,但没有坏到骨子里去。

晚上回家我跟刘敏说起小周的事。她一边叠衣服一边说:“那个小孩才二十七,你要是为难他,他心里这个疙瘩一辈子解不开。”

“我没为难他。就是让他以后做事之前先想想。”

刘敏把叠好的衣服码整齐:“你自己二十七的时候不也莽莽撞撞的?谁没年轻过。”

我想了想,好像是这么回事。

第十六章 在江边

十一月初的一个周末,我自己去了趟江边。

就是上次调研车队停的那个码头。四个月过去了,江边的树叶子黄了大半,风刮过来带着水腥气。码头旁边修了步道,三三两两的人在散步,还有钓鱼的老头坐在折叠凳上,竿子插在栏杆上,人靠在椅背里打瞌睡。

我沿着步道走了很远。走到恒昌化工旧址那一片的时候停下来看了看——原来码头的位置已经复绿了,种了一排小树苗,才一人多高,叶子掉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杆子在风里晃。旁边立了块牌子,写了生态修复工程的介绍和竣工日期。

我站在牌子前面看了好一会儿。三年前老魏在厂里对着报表叹气的时候,应该没想到有一天他待了一辈子的地方会变成一片绿化带。但那些小树苗要是能长起来,十几年后这里就是一片好林子。比一个冒黑烟的化工厂强多了。

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陈科长发来的:“老魏后天回市里,说要请你吃饭。”

我回了个“好”。

从江边往回走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江面上铺了一层橘红色的光,碎金子似的闪来闪去。几个小孩在步道上骑自行车,按着铃铛从我身边窜过去,留下一串笑声。

我在路边石凳上坐下来,看着江面发了会儿呆。

这几个月发生的事太多了。从调研车上那个回头开始,到核查报告交上去,到钱卫东调走,到老张提拔,再到孙书记来郑主任办公室坐的那半个小时。每一件事都是以前的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我刚提副处的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到头了——综合处副处,干到退休能混个正处就算烧高香。没背景没靠山,又不善于在领导面前表现,能有多大出息?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不是说职位上的事——那个还没定呢,老郑也说了要等。我说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是陈科长在面馆里对我说的那番话,是老魏在电话里的那声笑,是老张喝酒的时候那句“跟这人干不丢人”,是小周红着眼圈说的“您比他正派”。

这些东西比职位重要得多。它们让我觉得这些年较过的真、熬过的夜、对过的一行一行数据,都有了回应。

太阳彻底落下去了。江对面的岸线亮起了灯,一排一排的,连成一条光带。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往回走。

走到停车场的时候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郑主任打来的,语气听着轻松:“小陆,下周一上午来我办公室。有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来了就知道了。”他挂了电话,跟上次一个口气。

我坐进车里,发动了引擎。车载电台在放一首老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旋律挺舒缓的。我跟着哼了两句,打着方向盘把车开出了停车场。

后视镜里,江边的灯光越来越远,星星点点地融进夜色里。

第十七章 接任

周一上午我到郑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泡好茶等着了。

桌上放着一份文件,红头,省政府办公厅发的。老郑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看看吧。”

我拿起来翻了翻。内容是综合处处长的人选批复,提名陆远山同志担任省发改委综合处处长,报省委组织部备案,经研究同意。

我把文件放下的时候手指头有点麻。

“郑主任,这……”

“这是孙书记的意思。”老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上回他来找你,回去就跟组织部打了招呼。你的履历经得起查,核查的实绩摆在明面上,没人说二话。批复上周五下来的,我压到今天才跟你说,是想让你踏踏实实过个周末。”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嗡嗡的。综合处处长,正处级。我提副处才几个月?半年都不到。这提拔速度在省发改委的历史上找不出几个。

“郑主任,我这个提拔是不是太快了?我怕有人不服气。”

老郑放下茶杯:“不服气的人多了去了,但你让他们拿一份十二家企业的核查底稿出来,他们拿得出来吗?服不服气不是看资历长短,是看手里有没有真东西。你那些数据摆在那儿,谁不服谁去对一遍。”

他说得在理。但我心里清楚,光是数据对得上还不够。这个位置坐上去之后,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综合处的十八个人,而是整个发改委各个处室的协调、上面厅领导的汇报、下面各市发改局的对接。这些事我以前没干过,心里没底。

老郑看出我的顾虑,往前欠了欠身子:“小陆,你今年三十六了。三十六坐正处的位置不算早,也不算晚。关键是坐上去之后怎么干。综合处是发改委的枢纽,上通下达的事儿都在你手里。你之前对数据那股子较真劲儿,放到全局工作上一样用得上。不糊弄、不推诿、不给下面甩锅,就能把处带好。”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再说了,副处长是老张,他对你的路数熟。你们俩搭班子,稳稳当当的。”

我从老郑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十月底的太阳没夏天那么烈,照在身上温温的,挺舒服。

回到五楼,综合处大办公室里的人都在。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看我,估计消息已经传开了。老张坐在副处长的位子上朝我挤了挤眼,小周站在复印机旁边嘿嘿笑着,另外几个同事也都是一副“恭喜”的表情。

我站在办公室中央,忽然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以前每次有人提拔都要讲两句,但我这会儿肚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活儿还跟以前一样干,该怎么干怎么干。晚上我请大家吃饭,老地方,六点半,都来。”

办公室里头哄的一声笑了。

晚饭在一家湘菜馆吃的,两桌人,吃到后面老张开始跟大家讲我当年核对数据的事。讲我为了查恒昌的用电量,打电话打到电力公司那边的人都烦了,一听是我打的就装不在。讲我为了等交通厅的货运简报,周末跑到人家办公室门口堵人。讲的我耳朵发烫,不停地夹菜往嘴里塞。

小周端着杯饮料过来敬我:“陆处,祝您高升。”

我跟他碰了碰杯:“少喝点,明天还要上班。”

他嘿嘿笑着走了。老张凑过来低声说:“这小子最近干活卖力多了,以前钱卫东在的时候他整天蔫头耷脑的,现在好了,眼里有光了。”

我看着小周端着杯子满桌子转的背影,想起钱卫东临走前那句“你跟他干吧”。一个处长在离开之前把自己的跟班托付给另一个人,这大概就是钱卫东这个人最后一点柔软的地方。

那天晚上回到家快十一点了。刘敏靠在沙发上等我,看到我进来说了一句“听说了”。她没说什么恭喜的话,就站起来抱了我一下,抱得挺用力的,然后松开手去厨房给我热汤了。

我坐在沙发上,孩子在卧室里睡得呼呼的。汤端上来的时候热气糊了一脸,我低头喝了一口。萝卜排骨汤,炖了一下午,咸淡刚好。

第十八章 第一天上任

正式履新那天是个星期四。

我提前半小时到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办公室在走廊靠里的位置,朝东,早上太阳一出来屋里就亮堂堂的。前任钱卫东走的时候收拾得挺干净,桌上光溜溜的,文件柜也清空了,只在抽屉里剩了一盒没拆封的回形针和几支红蓝铅笔。

我把自己那几摞文件搬进来搁好,又把家里带的一盆绿萝放窗台上。那盆绿萝之前在走廊里养的,没人浇水蔫了好久,刘敏拿回家养了半个月又活过来了,叶子绿油油的,垂下来一大截。

坐下来的第一件事是把门开着。这是老郑教我的——办公室门开着,下面的人进来找你不用犹豫。门一关,跟下面就有了距离。

果然没到九点,门口就有人探头探脑了。隔壁工业处的李副处长端着一杯茶晃过来:“陆处,恭喜啊。以后咱们多走动。”

我站起来跟他握了手:“李处,您客气了。我刚上来好多事摸不着头脑,您得多指点。”

李副处长笑得跟朵花似的:“哪里哪里,你那个核查的事全厅都知道了,你是真本事。”

他走了之后又陆续来了一波人。有来道喜的,有来送材料的,有来约时间的。我每个人都没让人站着说话,全都请进来坐了,短的聊几分钟,长的多坐会儿。一天下来,办公室里的水壶烧干了三回。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老张晃进来,看我桌上的材料摞得老高,笑着说:“第一天就堆成这样,以后有得忙了。”

“你那儿也差不多吧?”

老张拉开椅子坐下:“我这个副处长是给你搭把手的,你只管定方向,具体的事我来干。咱们分工明确,你对外我对内,省得跟钱卫东在的时候似的,什么事都捂在手里不放。”

我点点头。老张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他不抢风头,但该干的活儿一样不落。

“对了,”老张站起来的时候忽然回头,“小周今天找我请示,说他手头那个项目分析想重做一遍,之前钱卫东在的时候让他按另一个方向写的,他觉得数据支撑不够。你怎么看?”

“让他重做。数据不对的东西报了也是白报,回头还得返工,不如一次到位。”

老张笑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行,那我让他放手干。”

老张走了之后我坐在办公室里发了会儿呆。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了,大院的灯次第亮起来。桌上那盆绿萝在晚风里微微晃着叶子。

这一天过得比我想象的顺当。也许是因为之前的事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我这个新处长是干什么出身的。也许是因为老张在下面帮我兜了底。也许只是因为——该做的都做了,后面的路自然会铺开。

我把桌面上的文件分了分类,锁了抽屉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看了一眼那盆绿萝,想着明天得记得浇水。

第十九章 老魏的饭

老魏回市里那天是十一月下旬,赶上今年头一场冷空气。气温一下子降了七八度,我出门的时候刘敏追到门口塞了件厚外套给我,说“江边风大,穿上”。

吃饭的地方是个不起眼的江鲜馆子,藏在老城区一条巷子里,门脸不大,但门口停了好几辆车,都是本地牌照。陈科长提前到了,坐在靠窗的位置冲我招手。他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瘦瘦的,脸上皱纹很深,但腰板挺得直直的。

“这就是老魏。”陈科长介绍。

我跟他握了手。老魏的手掌粗糙厚实,一握就知道是干了一辈子实业的人。他在江鲜馆门口等我的时候大概站了好一会儿,脸被风吹得有点红。

“陆处长,久仰久仰。”老魏说话带着浓重的当地方言口音,但吐字清楚。

“魏厂长您别客气,叫我小陆就行。”

三个人坐下来,老魏点的菜。江白鱼、河虾、螺蛳、青菜,都是江边的时令货。酒是本地酿的米酒,用壶温着倒在碗里喝,甜丝丝的。

喝了两碗酒之后老魏的话才多起来。他讲恒昌当年怎么建起来的,八十年代的时候县里为了拉动经济,跑了三个月项目才把厂子立起来。那时候条件差,设备是二手的,技术员是从外地请的,连厂房都是旧仓库改的。但那时候的人干劲儿大,半年就出产品了,一年就见了效益。

“后来就不行了。”老魏端着酒碗,眼睛有点发直,“后来换了几任厂长,又卖给了陈老板。陈老板那个人会做生意,但他不搞实业,他搞资本。买来厂子不是为了生产,是为了套补贴、占地皮、弄贷款。生产上能省就省,环保设备舍不得换,数据能改就改。”

他说到这儿把酒碗放下,抬手搓了把脸。

“我在恒昌干了三十年。那些管道、阀门、反应釜,每一台我都摸过。后来看着它们一天天锈了、坏了、没人修了,我心里头的滋味没法说。”

陈科长在旁边拍了下老魏的肩膀:“行了,都过去了。”

老魏抹了把眼睛,又端起了酒碗:“对,都过去了。厂子没了,但该弄干净的弄干净了。我这后半辈子能睡踏实觉了。”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快九点。陈科长跟老魏住一个方向,打车走了。我在巷口送他们上车,老魏上车前跟我握了握手,用了挺大的劲。

“陆处长,以后路过这边来家里坐坐。我老伴儿做菜比我点的好吃。”

“好的魏厂长,一定去。”

出租车开走了,尾灯在夜色里越来越远。我站在巷口把外套紧了紧,冷风从江面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子湿漉漉的水汽。

往回走的路上我掏出手机看了眼。刘敏发来一张照片,孩子趴在沙发上拿蜡笔画画,画面上歪歪扭扭几根竖线,底下是蓝色的一团东西。她配了行字:“他画的是江边的树,说是爸爸工作的地方。”

我盯着那张画看了很久,嘴角不自觉翘了起来。

第二十章 又上调研车

十二月中旬,省里组织了年底的沿江生态专项调研。孙书记带队,还是那辆考斯特。

这次我坐在前面。

不是被人临时叫上去的——是安排好了的。调研前一天老郑通知我:“你坐前面,孙书记说有几个数据问题要问你。”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明天记得穿正装”。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集合点。车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天还蒙蒙亮,大家陆陆续续上了车。我走到前面的时候,第二排那个位置空着,上面什么都没放,明摆着是留给我的。

我坐下来,系上安全带。后面依次上车的是秘书长、赵副书记的接任者——姓钱,跟钱卫东同姓但没关系,是个四十出头的年轻副书记,戴眼镜,上车的时候冲我点了点头。再后面是各厅局的负责人,环保厅来的是个新面孔,上次那个孙副处长被调离了,换了个人来。

孙书记最后一个上车。他上来之后扫了一眼车厢,目光在前排停了一下,然后坐到了副驾驶位上。

车发动了。

这次沿途看的是整改的成果。恒昌旧址那个码头的生态修复工程已经初具规模,冬天虽然光秃秃的,但规划图上标了明年春天要种什么树、引什么水,一整套方案做得像模像样。另外几家整改的企业也去了现场,原本冒黑烟的烟囱停了一半,污水处理站换了新设备,工人们穿着工装在车间里干活,看着踏实了许多。

每到一处,孙书记都让人拿数据出来对。他问得很细——修复面积多大、投入资金多少、预期效果什么时候出来。我坐在旁边随时翻了材料递过去,有一处数据跟项目公示牌上差了零点几个百分点,孙书记看了我一眼。

“这个数据是怎么回事?”

我翻了翻底稿:“公示牌上是初步设计的数据,实际完工后稍微调整了零点四个点。审计厅的终验报告还没出来,但现场测量数据是准确的。”

孙书记点了下头:“行,回头让审计厅把终验报告尽快出来。”

旁边那位钱副书记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下午回程的路上孙书记靠在座位上闭着眼,车里安安静静的。我坐在第二排,膝盖上放着那摞材料,低头看窗外飞掠的江岸线。这一段路和上次是同一条,连路边的树都一样。但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的人和几个月前已经不一样了。

快到江阴大桥的时候孙书记忽然没睁眼,只说了句:“小陆,综合处干得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然后回答:“还行,孙书记,正在上手。”

“嗯。”他没再说什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年轻人慢慢来,不着急。”

桥过了。车开上高速路,一路向北,窗外的江面越来越远。

我转回身坐好,把膝上的材料理了理。旁边座位的钱副书记递过来一杯水,笑着小声说了句:“陆处长,喝口水。”

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车窗外头的天蓝得干干净净的,像被人拿抹布擦过一遍。我拧开杯子喝了一口,温水,不烫不凉,刚好。

尾声

那年除夕,我们一家三口在刘敏娘家过的。

老丈人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整了一大桌子菜。鸡鸭鱼肉都有,还有从老家带来的腊肠和咸鸭蛋。孩子跟邻居家的小孩在楼道里疯跑,满走廊都是脚步声和笑声。

吃年夜饭的时候老丈人端着酒杯问我:“今年干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得挺简单:“挺好的,遇到几个好人,办成了几件事。”

老丈人哈哈笑着跟我碰了杯:“那就好,那就好。人在外面工作,碰到好人是最大的福气。”

我看着杯子里面的酒,忽然想起好多事——陈科长在面馆里把档案袋推过来的那双手;老魏在江鲜馆里搓着脸说“都过去了”的样子;老张喝醉了在巷口拍着我肩膀说“跟这人干不丢人”;小周红着眼圈说的那句“您比他正派”;还有孙书记在车上回头看我的那一眼。

还有刘敏。大半夜我加班回来她永远在沙发上开着灯等着,汤在锅里热着,孩子在屋里睡着。她从不问我干得怎么样,但她什么都知道。

酒喝到一半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但屏幕上的名字显示是老魏。我接了,电话那头传来老魏带着笑的声音,背景里还有鞭炮声在响。

“陆处长,过年好!我跟你拜个早年!”

“魏厂长过年好。您在哪儿呢?”

“在儿子家,江对面呢。今天跟他们说起了从前的事,我说今年总算过了个踏实年。这得谢谢你。”

我端着酒杯站在阳台上,冷风吹过来但心里热乎乎的。

“魏厂长,我也得谢谢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老魏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他说:“陆处长,好好干。像你这样的人多一点,这个社会就更好一点。”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了会儿夜空。远处有烟花升起来炸开,红的绿的黄的在黑幕上散了一大片。孩子从屋里跑出来拽我的裤腿:“爸爸快来看,烟花!”

我弯腰把他抱起来,他搂着我脖子指着天上哇哇叫着。刘敏也走出来站在我旁边,手插在棉袄兜里,仰着头看烟花。

那一刻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数据、那些报告、那些顶住的压力和熬过去的夜晚,说到底为的就是这一刻。不为别的,就为了我们这样的人能踏踏实实过个年,孩子能开开心心看场烟花。

抱孩子回屋的时候我顺手把手机揣回兜里。阳台上的冷风灌进来一瞬,又让门给隔住了。屋里暖融融的,灯光黄澄澄的,一桌菜冒着热气。

我坐下来端起酒杯跟老丈人碰了一个。

“爸,新年好。”

“新年好,远山。明年继续好好干。”

窗外又一轮烟花炸开了。满天的亮光映在玻璃上,映在孩子们的眼睛里,映在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上。

日子还长,路还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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