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锦年，今年三十二岁，在这座城市的第三人民医院做了六年的护士长。
那天早上的交班晨会还没开始，我就看见急诊科的小周急匆匆跑过来，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她扶着门框喘了好一会儿，才说出那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后背发凉的话：“锦年姐，你知道吗？方敏的老公，昨晚走了。”
我当时正在整理输液单的手停住了。方敏是我们医院妇产科的助产士，和我共事四年多，性格温温柔柔的，说话从来不大声。她老公叫贺言舟，在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去年秋天我还见过他一面——那天下班，方敏说顺路捎我一段，贺言舟开车来接她。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男人瘦高个儿，戴一副银框眼镜，笑起来很温和，还特意下车给我开了后车门。
“什么叫走了？”我问小周，“出差了？”
小周摇头，眼眶已经红了：“就是……人没了。说是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两口子还一起看了会儿电视，十点多睡的觉。今天早上五点多，方敏醒来发现身边的人身体都凉了。”
我手里的输液单掉在地上，塑料夹子摔出一声脆响。
整个上午我都心神不宁。查房的时候差点把药拿错，被主任说了两句。我满脑子都是方敏的样子——她那么瘦小的一个人，怎么承受得住这种事？而且贺言舟才三十五岁，平时看着也没什么大病，怎么就突然没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给方敏打了个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那边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锦年姐……”
“小敏，你还好吗？”我问完就觉得自己问了一句废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压抑的哭声。方敏说她现在在殡仪馆，婆婆已经哭晕过去两次了，公公坐在椅子上不说话，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地面。她说警察来过了，法医初步判断是心源性猝死，但具体原因还要等尸检报告。
“锦年姐，”方敏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奇怪，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你说一个人，白天还好好的，晚上怎么就没了呢？他昨天下午还在单位加班，回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楼下那家店的栗子蛋糕。他说最近项目忙完了，周末要带我去看新上映的电影。他还说……”她的声音断在那里，只剩下哽咽。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做了这么多年护士，生死见了不少，可轮到身边人的时候，所有的专业话术都显得苍白无力。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站在楼梯间里，盯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发呆。秋天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冷飕飕地往领口里灌。我想起上个月我妈打电话来说我爸体检结果不太好，当时我还觉得老人家小题大做，现在想想，生命这东西，真的太脆弱了。
下午下班前，我去了一趟妇产科。方敏的工位上还放着她没喝完的保温杯，抽屉半开着，露出一包拆开的饼干。旁边的同事李姐正在收拾东西，看到我来了，叹了口气说：“锦年，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小敏多好的人，怎么摊上这种事儿？”
我没接话，只是看着方敏桌上那张照片——她和贺言舟的结婚照，两个人穿着白衬衫，笑得眼睛弯弯的。那时候贺言舟还很精神，头发乌黑浓密，下巴的线条棱角分明。谁能想到，这才三年多，人就没了。
李姐压低声音说：“我听急诊科的老王说，贺言舟走的时候一点挣扎都没有，姿势就跟睡着了一样。你说这要是有什么病痛，好歹能喊一声吧？就这么悄没声息地走了，连个告别的机会都没给家里人留。”
我点点头，心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我是学医的，知道心源性猝死并不少见，可贺言舟才三十五岁，每年单位体检都按时做，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心脏病史。而且按照方敏的说法，他前一天的状态非常好，甚至还在计划周末的活动，这完全不像是一个即将猝死的人的表现。
当然，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说出来反而像是在质疑什么。
葬礼定在周三。
那天天气出奇地好，阳光亮晃晃地照着，天蓝得跟假的似的。我请了半天假，穿了件黑色的大衣去了殡仪馆。到的时候，追悼厅门口已经站了不少人，大多是医院的同事和贺言舟单位的同事。
方敏穿着一身黑，站在灵堂前面。她瘦了一大圈，脸上的妆遮不住眼角的红肿。看到我的时候，她勉强扯了一下嘴角，眼泪却又掉下来了。
我抱了抱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旁边她妈妈一直在抹眼泪，嘴里念叨着：“这孩子命苦啊，好不容易找了个好人家……”
追悼会开始的时候，贺言舟的母亲突然冲上去趴在水晶棺上嚎啕大哭，几个亲戚拉都拉不住。她说：“言舟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让妈怎么活啊？”那声音撕心裂肺的，听得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
我站在人群后面，远远地看着水晶棺里贺言舟的脸。他化了妆，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安安静静的，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说实话，那个表情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一般去世的人，面部肌肉放松下来，表情要么是平静的，要么是微微有些扭曲的，可他那个笑容，就好像真的在做梦一样。
我甩了甩头，告诉自己别胡思乱想。
遗体火化的时候，方敏哭得几乎站不住，是她妈妈和妹妹架着她才没倒下去。我看着那根大烟囱冒出的青烟，心里堵得厉害。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变成了一把灰，装进了小小的骨灰盒里。
接下来的日子好像恢复了正常。
方敏休了一个月的假，回来后整个人沉默了很多，不怎么爱说话了。以前她总是笑眯眯的，见了谁都要打招呼，现在走路低着头，吃饭也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同事轮流陪她，可每次聊天她都心不在焉的，眼神飘忽不定。
有一天中午，我和她在食堂吃饭，她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说：“锦年姐，你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
我被这个问题噎了一下，想了想说：“这个谁也说不准吧。”
她低下头，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声音很轻：“我总觉得他没走。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觉得他就躺在旁边，还能感觉到他的体温。可是伸手一摸，什么都没有。”
我心里酸酸的，握了握她的手：“小敏，你要慢慢走出来，日子还得往下过。”
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事情发生转机是在贺言舟去世后的第四十三天。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大概十一点多的样子，急诊科送来一个病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家里洗澡的时候突然晕倒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抢救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是没能救回来。
家属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是病人的姐姐。她跪在抢救室外面，哭得撕心裂肺：“医生，求求你们再救救我弟弟！他才四十五岁啊！他平时身体好得很，连感冒都不得，怎么会这样？”
值班医生老郑出来跟她解释病情，说初步判断也是心源性猝死。那个女人抓着老郑的胳膊不放：“不可能的！我弟弟上个月才做了体检，心脏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每天跑步，连烟酒都不沾，怎么可能心脏有问题？”
我在旁边听着，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又是一个平时看起来很健康的人，毫无征兆地走了。这和贺言舟的情况何其相似？
第二天交接班的时候，我跟老郑聊起了这件事。老郑翻了翻病历，皱着眉头说：“确实有点奇怪，这个病人没有心脏病史，也没有家族遗传病史，各项指标都正常。不过心源性猝死本来就很难预测，很多患者发病前都没有任何症状。”
“可是你不觉得最近这种情况有点多吗？”我试探着问，“上个月我们医院方敏的老公也是这么走的，年纪也不大。”
老郑想了想，摇摇头：“可能是巧合吧。这种病例每年都有，只不过刚好赶在一起了。”
我没再说什么，但心里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真正让我开始认真追查这件事的，是半个月后的另一个消息。
那天我正在家里做饭，手机突然响了。是李姐打来的，声音急促得不行：“锦年，你看新闻了吗？咱们市又出事了！”
“什么事？”
“又有一个年轻人莫名其妙死了！也是个男的，三十八岁，在某公司上班的。昨天晚上睡觉前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老婆发现人没了。而且你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李姐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什么秘密，“这个人，和贺言舟在同一个设计院工作！”
我的手一抖，锅铲掉进锅里，发出一声脆响。
“你确定？”
“千真万确！我一个同学就在那个设计院上班，刚才发朋友圈说的。她还说这是他们院里今年第三个了！”
第三个。
这两个字像一把锤子，重重地砸在我心上。三个年轻力壮的男人，都是在睡梦中无声无息地死去，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挣扎，甚至连呼救都没有。而且，他们在同一家单位工作。
这不可能是巧合。
我关掉煤气，坐在餐桌前，脑子里飞速运转。作为医护人员，我知道某些职业确实存在特定的健康风险，比如长期接触有害物质、高强度工作压力等等。但三个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相继以同样的方式死亡，这个概率未免太低了。
我打开手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相关信息。关于这几起死亡事件，本地论坛上有一些讨论，但大多语焉不详，很快就沉了下去。有人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的过劳死，也有人猜测是不是某种传染病，但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找方敏谈谈。
周末下午，我把方敏约到了医院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她比之前稍微胖了一点，气色也好了一些，但眼神里那种空洞感还在。她端着咖啡杯，手指不停地摩挲着杯沿，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小敏，”我斟酌着措辞，“我想问你一件事，可能有点冒昧，但我真的很想知道。”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警惕：“什么事？”
“贺言舟生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工作上的事情？比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他觉得不舒服之类的？”
方敏愣了一下，似乎在回忆。过了一会儿，她说：“他很少跟我说工作的事，只说最近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他身体一直挺好的，从来没说过哪里不舒服。”
“那他有没有提过，他们单位最近有其他同事出事？”
方敏的脸色变了，咖啡杯差点没端住：“锦年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把李姐告诉我的事情说了一遍。方敏听完之后，整个人呆住了，嘴唇微微颤抖着。过了好半天，她才开口：“你是说，言舟的死……可能和工作有关系？”
“我现在还不确定，只是觉得太巧了。你想想，三个人，都在同一个单位，都是差不多的年龄，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走的。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方敏的眼眶红了，她用手捂住嘴，肩膀剧烈地抖动着。我坐到她旁边，揽着她的肩膀，让她靠在我身上哭了一会儿。
等她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我才继续问：“小敏，你能不能想办法拿到贺言舟生前的体检报告？还有，他有没有留下什么日记、备忘录之类的东西？”
方敏擦了擦眼泪，点点头：“体检报告应该在家里的抽屉里。至于日记……他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他有个工作笔记本，有时候会在上面记一些东西。他去世之后，我一直没敢翻他的东西。”
“能不能借我看看？”
方敏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方敏提着一个塑料袋来到我家。里面装着贺言舟的体检报告、工作笔记本，还有一部旧手机。
体检报告显示，贺言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血压正常，血脂正常，心电图也没有任何异常。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肝功能指标稍微偏高，但也在正常范围内。医生给出的结论是：身体健康，建议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工作笔记本上记录的都是些技术参数和设计草图，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在最后一页，我发现了一段潦草的文字，像是随手写下的：
“最近总觉得累，明明睡得够多了还是困。老张说他也这样，可能是项目太多压力大吧。刘主任说要加快进度，可人手不够，天天加班到九十点。今天在办公室趴了一会儿，居然睡着了，醒来脖子疼得要命。希望这个项目赶紧结束，好好休息几天。”
这段话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人的日常吐槽，但其中提到的“老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方敏：“这个老张是谁？”
“应该是张工，和言舟一个组的，四十多岁，戴眼镜的那个。葬礼的时候他也来了。”
“他现在怎么样？”
方敏想了想：“好像……也挺久没见他了。上次听言舟说他请了病假，不知道好了没有。”
我拿起贺言舟的那部旧手机，试着开机。屏幕亮了，需要密码。方敏输入了贺言舟的生日，顺利解锁了。
通讯录里没什么特别的，微信聊天记录也都是些工作群和家人朋友的对话。我一条一条翻看，直到翻到他和一个备注为“刘主任”的人的聊天记录，才发现了不对劲。
那些对话看起来很平常，无非是工作安排、图纸修改之类的内容。但其中有一条消息，是贺言舟去世前三天发的：
“刘主任，最近组里好几个同事都说身体不舒服，是不是办公室空气有问题？要不要申请做个环境检测？”
刘主任的回复很简单：“知道了，我会安排的。”
这条消息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我的心脏跳得很快。办公室空气问题？环境检测？这几个字眼像是一根线头，牵出了我心中那个模糊的猜想。
我把这条消息指给方敏看。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脸色越来越白：“锦年姐，你觉得……会不会是……”
“现在还不好说。”我打断了她的话，“但我觉得这件事有必要查清楚。”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开始暗中调查这件事。
我先是通过医院的关系，联系上了另外两名死者的家属。其中一个死者的妻子姓周，三十七岁，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我给她打了电话，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意图。她在电话里哭了很久，说她也觉得丈夫的死不对劲，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加上婆家的人劝她不要闹，她也就忍了下来。
“我老公身体那么好，从来不生病。他去世前一个月还参加了马拉松比赛，跑了半程呢！”周女士哭着说，“他怎么可能会猝死？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另一个死者的家属是他的哥哥，姓吴，在工地上做包工头。吴大哥性格比较直爽，听我说完之后，二话不说就要来找我见面。
我们在医院附近的快餐店里碰了面。吴大哥四十出头，皮肤黝黑，手掌粗糙，一看就是常年干体力活的人。他开门见山地说：“陆护士，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我把自己掌握的信息整理了一下，告诉他：三个死者都在同一家设计院工作，死亡时间和方式高度相似，且死前都提到过身体疲惫。更重要的是，贺言舟曾经提出过办公室环境可能存在问题的疑问。
吴大哥听完，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可乐杯都跳了起来：“我就知道我弟弟死得不明白！那小子从小身体就好，连感冒都不得，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
“吴大哥，您弟弟去世前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特别的事情？”
吴大哥想了想，说：“他倒是提过一次，说办公室最近味道很大，好像是装修过。他还说闻着头晕，跟领导反映过，领导说那是环保材料，通风几天就好了。”
装修。
这个词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立刻追问：“是什么时候装修的？”
“大概……三四月份吧？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他跟我说过这事儿，我当时还说让他注意点，实在不行买个口罩戴着。”
三四月份装修，七月底开始陆续有人死亡。这个时间线，似乎对得上某种可能性。
我回到家之后，开始疯狂查阅资料。关于室内装修污染导致健康问题的案例有很多，甲醛、苯系物、氡气等等，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物质中，确实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脏损伤。
但问题是，如果是装修污染导致的慢性中毒，通常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比如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而这三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无声无息地死亡，这更像是急性中毒的表现。
有没有可能是某种气体泄漏？比如一氧化碳？但如果是那样，他们的家人也应该受到影响才对。据我所知，三名死者的配偶和孩子都没有出现任何不适。
我陷入了死胡同。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给了我新的线索。
那天晚上，我再次翻看贺言舟的工作笔记本，注意到他在某页的空白处画了几个奇怪的符号。那些符号看起来像是化学分子式，但又不太标准。我拍下来发给了一个在大学教化学的朋友，问他认不认识这些东西。
朋友回复得很快：“这是几种常见有机溶剂的化学式，比如甲苯、二甲苯之类的。不过画得不太规范，可能是外行人随手画的。”
有机溶剂。
我马上联想到设计院的日常工作。建筑设计人员经常会接触到各种绘图工具和材料，有些胶水、涂料、清洁剂中含有大量的有机溶剂。如果办公环境通风不良，这些溶剂的挥发物积聚在空气中，长时间吸入确实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但这也只是猜测，我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经过多方打听，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帮忙的人——设计院的前台接待员，一个叫许薇的女孩。她是方敏的远房表妹，在设计院工作了两年多，对内部情况比较了解。
我通过方敏联系上了许薇，约她在一家茶馆见面。许薇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说话快言快语的。听我说完来意之后，她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锦年姐，其实我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劲。”许薇压低声音说，“我们单位最近半年走了好几个人了，除了你说的那三个，还有一个去年年底走的，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不过那个人年纪大一些，五十多岁，大家以为是正常的病故，就没多想。”
“那你们办公室的环境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异味？”
许薇皱了皱鼻子：“说实话，味道一直挺大的。特别是三楼的设计部，那股味儿特别重，有点像油漆，又有点像胶水。我们都习惯了，也没当回事。不过最近几个月，确实有好几个同事说头晕恶心，还有人流鼻血。”
“你们跟领导反映过吗？”
“反映过啊，领导说已经找人做过空气质量检测了，说是在安全范围内。还专门贴了个通知在公告栏里，让大家放心工作。”
我的心沉了一下。如果检测结果显示安全，那我的推测就不成立了。但我还是不死心：“那份检测报告你见过吗？”
许薇想了想，摇摇头：“没见过原件，就看到一张复印件贴在公告栏里。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我也看不懂。”
“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拿到那份报告的复印件？”
许薇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两天后，许薇把那份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复印件偷偷塞给了我。我拿回家仔细研究，虽然我不是环境检测方面的专家，但基本的数字还是能看懂的。
报告显示，设计部办公室的甲醛浓度是0.08毫克每立方米，苯系物浓度也都在国家标准范围内。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当我看到检测机构的名称时，心里咯噔了一下。那是一家我从没听说过的检测公司，名字听起来很不正规，叫什么“绿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我上网搜了一下这家公司，发现它的注册地址在一个居民楼里，成立时间只有一年多，而且网上没有任何评价和口碑。
这太可疑了。
我又仔细看了看报告上的检测日期——是今年五月。也就是说，在第一批员工开始出现不适症状之后，单位才做了这次检测。而检测结果恰好卡在安全线上，不多不少。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决定自己花钱请一家正规的检测机构重新做一次检测。但问题是我没办法进入设计院内部取样，这需要有人在里面配合。
许薇听说了我的想法之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她说她可以趁午休的时候，用专业的采样设备在三楼设计部采集空气样本。我在网上买了一套家用甲醛检测仪和一盒空气采样管，交给了她。
许薇的行动很顺利。她在周三中午，趁着大家都出去吃饭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待了半个小时，完成了采样。我把样本寄到了一家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付了两千块的加急费。
等待结果的那几天，我度日如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都在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性。如果检测结果超标怎么办？如果不超标又怎么办？我甚至想过报警，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警察也不会受理。
五天之后，检测报告出来了。
结果让我浑身发冷。
设计部办公室的甲醛浓度为0.35毫克每立方米，是国家标准的三倍多。苯系物浓度更是严重超标，达到了国家标准的五倍以上。此外，还检测出了高浓度的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远超安全范围。
换句话说，那间办公室根本就是一个毒气室。
我拿着报告，手在发抖。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设计部的员工们每天都在吸入高浓度的有毒气体，而这些气体的长期暴露会导致严重的健康损害，包括神经系统损伤、肝脏损伤、心脏损伤，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猝死。
我立刻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方敏和另外两个死者的家属。方敏看完报告之后，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地走……”
吴大哥气得当场就要去找设计院的领导算账，被我拦住了。我说我们现在虽然有检测报告，但这只能证明办公室环境存在问题，还不能直接证明这些有毒物质就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直接原因。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最好是能找到设计院明知环境有问题却隐瞒不报的证据。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家属联合起来，开始收集更多信息。许薇在里面做内应，帮我们拿到了很多内部文件，包括单位历年的装修记录、维修记录、员工请假记录等等。
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设计院在过去两年里，至少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装修和改造。每一次装修之后，都会有员工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症状，但都被归结为“季节性流感”或者“工作压力大”。
更令人愤怒的是，去年有一位员工因为长期头痛、失眠，自己去医院做了检查，发现血液中有机溶剂代谢产物浓度异常偏高。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单位领导，希望能够改善办公环境。但领导非但没有重视，反而以“工作态度不端正”为由，给他调到了一个更偏僻的办公室。
这位员工后来因为无法忍受身体的不适，在今年年初辞职了。我辗转联系到他，他听说我们的调查之后，非常激动，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病历和检查报告作为证据。
有了这些材料，我们终于决定正式向有关部门举报。
我们先是向市卫健委递交了投诉信，附上了所有的证据材料。卫健委很重视，派了调查组进驻设计院。与此同时，我们也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要求对三名死者的死因进行重新鉴定。
事情闹大之后，设计院的领导慌了。他们先是试图私下联系我们，提出赔偿方案，希望我们撤诉。但我们所有人都拒绝了——我们要的不是钱，而是真相和公道。
调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
最终的结果让人震惊，也让人心碎。
根据公安部门的调查，设计院三楼设计部的装修材料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施工单位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了大量不合格的装修材料，其中包括甲醛含量严重超标的劣质板材、苯系物超标的劣质涂料。而设计院的管理层在验收环节严重失职，根本没有进行严格的检测，就让员工搬进了刚装修好的办公室。
更恶劣的是，当第一批员工出现不适症状并反映情况后，设计院的领导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反而找来了一家资质存疑的检测公司，出具了一份虚假的合格报告，以此来安抚员工的情绪。
法医对三名死者的遗体进行了重新检验，在他们的体内检测出了高浓度的有机溶剂代谢产物。结合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死亡时间，专家组最终认定：长期暴露在高浓度有机溶剂环境中，导致他们的心脏功能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引发了致命的心律失常。而这种心律失常往往发生在睡眠中，患者不会有任何挣扎和呼救，就像睡着了一样，永远不再醒来。
这就是所谓的“猝死”——一个看似合理的医学名词，背后却隐藏着一场人为的悲剧。
消息公布的那天，方敏抱着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她说她终于可以为丈夫讨回一个公道了，她说贺言舟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设计院的院长和分管后勤的副院长被免职，相关的施工单位和检测公司也被吊销了资质。设计院对所有员工进行了全面的健康检查，并对办公楼进行了彻底的治理和整改。
但对于三个已经逝去的生命来说，这一切来得太晚了。
贺言舟走了，留下了方敏一个人。那个曾经说要带她去看电影的男人，那个会给她买栗子蛋糕的男人，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方敏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去了南方的一个小城市。她说她想换个环境，不想再待在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临走之前，她请我吃了一顿饭，席间她喝了一点酒，红着眼睛对我说：“锦年姐，谢谢你。如果不是你，言舟可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
我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我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贺言舟。想起那个秋天下班后，他笑着给我开车门的画面。那时候的阳光很好，照在他脸上，他的笑容温暖而真诚。他大概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会在短短几个月后，因为一间有毒的办公室，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每次路过那家设计院的大楼，我都会抬头看一眼三楼的窗户。那些窗户现在都换成了新的，玻璃擦得锃亮。偶尔能看到里面有人在走动，伏案工作，喝茶聊天。他们大概不知道，就在不久前，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悲剧。
而我，作为这场悲剧的见证者之一，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但愿每一个打工人都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工作，但愿每一间办公室的空气都是干净的，但愿再也不要有第二个贺言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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