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戴笠的儿子还在山里。
南京、上海已经不是旧日模样，江山县保安镇的戴府却还没有完全散场。戴藏宜没有登船远去，戴春榜也没有早早抽身，他们一个躲进仙霞岭一带，一个还守着闽浙赣边的旧关系。
这事最反常。
戴笠活着时，军统耳目遍布各地，消息向来跑在别人前头。可等到戴家该走的时候，留下来的偏偏是他的胞弟和独子。
保安镇，老街中段的戴家宅院。高墙、暗门、窄巷，屋里屋外都带着旧式大户人家的痕迹。戴笠一九四三年在老家营造故居，图纸由他审定，工程由弟弟戴春榜督造。
那时的戴家，还以为这座宅子能压住一方。
可三年后，戴笠自己先没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他乘坐的飞机在南京附近岱山失事，军统头子从此成了灵堂里的名字。
第一根柱子塌了。
戴春榜是戴笠的胞弟，靠着哥哥的势力起身，曾任过军统系统职务，也在地方上有过权势。戴藏宜又名戴善武，是戴笠独子，早年在上海读书，后来回到江山一带活动，挂过参议员、军统专员等头衔。
他们最大的错觉，是把戴笠留下的人脉，当成了自己的命。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至浙江、闽赣边境。保安镇不再是戴家说了算的地方，山路、关隘、熟人、旧部，都开始变成危险。
戴藏宜本有机会走。
可那年五月，他因给母亲办丧事留在江山，未能及时脱身。六月六日，部队接到任务时，判断很清楚：戴藏宜仍和部分敌特人员在闽浙赣边境仙霞岭山区一带活动。
他不是单纯舍不得家。
他还在等。
等局势变化，等旧部重新聚拢，等海峡那边的风吹回大陆。对戴家这种靠特务系统和地方势力起家的人来说，最难承认的不是失败，而是自己已经没有牌可打。
牌桌被掀了。
保安镇附近的山村里，曾有戴藏宜的联络人员柴春林。解放军没有一味硬搜，而是带着柴春林回村，向其家属说明政策，要求其立功赎罪。
戴藏宜最怕的，不只是被抓。
他怕被当地人认出来。
旧日横行乡里的账，一笔一笔都有人记着。华春荣烈士的名字，在江山一带尤其沉重。华春荣，浙江江山人，长期以乡长身份掩护革命活动，一九四一年六月遇害，后来列入浙江革命烈士英名录。
戴藏宜被控的重要罪行，就与残害革命人员有关。
这不是家族败落的闲话，是命案，是民愤，是新政权必须清算的旧账。
有人劝戴藏宜投降时，把话说得很直：“只有人民政府才能保护他的安全。”
这句话刺耳，却是真相。
他若继续藏在山里，旧部未必保他，仇家不会放他，地方群众也不会替他守秘密。那个曾借父亲名号横行的人，忽然发现自己连“自由逃亡”都成了奢望。
戴藏宜最终落网。
被抓时，他已不是戴笠身边那个有名号、有靠山的少将专员。他面对的是审讯、罪证、指认，以及江山当地长期积压的怒火。
戴春榜的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戴笠死后，他还能仗着旧关系在地方盘踞。到一九四九年前后，国民党方面大势已去，他没有及时远走，而是把希望押在闽浙赣边的山岭上。
山高林密，确实适合躲人。
但躲得了一时，躲不了局势。解放后地方剿匪和肃清敌特武装推进，旧式乡绅、特务、地方武装互相依靠的链条被一段段切断。
戴春榜起初想等“变天”。
等来的却是围剿、瓦解和审判。
戴家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戴笠一生做情报，最会判断人心和风向；他的胞弟和儿子，却在最要命的关口误判了天下。
他们以为故乡是退路。
故乡成了终点。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江山县保安乡举行公审大会，戴藏宜被判处死刑。这个从戴府高墙里走出来的军统人物，最后还是回到保安乡，接受了他无法逃开的结局。
戴春榜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剿和镇压中走到末路。戴笠坠机，戴春榜伏法，戴藏宜被处决，旧日江山保安戴家的声势，到这里彻底散尽。
戴府的大门关上时，门楣还在，墙也还在。
只是门里再没有那个能调动军统、压住乡里的戴家了。保安老街的风吹过高墙，落在石阶上，旧宅沉着脸，一声不响！
参考资料：
四、浙江大学出版社：马振犊、邢烨《戴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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