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军一步步逼近重庆，国民党保密局接到毛人凤下达的密令，对白公馆、渣滓洞关押的政治犯实施集体屠杀。那段时间歌乐山两座监狱气氛压抑，特务频繁清点囚犯、调整牢房，关押在这里的人都能察觉到，一场残酷的清算很快就要到来。罗广斌1948年因为《挺进报》案件被捕，关押进白公馆之后，一直在留意各个看守的心态，杨钦典是他和狱友重点尝试争取的对象。
杨钦典老家在河南农村，家里只剩下一位老母亲。早年他为了谋生加入军统，被安排到白公馆担任看守班长。很多人并不清楚，早在1949年9月6日，他就奉命参与了松林坡的捕杀行动，亲手参与杀害杨虎城一家人以及小萝卜头宋振中。长期在集中营工作，他亲眼目睹无数革命者遭受酷刑却始终不肯屈服，内心一直十分矛盾。他十分清楚军统的行事风格，一旦违抗上级下达的处决命令，不光自己性命难保，远在家乡的母亲很可能遭到特务残余势力的报复。
11月27日傍晚，局势出现短暂转机。渣滓洞那边人手不足，接连向白公馆请求支援，特务雷天元带着大批人手赶往渣滓洞参与屠杀。原本雷天元安排看守长杨进兴留下来看管囚犯，等队伍回来之后再执行处决任务。杨进兴不愿意留守，匆忙跟着大部队离开，白公馆的守卫力量瞬间变得薄弱，现场只剩下杨钦典和杂役李育生两个人。罗广斌没有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借着看守巡视的间隙，主动和杨钦典沟通。
罗广斌没有空洞地宣讲大道理，直接点明当下的战局，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重庆很快就会解放。如果杨钦典参与接下来的屠杀，手上沾有革命者的鲜血，等到政权更迭之后，很难洗脱自身罪责。要是愿意打开牢门释放众人，就是弃暗投明，牢房里十九名幸存者都可以出面作证，向新政府证实他立功的事实。
面对劝说，杨钦典迟迟无法下定决心。按照他后来的回忆，当时牵绊他的最大顾虑，就是孤身在家的老母亲。他害怕私自放走囚犯之后，遭到军统残余人员报复，母亲无人照料，那句广为流传的问话，就是在这样纠结的状态下说出来的。
罗广斌知道亲情是杨钦典最大的心结，代表所有狱友作出承诺，只要大家顺利脱险，一定会如实讲述整件事情，尽力为他争取宽大处理。双方来回沟通许久，杨钦典不断挣扎权衡，最终下定决心冒险救人。两人私下约定好暗号，杨钦典悄悄撤走岗哨，以三声跺脚作为信号，信号响起之后，牢里的人分批向后山的山林撤离。
夜色笼罩歌乐山，牢门被悄悄打开，十九名难友按照提前规划好的路线，分散躲进山林之中。杨钦典没有跟着众人一起逃走，选择留在白公馆，打算尽量拖延时间，应付从渣滓洞赶回的特务。等到外出执行屠杀任务的人员返程，发现牢房已经空无一人，顿时陷入慌乱，这个时候幸存者早已消失在群山密林里。
很多人习惯简单给杨钦典贴上标签，要么单纯认为他良心觉醒，要么直接定义为双手沾血的刽子手。真实的历史很难用非黑即白的标准去评判。他参与过松林坡杨虎城一家、小萝卜头的惨案，身上背负罪责；却又在生死关头，冒着巨大风险救出十九名革命者，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这场大屠杀里，渣滓洞两百多名革命者不幸遇难，白公馆大部分志士没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只有这十九人成功脱险。劫后余生的罗广斌，整理了大量狱中搜集的一手素材，和杨益言一起写下《红岩》，让更多后人了解歌乐山烈士不屈的抗争。大部分读者依靠小说熟悉这段历史，却很少知晓幸存者能够成功脱险，背后还有这场发生在铁窗之下，关乎人性与生死的深夜谈判。
长眠在歌乐山的烈士用生命坚守信仰，而这场大屠杀前夜的对话，也让后人看见，在极致的黑暗当中，人内心的摇摆与挣扎，还有一次足以改变数十条生命结局的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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