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子禾的长篇小说《猴命》，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次极不讨巧的写作。这部小说在题材选择、主旨表达、叙事风格上，均采取了疏离于当下潮流的姿态。 《猴命》写的是陇东地区两位乡村老人因一次意外事故而陷入绝境的故事。73岁的甘改善骑电动三轮车撞倒了70岁的同村寡妇陈秀兰，本就有病在身的陈秀兰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做了手术，出院时依然不能生活自理，陈秀兰的儿子甘仁贵干脆硬将她拉到了甘改善家。整部小说写的便是在此后近半年的时间里“一个自身难保的老头伺候一个病歪歪的老太太”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尴尬和各自的心理变化。
这场看似微小的交通事故，将两个本不相干、各自孤苦的老年个体，强行捆绑在他们所居住的黑暗潮湿的乡村窑洞中，开启了一段漫长且煎熬的“猴命”人生。 陈秀兰瘫痪失能后，其子甘仁贵一心推卸赡养责任，硬将母亲送至甘改善家，将重担转嫁他人，连过年都不接母亲回家，仅带子女上门磕头拜年，假意维系亲情体面，背地里还私吞母亲的医疗报销款。再看甘改善这边，无论是在外打工的儿子还是嫁出去的女儿，无人体恤父亲的窘迫和艰辛，不理解父亲被迫照料非亲非故之人的无奈，反而一味指责、肆意评判父亲的选择。妻子王巧巧更是将家庭的凉薄推向极致，对丈夫常年冷眼相对，在丈夫深陷困境之时不仅拒不帮忙，反而冷眼旁观、出言苛责，甚至谩骂羞辱。亲情的冷漠、伦理的坍塌、人性的异化，在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甘改善后来终于意识到，真正压垮自己的不是照料陈秀兰的那一份负担和责任，而是妻子和子女看他的眼神，那眼神充满“失望、恼怒、怨愤、悲哀、憎恨”，那眼神意味着他成了“所有人的羞辱”。 小说以“老猴”意象贯穿始终，甘改善与陈秀兰如同被命运锁链锁住的老猴，一生被动挣扎、无处可逃且不被看见，到老又被人遗弃，成了“尊严丧尽的老可怜虫”。但即便人物的处境如此不堪，如此令人绝望，作者并没有弃绝希望和救赎。甘改善与陈秀兰从彼此反感、排斥甚至对自身厌弃，到慢慢接受现实、重拾活着的信心和勇气，以最朴素的善良对待彼此，以隐忍和坚韧维系垂暮生命的尊严，在日复一日的善意付出中，完成对苦难命运的接纳与彼此的和解。两人在幽暗窑洞里见证彼此最狼狈、最脆弱、最不堪的模样，相似的宿命让他们彼此支撑、相互慰藉。甘改善的悉心照料，让陈秀兰摆脱了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处境，获得了生存的希望与人格的尊严；而陈秀兰的存在，也让孤独的甘改善有了牵挂和寄托，驱散了心里的荒芜。两位老人之间微妙的心理和情感变化，成为彼此绝境中的双向救赎。 对陈秀兰的照料，与其身体的触碰，以及彼此的默契和怜惜，渐渐让甘改善产生一种既像母子又像夫妻的恍惚感受，他开始觉得陈秀兰“不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一个负累，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责任，而是一份补偿，是对他这么多年孤苦伶仃的迟来的补偿”。与此同时，随着双方关系的改善，陈秀兰有时会帮他两个孙女做作业，有时跟她们一起安安静静看电视，“许多个瞬间，他感到某种和睦家庭的快慰”。作者通过孩童的介入，再次让我们看到希望和救赎的可能。“每一个来到世上的孩子，都带着上帝对人类不曾绝望的信息。”故事的最后，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一起在院子里看日食，然后甘改善突然发现陈秀兰不见了，他以为陈秀兰去寻死了，后来看到她正坐在厕所墙根下才松了口气。他走向她，“日食后的夕阳似乎更灿烂了，把那面低矮的厕所墙照得金灿灿，陈秀兰也给镀上了一层金色。”再走近些，甘改善在那棵嫁接而成的李子树的枝杈间，发现了“两粒青涩的李子”。 作者摒弃了底层叙事中流行的“苦尽甘来”套路，拒绝廉价的主旨升华，而仅仅通过“青涩李子”的意象，给压抑的故事施与些许温情，给悲哀的人物命运保留一点微光。绝境中的自我救赎与彼此治愈，正是《猴命》突破苦难叙事、彰显人文温度的核心所在。 作者子禾自述：“《猴命》表面写一个西北乡村留守老人的故事，实际上我更愿意将其看作一个现代寓言，关乎所有老人，乃至关乎所有人：当衰老和疾病降临，当肉身无法负担自身，当生活日常骤然瓦解，当命运的‘老猴’骑上肩头，我们将如何面对？”作为一部扎根当代乡土现实的长篇小说，《猴命》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个体命运的书写，成为洞穿时代表象、观察当代乡土社会转型困境的重要文本。子禾以极为诚实的文字照见“父辈”，同时告诉我们：“文学的责任不会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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