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出现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瞬间。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问布兰奇，他和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否是朋友。
作为美国司法部负责人，布兰奇回答说：“我是他的律师。”随后他又改口，称自己“曾是他的律师”。布兰奇此前曾在特朗普卸任总统期间，为他应对3起刑事案件辩护。但按理说，他现在绝不该再是特朗普的律师。作为代理司法部长——由于司法部长职位空缺，而布兰奇又是经参议院确认的副司法部长，因此目前由他领导司法部——布兰奇服务的对象应当是美国，而不是恰好住在白宫里的那个人。
不过，他会说漏嘴并不难理解。自从出任司法部二号人物以来，布兰奇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像是特朗普手中的一把锤子，监督了多起针对特朗普眼中政敌的起诉。如今，特朗普又想提拔他出任司法部最高职位，这显示出特朗普对这位前刑事辩护律师、如今个人执行者的信任。
而特朗普至少已将其中5名刑事辩护律师安排进联邦政府高位。特朗普把大批刑事辩护团队成员转化为有实权的政府官员，这件事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这个团队中的两人——布兰奇和司法部诉讼总长约翰·绍尔——如今都在司法部担任领导职务。除军队外，几乎没有哪个政府机构比司法部更令人畏惧，因为它有权逮捕个人，并以联邦罪名对其提起诉讼。
司法部本应克制地行使这种权力，而且往往还应受到宪法本身的约束。但布兰奇一方面动用司法部权力对付特朗普的政治对手，而这些人看上去并未犯罪；另一方面又在削弱针对特朗普及其司法部的种种限制。绍尔则持续努力说服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拆除对特朗普的其他约束。
特朗普的另外3名前刑事律师——埃米尔·博韦、贾斯廷·史密斯和马修·施瓦茨——如今都已获得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终身任命，在司法体系的阶梯上，只比最高法院低一级。众所周知，司法部门本应阻止总统违法，因此，每多一名被任命进入这一体系的特朗普忠诚者，特朗普及其政府所剩无几的法律约束就会再弱一分。
当然，把亲信安插进司法部或联邦法院，并非特朗普一人所为。约翰·F·肯尼迪总统就曾任命自己的兄弟出任司法部长。林登·B·约翰逊总统则在1965年提名阿贝·福塔斯进入最高法院，而福塔斯曾在1948年的一场选举争议中代理过约翰逊。
但特朗普让一个愿意替他追逐私人恩怨的人掌管司法部，至少可以说，已经背离了“水门事件”之后形成的政治惯例。那些惯例原本就是为了防止司法部沦为政治武器。至于福塔斯，他在任不到4年便因丑闻辞职，与其说是良政典范，不如说更像一个警示案例。
尽管当前最高法院由保守派共和党人主导，但其中一些大法官在共和党内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仍会与特朗普拉开距离，比如特朗普是否可以单方面对许多国家征收高额关税。但如果特朗普得以把自己的私人亲信一路送上最高法院，局面可能很快改变。一个由“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忠诚者主导的司法体系，意味着对特朗普权力的所有剩余制衡都可能终结。而他那些由前律师转任的官员，很多已经在推动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特朗普政府成为现实。
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正在如何重塑美国法律规范？史密斯上个月刚获参议院确认，施瓦茨则在上周刚刚履新。因此，这两人在联邦职位上的表现，目前还没有太多可说。
但布兰奇、博韦和绍尔，都已在推进特朗普及其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展现出强硬而老练的手段。布兰奇自2025年3月起担任副司法部长，负责监督联邦政府的刑事起诉工作以及全国93个地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自今年4月起，在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另一位曾为特朗普提供私人法律服务的律师——离任后，布兰奇开始领导整个司法部。
因此，布兰奇监督了数起颇具争议的联邦起诉，这些案件针对的是特朗普认定的敌人，包括针对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以及现任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的刑事程序。还有迹象显示，在司法部决定对一些知名民主党人提出缺乏依据的指控时，布兰奇发挥了异常直接的作用。
例如，2025年5月，纽瓦克市长、民主党人拉斯·巴拉卡来到位于新泽西州该市的一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设施，要求进入参观。工作人员一度让他进入大门内，随后约有十几名执法人员上前与他对峙，并要求他离开，而他也照做了。
尽管布兰奇似乎亲自下令逮捕巴拉卡，这位副司法部长却忘了先确认，巴拉卡是否真的做了足以支持刑事指控的事。检方最终只以轻罪“非法侵入”起诉这位市长，而这些指控在两周后就被撤销。在正式撤诉的法庭听证会上，一名联邦治安法官批评检方“动用政府的巨大权力追诉薄弱案件，或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杀鸡儆猴”。
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博韦曾是布兰奇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就在出任法官前不久，他曾短暂担任首席副副司法部长，实质上相当于副司法部长的首席副手，也就是说，他是布兰奇的得力助手。在这一职位上，他经常被形容为特朗普的“执行者”。
博韦担任布兰奇副手的时间只有大约半年，但就在这段短暂任期内，他已在司法部最负盛名的办公室之一引发了一场小规模反抗。博韦曾下令司法部以“不损害再次起诉权”的方式，撤销对时任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的腐败指控。这样一来，如果亚当斯不配合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打击行动，这些指控未来仍可恢复。面对这一命令，7名联邦检察官选择辞职，而不是执行。
其中一人是丹妮尔·萨苏恩，她曾担任保守派标志性人物、已故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助理法官。另一人是黑根·斯科滕。他在写给博韦的辞职信中说：“我相信你最终会找到一个足够愚蠢，或者足够懦弱的人，替你提交这份动议。但那个人绝不会是我。”斯科滕曾先后担任共和党籍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以及后来成为共和党籍大法官的布雷特·卡瓦诺的助理法官。
绍尔作为司法部诉讼总长，他的职责是在最高法院为联邦政府项目辩护。这其中包括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最高法院已在去年冬天将其推翻——以及特朗普试图剥夺许多新生美国公民公民身份的违宪举措。
尽管遭遇这些败诉，绍尔在最高法院仍有相当亮眼的胜诉记录，主要原因在于，最高法院由6名对特朗普及其政治议程高度同情的共和党人掌控。毕竟，正是这家法院在绍尔提出相关主张后，裁定特朗普可以利用总统权力实施犯罪。
绍尔尤其擅长说服共和党籍大法官，在最高法院所谓的“影子案卷”上，叫停下级法院对特朗普不利的裁决。“影子案卷”原本主要处理紧急动议和其他较少引人关注的事项，过去并不常用，但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已成为最高法院诉讼中的常规组成部分。
因此，特朗普已将自己的几名私人律师，转变为法律职业中资历最深、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权力最大的人物。到目前为止，现有证据显示，这些人即便进入本应无党派的职位后，依然忠于特朗普。其中3人已经获得终身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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