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世人都称孙元良为逃跑将军，很多人不了解孙元良一个黄埔出身的将领为什么都够让蒋介石如此听任，屡屡失利仍能成为兵团司令。实际上，在孙元良这个黄埔学生的身份背后，还有个重量级人物，他的叔叔，川军的元老级人物，孙震。
铁公鸡阎锡山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1937年抗战正式爆发，之前一直内斗不止的川军在刘湘的统一领导下也决定出川抗战。
同年9月，邓锡侯与孙震率第22集团军从成都誓师出发，北上参与抗战。
邓和孙的这支队伍由第41军、45军、47军三个军编成，他们的部队穿着草鞋徒步走到宝鸡，再沿陇海铁路东进，过潼关，渡黄河。
在出征前，孙震在绵阳公开宣誓“倭寇不灭，誓不回川”。按当初约定，川军本应在西安换发装备、补充棉衣，然而部队刚到西安，南京方面却急电传来：晋北忻口战况危急，第41军先头部队应不待集结完毕，立即向山西开拔，接受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
北方此时气温骤降，北上的川军仍着单衣草鞋，但军令如山，不容置喙。邓锡侯与孙震的这支川军就这样踏上了寒冬的战场，然而他们也不会想到，比起这个冬天，国民党内部的提防和冷漠更让他们感到寒冷。
川军部队抵达太原后，孙震他们甚至连一张作战地图都拿不到。孙震立即请邓锡侯一同飞赴太原，当面向阎锡山陈情，请求解决武器、棉衣、地图等作战必需之物。
然而面对来援的川军，阎锡山的回复却是代为呈报中央，按例在太原成立兵站分监部，负责战区弹药与伤员收治。
至于川军最迫切的武器和棉衣，阎锡山始终不予落实。
没有军事物资补给，没有过冬的棉服，川军忍无可忍，强占了阎锡山晋绥军的军械库自行补给。
这下子阎锡山生气了，他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告状，称川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是不折不扣的土匪军，要求立即将他们调出第二战区。
蒋介石无奈，只好联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程潜这边也早已听闻川军的“劣迹”，一口回绝。
蒋介石气恼之余发起了脾气：“这种烂部队谁都不要！叫他们回四川当土皇帝去。”
为自己正名
就在这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说了句：“我问问五战区李长官。”
白健生电话打到李宗仁那里，而彼时日军从黄河和淮河两面夹击，李宗仁正苦于兵力不足，一听是来打鬼子的部队，当即拍板：“只要打日本，再烂的部队我也要。”
等到孙震带人来到第五战区，李宗仁不仅接纳了他们，还补足枪械弹药和给养，这种差别待遇，让川军心中百感交集。
1938年1月，因为刘翔去世，四川政局变动，邓锡侯被调回四川，担任川康绥靖主任。于是孙震接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调往山东作战。
1938年3月，徐州会战在即。矶谷廉介第10师团气势汹汹向南推进，企图攻占徐州门户。
李宗仁紧急调令：邓锡侯第22集团军、孙震第41军火速赶往滕县拒敌。此时孙震麾下的部队刚刚从山西战场上撤下来，损失惨重，原有4万人的集团军只剩下不过两万人左右，武器窳劣，装备陈旧，主要靠四川土造的步枪、大刀、手榴弹作战，连山炮野炮都没有一门。
他们要面对的是拥有大炮70多门，战车四五十辆，还有数十架飞机支援的日军，很明显这是一场实力悬殊到极点的较量。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孙震任命王铭章为第41军代军长，统一指挥第122、124师死守滕县。
日军对滕县的进攻相当残暴。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30余门大炮轰击不止，城内川军官兵据守阵地顽强抵抗。
战至第4天，滕县城防告急。3月17日，日军突入西城，守军与之展开惨烈巷战。王铭章见援军迟迟不至，电台联络中断，给孙震发出最后一份电文：“决心死拼，以报国家。”
随后王铭章登上西北城墙，带领警卫排向西门城楼发起反攻，全排阵亡，王铭章腹部中弹，饮弹殉国。
滕县县长周同得知消息后，从城墙上一跃而下，以身殉城。城内300余名重伤员在城池陷落之后，默默拉响了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滕县最终失守，但整整四天半的时间被守军死死钉在了这里。远在后方的李宗仁晚年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成就也。”
台儿庄一战光鲜的背后，却是川军全军伤亡过半，整个第22集团军已不足一万人。
说来很奇怪，在台儿庄最艰难的时候，孙震也没有想过带着部队撤退，但是他的大侄子孙元良却是个脚底溜滑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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