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有没有底蕴，不看它建了多少楼，要看它办过多少学。
从元代文明书院到清代贵山、正本、正习三书院，从渔矶书院到经世学堂，从达德学校到抗战时期汇聚贵阳的七所大学——七百余年，从封建社会官学、书院，到近代的学堂，再到现代的学校，书声未断。
文脉是什么？它是地域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底蕴。其源头起于元代顺元路儒学与明代贵州三司的建制，卫所军事、科举书香、阳明文教、山水营城、沿河商贸民俗，最终沉淀为贵阳南明崇文重教、知行合一、包容开放的文化品格。
一块碑与一种念
贵阳文脉的起点，是一个在史料中记录不多的人。
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4），顺元路儒学教授何成禄在忠烈桥西创建了贵阳地区第一座书院——文明书院，这事甚至比贵州建省早了整整一百年，在贵阳尚未成为区域政治中心之前，文教的种子已经埋下。
然而，文明书院在元末战乱中被毁，断壁残垣埋没了近两百年。到明弘治十七年，贵州提学副使毛科在城市中心购废宅重建，施工中，工匠意外挖出《重修顺元路儒学记》断碑，这被视为“天启斯文之征兆”，引起轰动，民众踊跃捐款，书院不到一年建成，沿用“文明书院”旧名，取“因旧而不易”之意。毛科选择“旧”而非“新”，意味着他把自己放在传续者的位置上。贵阳文脉从一开始，就带着这种自觉的传续意识。
重建后的文明书院选拔生员二百余人，分斋教诲。其建筑呈中轴线递进式布局：大门为学问之门，门内文会堂为师生习礼讲解之地；堂后设颜乐、曾唯、思忧、孟辩四斋，以儒门四圣命名，寓意“企慕群贤，进修践履”；斋后设先圣庙，庙后为“师文”“学孔”二斋，斋上设乐育轩。整座书院从基础教学到高级研修层层递进，它不是简单办教育，而是在用建筑语言表达一种完整的涵育人格、锻造本领的培养理想。
一个人与一缕魂
真正让贵州一隅的文明书院进入中国思想史的，是一个被贬谪的驿丞。
正德四年，王阳明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邀，从龙场来到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在书院首次系统阐述“知行合一”：“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标志着刚刚诞生的阳明心学，从龙场民间讲学走向贵阳官办书院，深刻影响了贵阳乃至贵州的一代学风。他为书院作《文明书院》诗一首：“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坐起咏歌皆实学，毫厘须遣任教真。”这不仅是对文明书院的赞美，更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思考，成为贵州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
王阳明、毛科、席书相继离黔后，书院一度荒废。三十余年后，王阳明入室弟子蒋信，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看到恩师讲学处一片荒凉，深感教贵在得人，薪火相传，教育才能延续下去。他募捐百余金重建文明书院，亲撰《重修文明书院记》，建祠祀阳明先生。因学子蜂拥而至，又在右侧新建正学书院。贵阳地区形成了龙岗、文明、阳明、正学四大心学书院鼎立的盛况。曾与蒋信师友相交的孙应鳌、马廷锡、李渭等人，日后都成为贵州文教的个中翘楚。
书院与一座城的教育史
位于今南明区市府路一带的文明书院和正学书院最终在明末衰落，改为官郡治所，书院变成了城市的行政中枢——实体消亡了，但它在城市空间中的核心位置保留至今。
更重要的是，文明书院开启的文脉没有断。它最辉煌的延续，是从阳明书院到贵山书院。
王阳明逝世后，贵州士人请巡按王杏兴建阳明书院。嘉靖十四年，王杏购得贵阳城东白云庵，建成阳明书院，亲撰《新建阳明书院碑记》，成为天下王门最早的“阳明书院”之一。书院历经五次重修增修。真正的蜕变发生在雍正年间，贵州巡抚元展成在阳明书院原址扩建重修，用银千两，增建学舍五十间，购置经史子集千余卷，设置学田作为生员膏火来源，改名贵山书院。
贵山书院是清代贵州规模最大、师资最雄厚、影响最深远的省级学府。与明代书院不同，它已“官学化”，山长由皇帝任命，月课以八股文为主。贵山书院鼎盛于乾隆、嘉庆两朝。著名学者陈法在此主讲二十年，与张甄陶、艾茂并称“贵山三先生”，贵州学子将他们与王阳明合祀于书院。书院人才辈出，乾隆五十九年至六十年，贵山书院就有五十多人中举，嘉庆二十一年就有二十五人考取举人，“滇黔第一状元”赵以炯曾在贵山书院求学。光绪年间，诏令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贵山书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改为贵州大学堂，后历经矿业学堂等变迁，民国时期为国立贵州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并入贵州大学。
从元代文明书院到清代贵山书院再到今天贵州大学，贵阳的文脉传承不灭，至今永续。
南明河畔的书院群
除了这条主线，南明河畔还有一批各具特色的书院。
在渔矶湾，阳明再传弟子马廷锡开创了渔矶书院。马廷锡是贵阳人，早年中举，曾任四川内江知县，两年后辞官远赴湖南再师从蒋信——一个已入仕途的人放弃官职重新做学生，这种对学问的较真，是贵阳读书人的典型气质。学成归来，他在渔矶湾筑“栖云亭”讲学。嘉靖年间，贵州巡抚王绍元在栖云亭原址扩建书院。史载“南方学者争负笈请业渔矶栖云间”，听讲者常达数百人。马廷锡讲学三十余载，教育理念不重辞章记诵而重心性启迪。栖云亭所在的渔矶湾，正是日后江东之修建甲秀楼的位置——甲秀楼“科甲挺秀”的文脉基因，在此已埋下伏笔。
翠微园内的龙门书院，前身为明代武侯祠，康熙二十八年巡抚田雯捐资重修，增建两廊书院八间，亲授生员，建“又一草庐”作课士之所。雍正乾隆年间，此地为祀奉刘荫枢而改名刘公祠。刘荫枢陕西韩城人，曾任贵州巡抚，上疏请增加贵州学子乡试解额，又请设南笼厅学育边方人才，深受百姓爱戴。因韩城是“鲤鱼跳龙门”典故诞生地，故又名龙门书院，寄寓学子鱼跃龙门的美好期许。
嘉庆五年，贵州巡抚常明在同一年捐资兴建了正习、正本两所书院。正习书院位于城南护国路上，光绪初年改名学古书院，后经学政严修改为经世学堂——这是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全国范围内最先改书院为学堂的典范，培养出书画家姚华、达德学校创办人黄干夫等第一批学兼中西的人才。光绪二十七年，北京大学首倡者李端棻回到家乡任经世学堂主讲，撰写《普通学说》宣传新学。这所学堂历经官立蚕桑学堂、省立模范中学等变迁，1963年定名为贵阳市第二十一中学。
正本书院离南明河稍远，位于六广门内大街，光绪末年改为贵阳府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李端棻联合华之鸿等将其迁至城南雪涯洞，改建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1950年五校合并，正式命名为贵阳一中——今天贵州最好的高中之一。
一所书院变成一所百年名校，另一所书院变成另一所百年名校。这不是偶合，而是一条文脉在近代转型中的必然结果。
从新学到大学的现代转身
文脉的韧性，往往体现在大变局中的自我更新。
1901年，经世学堂毕业生黄干夫邀集凌秋鹗等人在城南忠烈宫创立“算学馆”，贵阳读书人已经把目光从科举八股转向了现代科学。1903年“算学馆”扩大组成“达德书社”，1904年书社设立民立小学堂，次年更名达德学堂，增设幼稚班、中学和女子中学，成为贵州第一批现代性质的学校。革命志士王若飞曾在此就读。
抗战时期，全省西迁的九所大学有七所在贵阳，其中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省立贵州大学汇聚南明区境，使南明成为贵阳近代大学教育的中心区域。从元代的一所书院到抗战的七所大学，南明见证了七百年文脉留存。
七百年读书声不息
回顾文脉，它是一条有清晰谱系的精神河流。文明书院→阳明书院→贵山书院→贵州大学堂→贵州大学，这是一条主脉。渔矶书院、龙门书院、正习书院、正本书院、经世学堂、达德学校，是一条条支流。每一个节点上都站着具体的人：何成禄、毛科、席书、王阳明、蒋信、马廷锡、田雯、刘荫枢、常明、严修、李端棻、黄干夫——他们之间有师承、有后继、有呼应，文脉就是这样一代代的接力。
七百年前，何成禄在忠烈桥西建起第一间书院时，未必想过它能走多远，但他做了。此后每个时代，都有人选择投资文化教育，去建一间书院、请一位学者、修一座讲台、编一本教材……每个事件在七百年的时间轴上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一条从未断过的贵阳文脉，流淌至今。于是，贵山书院演化出贵州大学，正本书院演化出贵阳一中，正习书院演化出贵阳二十一中，龙门书院演化出甲秀小学、 翠微小学。
2026年，《南明区城景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做优历史文化，传承城市文脉”。贵阳的读书声从元代顺元路儒学的那块断碑出发，流过文明书院、阳明书院、贵山书院，流过涵碧潭的渔矶书院、翠微园的龙门书院，流过正习和正本两所书院，流过达德学校的算学馆和抗战时期的七所大学，最终流向了今天的每一个南明学子。
文字：
全媒体记者 舒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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