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州日报）

转自：湖州日报

○ 吴向明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教书育人，从来不止一种模样。能传道、授业、解惑，能用自己所学照亮别人的认知，就是这辈子最好的圆满。

我从小就对讲台有一种特别的憧憬。

想当老师，不仅向往桃李盈枝、春风育人的荣光，不只是贪图那份体面、安稳，更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份心思，多半来自我的父亲——他本身就是一名教师。耳濡目染之下，当老师的愿望，早早就在我心里扎了根。

可人生的事，往往由不得自己。

年轻时我从部队转业，几经辗转，最后被分配去做了司法工作，成了一名法官。整天跟法律条文打交道，伏案看卷宗、坐堂断案子。那时候我常常想，这辈子怕是跟讲台无缘了。那个藏在心底的教师梦，大概只能是个遗憾了。

没想到，命运还是给了我一扇窗。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上下都在搞普法教育。正好赶上那个法治刚刚起步的年代，县里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给全县各机关、科局的领导干部讲一堂法制课。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一半是激动——盼了这么多年的讲台，居然以这种方式向我敞开了；一半是紧张——我这一辈子读书、当兵、当法官，从没正儿八经站过讲台讲课，真怕讲不好，辜负了人家的信任。

为了这堂课，我下了大功夫备课，翻了好多法律典籍和史料，反复梳理讲课的思路。可对着满纸的专业条文，总觉得太生硬、太刻板，不知道该怎么讲，才能让台下的人听得懂、记得住、真正入心。

正发愁的时候，忽然想起从前读书时的画面。

我想起我老师独创的“形象记忆法”。他总能把枯燥的知识变得简单好记、刻进脑子里。物理课上，他讲阴阳两极相遇才能擦出火花；历史课上，他说昨天积累的东西才能奔向明天的山河；地理课上，他讲东西半球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世界。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他编的一个口诀：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老师教我们这样记——“他一出生，就‘一巴掌、一巴掌打得资产阶级呜呜哭’。”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画面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那一刻，我一下子想通了：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要用大白话讲深道理，用活办法传正经事。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有点凉，我慢慢走进老党校的教室，第一次正式站上了那个高高的讲台。

台下坐满了各机关的干部，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我。那一瞬间，久违的害羞和紧张一下子涌上来，心里有点发紧。

我定了定神，决定不搞那些难懂的专业术语，从法理的本源慢慢讲起。

我拆开“诉讼”两个字来解释：“诉”，言之于斥，就是说清楚谁对谁错，把纠纷讲明白；“讼”，言之于公，就是凭着公道，分辨是非。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吵得不可开交，终究需要一个地方、一套规矩来评判对错——这就是打官司的本意，也是法律存在的意义。

我告诉大家，法律的实施，一是全民自觉遵守，二是司法机关正确适用。守法是底线，用法是准绳，二者相辅相成，才能让法治真正落地生根、彰显公正。

这样一讲，通俗好懂，我的紧张也慢慢缓解了。台下的人听得聚精会神，安安静静，那专注的目光给了我很大的底气。

我渐渐放松下来，越讲越顺。从法律的千年起源，聊到古代法制故事，我特地解释了“衣冠禽兽”和“十恶不赦”这两个词的由来——我说，明代官服文官绣禽、武官绣兽，本是朝廷认证的荣耀，后来官员腐败横行，这词才渐渐变成骂人的话；而“十恶”是古代律法里十种不可饶恕的重罪，像谋反、大逆、不孝、内乱之类，历代大赦都轮不到它们，为的就是守住忠孝人伦的底线。又梳理了道德、政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层层递进，互相配合。

我详细讲解了新法和旧法该怎么适用，解释了“从旧”“从新”“从旧兼从轻”这些法理逻辑。我告诉大家，法律看起来冰冷，讲法不讲情，但其实它也有温度、也讲公道：主犯从犯怎么区分、立功减刑有什么规定、依法判罚和酌情从轻之间的分寸在哪里——这些都在法理之内，藏着人间的温情和公平。

整堂课一环扣一环，有根有据，既有法度，也有温度。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等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弯腰向大家道谢的时候，台下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停。

站在讲台上，听着掌声，我心里翻腾得厉害，说不出的感慨。

半辈子追梦，兜兜转转。我虽然没当成专职教师，却终究还是站上了心心念念的讲台。

原来，法官守的是人间的公道，讲台传的是世间的正道。殊途同归，都是凭着真心、传递光明。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教书育人，从来不止一种模样。能传道、授业、解惑，能用自己所学照亮别人的认知，就是这辈子最好的圆满。

心里藏了多年的那个执念，在这一刻，终于放下了，也圆满了——

原来，站上讲台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