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一次治疗、长期获益”，被认为是改写绝症命运的医学奇迹；另一边，则是剧烈免疫反应、器官损伤乃至死亡风险。下一代生物医药核心方向之一的CGT（细胞与基因疗法），以非常极致的方式，展示创新疗法的收益与代价。
过去一周，这组矛盾被同时推到了聚光灯下。
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就“一名6岁女童在接受实验性基因治疗后死亡”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回顾案件
6岁女童化名“小美”因CHD3基因突变罹患轻症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存在发育迟缓表现，其父母通过罕见病家长群联系到上海交通大学仇子龙团队，自筹86万美元（超580万人民币）费用，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参与了一项研究者发起的单例碱基编辑临床试验。
该试验通过鞘内注射双AAV9载体递送碱基编辑器，旨在修复患儿脑部神经元的致病基因突变；但试验推进前灵长类毒理研究已显示受试动物全部出现中重度肝损伤、部分出现肾损伤，存在血栓性微血管病的安全隐患，而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时未审阅该毒理研究最终报告，研究团队也向家属淡化了风险，未明确告知死亡风险，仅采用单药泼尼松作为免疫抑制方案。
2025年3月24日患儿完成给药，3天后出现发热症状，随即进展为无尿、血小板骤降等血栓性微血管病表现，给药7天后因治疗相关的严重免疫反应离世。
事后医院伦理委员会认定死亡与治疗明确相关，但当地卫生部门仅对医院处以约3600美元罚款，对临床责任医生予以口头批评，仇子龙未受到公开处罚；仇子龙团队后续发表于《Nature》的相关研究论文，未披露该临床死亡事件、家属的资金支持及灵长类实验的安全信号，还存在实验数据的规范性争议，家属向院校投诉未获实质问责。
事件最终于2026年7月23日，由《Science》杂志与Retraction Watch联合调查后公开，患儿家属要求相关方承担责任并撤回涉事论文。
与此同时，中国CGT产业迎来了又一次监管加速。7月初，国家药监局围绕细胞与基因治疗连续发布三份文件，拟将符合条件的CGT药品纳入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30日通道，并进一步明确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药品的范围、归类和监管边界。
01、2026年，政策首次拟加速CGT审批，也更严管试验
全球生物医药技术不断迭代，从早期小分子药物，到单克隆抗体，再到当下ADC、多特异性抗体、放射性核素药物成为临床转化的核心热点。而细胞基因疗法被普遍认为是下一代生物医药创新的核心方向；因为诞生了治愈绝症的奇迹，实现“一次治疗、长期有效”。
CGT（细胞和基因疗法）分类，CR：美国基因与细胞治疗学会 (ASGCT)
CGT也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竞争核心，尤其是中美两国，包括临床转化、资本投入、政策加速等。
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累计获批46款基因疗法（含基因修饰细胞疗法），中国是除美国外获批产品矩阵最完善的市场之一；已获批11款CGT产品（含9款CAR-T、1款干细胞、1款基因疗法）。
2026年6月，首款治疗实体瘤的CAR-T疗法率先在中国获批，让中美竞争赛道上中国加上了重磅的一分。
在资本赛道，2026年第二季度，CGT领域共完成20笔种子轮/A轮早期融资，合计超5亿美元，其中多家中国企业完成融资，覆盖CAR-T、细胞重编程、干细胞治疗等多个细分方向。
政策是为了让临床和患者获得更多受益。
7月3日，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就《关于优化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将符合条件的细胞与基因治疗（CGT）药品纳入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30日快速通道；并聚焦恶性肿瘤、罕见病、遗传性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点领域，鼓励全球同步研发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而此前，2024年8月，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工作方案》中，将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排除在加速审评试点范围之外；主要是当时CGT技术复杂性高、工艺个体化强、临床数据成熟度不足等现实约束。
对标海外，美国FDA通过RMAT（再生医学先进疗法）和Breakthrough Therapy路径加速CGT审批；欧盟EMA设有优先药物（PRIME）机制实施分类审评。中国也首次加速CGT产品获批成为临床“药物”。
监管体系也随之升级。
同日，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CDE）同步发布了两份纲领性监管规则文件，《细胞治疗药品范围和归类技术指导原则（2026年版）》、《基因治疗药品范围和归类技术指导原则（2026年版）》。
两份原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划清“正规药品”与“探索性研究”的边界。文件明确：纳入基因/细胞治疗药品范围的产品，必须严格遵循药品研发、生产、审评的全流程法规要求，符合GMP、GCP规范，经过完整临床试验验证才能上市。
这也从监管层面区分了正规获批的CGT药品与医院研究者发起的探索性临床研究（IIT）（后者不属于药品上市路径），在监管标准、安全保障体系与正规药品完全不同。
同时也回应了行业安全争议，合规药品有完整的监管体系兜底，试验性治疗不能等同于上市药品。
长期以来，我国对细胞治疗实行“双轨制”监管：
卫健委路径：将其作为医疗技术管理，要求机构备案+项目备案后，方可开展临床研究；
药监局路径（CDE）：按创新药路径申报IND，走正式的药品审批流程。
CDE发布的规则是针对“药监局路径”。
而根据“卫健委路径”，大型医院开展的非商业性、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通常要求研究者在国家级临床试验数据库登记，并通过所在机构的科学与伦理审查，但不同机构的审查严格程度差异很大。据《Science》披露，上海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女童”试验前，并未审阅灵长类安全性研究的最终报告。
但是，自2026年5月1日起，国务院令第818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当前中国生物医学前沿技术临床研究的最高层级法定依据。
818号令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开展临床研究前，应当依法开展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经非临床研究证明该技术安全、有效的，方可开展临床研究，且发起机构必须对安全性有效性负责。
严格执行818号令的法定规则，造成“女童悲剧”的这起碱基编辑试验在制度层面已不具备合规开展的条件，正常流程下会在机构审查阶段直接被否决。
当下，CGT领域仍有大量需要破局的难点，比如成本高昂、单次治疗收费超百万元、治疗效果因人而异、治疗过程繁复煎熬等。
但“毒性”无疑是CGT临床端最紧迫的痛点，因为直接关联生命安全。
02、CGT头号“毒性”难题已有破局方向
跟据《Science》报道，女童父母之前也了解过其他基因疗法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死亡，他们知道最大风险是患者对大剂量病毒的免疫反应。而仇子龙告诉他们，控制剂量至关重要，但将病毒直接注入脊髓液而不是血液中，可以绕过肾脏和肝脏，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反应风险。
7月24日，发布在《Science·Immunology》上的一项针对Yescarta开展的新分析，揭示了毒性风险的基因特征，有望为后续改造出更安全的CAR-T产品提供研发方向。该研究由麻省总医院肿瘤学家Mark Leick博士主导。
基于自体CAR-T细胞“携带了个体与生俱来的全部固有DNA修饰”。这项研究的假设是：这些先天的DNA变异，会影响CAR-T细胞的功能行为。
为探明为何部分患者出现毒性不良反应、另一些患者则不会，Leick博士及其团队调取了Yescarta的Zuma-1与Zuma-7两项临床试验数据。两项试验均在经治淋巴瘤患者中进行试验，其中Zuma-1试验入组患者的病情整体更为严重。
他首先聚焦了已知与儿童罕见高炎症疾病——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LH）相关的基因，因为研究界此前已发现，HLH与CAR-T疗法常见且严重的不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存在病理相似性。
经分析，突触融合蛋白结合蛋白2（STXBP2）基因的关联最为突出。Zuma-1试验中有6名患者携带导致STXBP2功能缺失的突变，且这6名患者在治疗后均出现了毒性反应。但在Zuma-7试验中未发现该关联，Leick博士认为这源于Zuma-1入组患者的病情更重。
Leick博士解释道：“Zuma-1试验的患者体内炎症水平更高，我们认为这正是STXBP2的发现在Zuma-1数据中信号最显著的原因。”
随后研究团队扩大范围，完成了全基因组风险位点扫描。结果显示，ADAMTSL3基因的部分变异体可能具备保护作用，与更低的毒性风险相关；筛查同时发现，作为T细胞活性调控因子的PTPN22基因，其不同分型与CAR-T细胞回输后的增殖能力存在关联。
PTPN22与CAR-T细胞扩增的关联在Zuma-1和Zuma-7两项试验中均得到验证。该发现意味着可将PTPN22的定向敲除或敲低系统性纳入CAR-T制备工艺，以此增强细胞扩增能力、降低所需回输细胞剂量，并有潜力攻克实体瘤治疗中的T细胞耗竭难题。
虽然没有直接的解决方案，但总体而言，这项研究证实了，患者先天的遗传背景，是决定CAR-T细胞扩增水平与临床毒性的核心内在因素。
当然，从严谨的科学角度来看，AAV疗法和CAR-T疗法在毒性的始动机制存在本质区别。CAR-T疗法Yescarta的毒性核心是“回输后改造T细胞大量活化增殖，释放细胞因子引发的继发性炎症风暴”。女童接受的AAV载体递送的体内碱基编辑治疗，为诱发剧烈先天免疫反应，最终导致血栓性微血管病、急性肾损伤，始动因素是人体对病毒载体本身的先天免疫应答。
但从整个CGT领域来看，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印证了毒性差异的根源是宿主遗传背景；而其提出的‘术前基因筛查分层、高风险人群提前干预、个体化给药方案’的路径，也是当前国内基因编辑IIT普遍缺失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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