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牧人民，为之城郭，内经闾术，外为阡陌。夫妻男女，赋之田宅，列其室屋。为之图籍，别其名族。立官置吏，劝以爵禄。衣以桑麻，养以五谷。
——《史记·龟策列传》
汉代的城市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想要了解汉代的城市生活时，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说起中国古代社会，可能受古装剧影响，大多数人在直观上似乎都有一种印象，就是城市与农村有着清晰的、二元化的分野：城里人居住于高大的城墙之内，从事着农业之外的各种行业；而农村的边界相对简陋，空间布局与生活状态与城市也有着较大差别。这种认识从唐宋以后的历史来看，大致是合适的。但在更为久远的汉代，情况则有些不同。
一、“城”里的乡村
在了解汉代的城市之前，我想我们需要首先区分的一组概念便是：行政上的城市与形态上的城市。人们在讲述古代社会的城市与乡村的分界时，多数时候使用的其实是行政上的城市概念，以汉代为例，不论是郡县二级行政区划，还是后来的州郡县三级区划，一般我们会把县级以上的聚落称为城市，而将县统辖下的乡里亭等聚落单位称为农村。这种认识的方法其实是受到了现代观念的影响的，用来分析古代社会，虽然也有其合理性，但有些具体的问题，就要具体区分。比如涉及到第二个概念的：形态上的城市。从形态上来说，古代所谓的城市，应该是指在城墙围绕之下的存在较多非农业人口的人类聚落。而相对的，没有城墙的主要由农业人口构成的人类聚落便称为乡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两种定义的角度，是因为当我们仔细梳理汉代的文献和近些年的考古成果的时候，会发现起码在汉代，这两种定义是有某种程度的“冲突”的：一方面汉代有很多县级以上的城市中，其实有数量不少的农业人口；另一方面汉代有相当一部分乡亭里等行政级别上的农村聚落，其实是有城墙的，是一种“城里的乡村”。
1、汉代城市中的农业人口
有许多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提到了汉代的大小城市中，都生活着数量不等的农业人口，当然从比例上来说，都城等中心城市农业人口少些，而县一级的城市则多一些。
先秦秦汉时期文献中有一个常见的表述叫做“负郭之田”或“带郭之田”，比较著名的有苏秦当年的感叹：“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所谓负郭之田，就是靠近郭外侧的田地。所谓郭是指外围大城的城墙，城墙外侧的耕地靠近护城河，灌溉方便，同时通勤距离也比较短，所以这种“负郭之田”往往都是价值比较高的肥沃耕地。所以司马迁才会在《史记》中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收益可以“与千户侯等”。城墙外就是耕地，农民自然是住在城里面的。魏文帝曹丕也曾有一首《登城赋》，描述他登上一座城楼远眺城外见到的景象，赋中说：“平原博敞，中田辟除。嘉麦被垄，缘路带衢。流茎散叶，列绮相扶。”可见城外就是一块块规整的农田。
出土的文物也能从侧面证明当时城市中普遍存在着农业人口的事实。比如在汉代城市周边的中小型墓葬中，经常有锄头、镰刀等农具出土，陶制的家禽、家畜模型明器也比较常见，按照当时的习惯，这应当能说明墓主人是家境尚可的农民身份。又如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记载了一个秦王政六年的凶杀案，秦汉相距不远，情况变化也不太大。案件发生在咸阳城，“其时吏悉令黔首之田救螽，邑中少人，孔自以为利，足刺杀女子夺钱，即从到巷中，左右瞻无人，以刀刺夺钱去走。”案件发生在秋天，城外农田发生严重的虫灾，于是咸阳城的官吏组织农民前去灭虫，凶手趁机作案。组织城中农民集体劳作，会导致“邑中少人”，可见当时的咸阳城不仅有农民，而且数量还相当不少。
2、汉代的乡村与城墙
汉代行政上的城市中有数量不等的农业人口，而很多行政上乡里亭等乡村聚落，也是有城墙环绕的。这方面文献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也比较丰富，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秦国商鞅变法，废分封行郡县时就有“集小乡邑聚为县”的做法，可见很多县城最初就是由聚、邑合并而来。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像邑这种小的聚落，以及规模相似的乡里要筑城墙，应该是当时的正式法令。北魏郦道元为《水经》做注，补充了大量河水流经区域的历史资料，其中提到了很多某里、某乡、某邑的地名，这些地方都是有城的。比如《淇水》篇有“清河又东迳漂榆邑故城南，俗谓之角飞城。” 漂榆邑是有城墙的。又如《渐江水》篇有：“又迳会稽山阴县，有苦竹里。里有旧城，言句践封范蠡子之邑也。” 苦竹里显然也是城的形态。
资料更为丰富的还有刘邦的故乡丰邑。刘邦是沛县的“丰邑中阳里人”，后来当上皇帝，故乡的政治地位自然有所提升，“沛为郡而丰为县”，但丰邑原本就是一个乡级的聚落。丰邑虽然只是个聚落，但内里却是五脏俱全。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太上皇刘公思乡情切，“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新丰完全复刻了原来的丰邑，有城寺市里，也就是城墙、官署区、商业区、住宅区等各种功能区划。而这些史书上的记录也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新丰故城就在现在陕西省临潼县，整个县城的面积大概40万平米（东西600米，南北670米），四面有宽达7米的夯土城墙，城中有纵贯南北的道路，西北是居住区，出土有汉代的陶器、瓦当、箭簇、五铢钱等。
总之，在汉代即便是乡、邑、里等行政级别上属于乡村的聚落，有一些也是有城墙环绕的。这是汉代的人类聚落形态和后世唐宋之后不同的地方。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则要从更长的历史周期中去观察。
简单来说，在华夏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民之居城市”，人类居住于城墙的保护之下是自先秦时期就有的传统。所以《礼记》中才会说：“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观安危。”之后经历秦朝、汉朝，居于城郭可以说是一种对传统的延续。虽然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也让人们了解到，随着人口的扩张，在汉代的疆域内也出现了不少没有城墙的农业聚落，但“城里的乡村”依然可以算是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这段历史也可以称作是华夏文明聚落形态的“城郭时代”。
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终结了这个时代。首先，常年的战乱和游牧民族的南下，摧毁了大部分基层的小城。豪族的庄园、坞堡则取而代之，成为了当时基层的主要聚落形态。城郭则只局限在行政体系能够直接触达的大小节点上。其次，筑城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有相当门槛的活动，这种门槛既包括技术、资源层面的，也包括治理能力层面的。因为城市本身就不只是一种居住形态，还是一种统治形态。居于城中，自然就意味着要服从城主的统治，承担对城主的义务。将坞堡中的乡里人民，迁移到国君建造的城市里，不只是一种居住空间的转移，更是统治权力的交替。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是北方频繁交替的地方政权，还是南方与豪族共治的虚弱皇权，都无力完成这种全域筑城的活动。这样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城乡区别明显的二元聚落形态。后世经隋唐到两宋，实际上也是在这个新形态基础上的损益变化。
二、汉代城内的空间
与今天一样，汉代不同级别的城市，城内空间的面积差别很大。许宏先生曾经把先秦时期的城市按面积分为四等，分别是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1-10平方公里、0.25-1平方公里、0.25平方公里以下。汉代的城市大多是在先秦城市基础上增补扩建而来，所以这一分类用在汉代大致也是合适的。假设城市是标准正方形，10平方公里面积的每道城墙长度大概是3.2公里，这就是汉代大型城市的规模。前文提到，刘邦在建新丰城时“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这里的城寺市里便是汉代城内的基本设施，这些设施也就是汉代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物质空间了。
1、官寺：城市里的政治中心
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这里的“官寺”与前面刘邦建新丰城的“城寺”是类似的意思，都是指的城市的政治中心，也就是府衙以及官舍、吏舍、监狱等相关的附属设施。
中国古代的大部分资源，都是依据与政治权力的距离分配的，城市里的空间资源也是如此。上到都城，下到一般的郡县城市，官寺作为一座城市的政治中心往往都占据最大最显著的一片区域。按照先秦以来礼制中的建城规范，城市布局要遵循“面朝后市”的规则，也就是官寺区一般位于城市的南部，市场区在北部。这种规则一定程度上也延续到了汉代，汉代长安城、临淄城等城市遗址的考古成果都能证明这一点。
官寺区的主体建筑，在都城王城自然是宫殿区，而在一般郡县城市则是长吏办公的府衙。除了这些主体建筑之外，官寺区还包含着官舍、吏舍等附属建筑。按照汉代的官职，地方郡县的长吏都是遵循异地任命的原则，而属吏则是由本地辟除。外地来的长吏上任，自然要有对应的生活配套，而官舍就是长吏和家属居住的地方。西汉初年汉惠帝时曾有律法颁布：“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可见携家属居住于官舍也是需要一定级别的，六百石按汉制正好是一个小县城县令的俸禄级别。至于郡县的属吏，因为都是本地人，所以一般是在当地的里中居住，但也需要集中办公的区域，这就是所谓“吏舍”。汉代曹参当相国的时候，“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说的便是相国府属吏工作的地方，只是曹参“治道贵清静”，属吏们不怎么好好干活就是了。而在地方郡县城市，吏舍的面积也相当不小。比如在对东汉河南县县城的考古工作中就发现，县衙旁有20间房间，每间大约12平米，应该是河南县城吏舍的一部分。
此外，汉代城市的官寺区中一般还有邸舍、监狱、仓库等配套设施。其中邸舍是下级政权在上级政权治所城市设立的办事或联络机构。比如在长安城中有各种郡国邸，郡国官员来都城上计往往就住在这里。而郡城中，也设有一郡下辖各县的县邸，如东汉一位陈国相“自损俸钱，助之成邸”，时人立碑赞颂他“修德立功，四县回附”，这应该便是重新修复了陈国下辖的各县的县邸。这应该说也是加强上下级联系，提升治理效率的善政。至于监狱，也是城市统治的必备设施。《汉书·刑法志》中说，“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汉代有县1000多个，如此算来每个县起码应该有1个监狱，至于郡城国都等大城市，则有更多个，比如《后汉书》就记载，汉武帝时期“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这可能也只是长安城监狱的一部分。最后，汉代的城市中还有粮仓、兵库等各类仓储设施。比如汉平帝元始三年任横造反，就曾经：“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事发地阳陵只是个普通的县城，可见汉代县城中有一定的武备存储应该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2、里：居民的生活空间
里是汉代城市中的居住区，也是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空间。所谓“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汉代的城市建设整体上是一个在政治权力的管理下，系统规划的工程，里的建设自然也是这样。不过这种规划并非遵从某种教条，从现存的考古发现来看，汉代里的大小并无定制，而是以实际需要居住的人口数量为依据做出的规划。比如马王堆汉墓曾出土帛书地图，上面记录里的户数就从十几户到百余户不等。
那么汉代常见的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从现存的汉简和文献中看出个大概。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的惩罚措施，可以看出里是外墙包围起来的一块区域，而有墙自然就要有门供人出入。从这条法律条文也能看出，里中有规划通行的道路，路边是百姓的民居。而里中百姓的民居也是一座一座的小院子，有院墙包围，秦简《封诊式》就有：“内北有垣，垣高七尺”的记载，内就是指民居，七尺大约相当于今天1.6米的高度。每户民居的门前一般会种植一些树木，屋后一般有小型的菜园子。比如龚遂在渤海当太守的时候，就曾经让治下百姓“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这在当时也是比较通行的做法。总之，汉代的里是由里墙包围起来的，相对独立的一块居住区域，里中有规划的道路，道路两旁是院墙包围的民房。
当然，这种“标准型”的里，只是针对汉代普通的城市居民，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的小院，也只是当时普通百姓的住房标准。本书在前文介绍汉代住宅时讲到的那种深宅大院，自是与此不同的。甚至个别身份极高的人还能打破里墙里门的封闭限制。比如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宅第”一词，在汉代只有非常特殊的住宅才能称为“第”：“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汉安帝为其母建造“津城门内第舍，合两为一，连里竞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一座第就占了两个里！可见能够住在“第”中的，都是什么身份的人。
这种不同也体现了汉代里的另一重特性，即身份性。居住在同一个里的居民，大多都是身份地位相近的。比如汉代长安城有专门一个里叫做“戚里”，“万石君”石奋的姐姐被刘邦看中收入宫中，于是“徙其家长安中戚里。”颜师古解释说：“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大约是皇亲国戚聚居的地方，自然也是城中人人艳羡的“富人区”。另外，先秦时有四民分业定居的说法，到了汉代这虽然已经不是严格的规定，但也还留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商人、手工业者往往会选择居住在离市场比较近的地方，汉代的市场一般在城市北部，汉简中“市阳里”也是很常见的里名，当然，这里面住的也不都是商人便是了。
参考资料
《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古籍文献
《张家山汉墓竹简》《睡虎地秦简》等简牍文献
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作者：浩然文史·李一鸣博士）
本文节选自李一鸣著：《王朝的基石：市井乡野的汉家烟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版，注释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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