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窗外是一片阴沉沉的天，风吹着枯树枝，发出沙沙的响声，正如我这日渐腐朽的身躯里的某种喘息。
大约是年纪到了的缘故，近来很有些不听使唤。
酒是不敢碰了，夜也是熬不得的，至于那些昏暗、封闭、终日缭绕着劣质香烟与香水混合气味的“场所”，自然更是久已绝了足迹。
倒不是突然悟出了什么高尚的道德——我向来是不大相信那些满嘴道德文章的绅士的——不过是脏腑里那几块肉，在向我发出了最后通牒罢了。
然而，我不去，并不代表那些地方的幽灵不来找我。
前几天，遇着一位老朋友。
两人选了个靠窗的茶座坐下，点了最便宜的苦茶。
他一边眯着眼摸着下巴上的几根残须，一边将脸凑过来，压低了声音，眉飞色舞地跟我讲起一种新鲜花样。
这花样，叫作“空中快递”。
“老赵啊，”他吐出一口混浊的茶气，眼神里闪烁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光彩，“人家这个模式，硬是要得啊！比咱们当年去二狗那里喝第二场，不知安逸到哪里去了！”
据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所谓的“空中快递”，无非是豪掷重金，从遥远的北方、南方或者东方，招来几个号称“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妙龄女子。
这些女子下了飞机，便被妥帖地安置在高档酒店的软榻之上，二十四小时听候调遣。
买卖双方不露声色，全凭一纸订单与飞梭般的银两交接，优雅得仿佛不是在做皮肉生意，倒像是在做某种高尚的文化交流。
我静静地听着，心中倒也没有多大的惊异。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新鲜名词向来是层出不穷的。
早年间叫“青楼”，后来叫“长三堂子”，再后来叫“夜总会”，如今又搭上了现代科技与物流的快车，冠之以“快递”二字。
名目虽然日新月异，骨子里的东西却大约总是一样的。
人到了我这把岁数，见过的“新鲜花样”早已多如牛毛，深知凡是挂着奇特招牌的货物，剥开外面的彩纸，里面装着的往往还是那几样古老的欲念。
朋友见我兴致缺缺，便又讪讪地抿了一口茶。
其实，关于那类场所，我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
偶尔，我的手机里也会响起某种特殊的铃声。
那是“妈咪”们打来的。
我对于这些“妈咪”，向来是没有什么偏见的。
认识了，便算是个熟人；何况在许多年前，我的身体还经得起折腾的时候，我也确乎曾是他们场子里的常客。
拿人钱财，与人消遣，本是极寻常的买卖。
然而，在这一众熟人里，却有一个极为特别的“孙子”。
这人不知从哪里得了我的电话，又不知从哪里学来了现代通讯工具的“精髓”，有事没事便给我发信息。
发文字倒也罢了，偏偏他极喜欢发“语音”。
每当我翻看手机，屏幕上便赫然跳出一长串绿色的方块。
若是不小心点中了，那听筒里便会迸发出极其高亢而又谄媚的闽南版普通话：“赵大哥！赵老板！好久不见了，兄弟很想你呀！给个面子嘛，兄弟请你吃个饭，吃完到兄弟的场子里喝个酒嘛！最近来了一大堆美女，我儿豁嘛——！”
“我儿豁”——这是巴蜀一带极其重重的赌咒了，意思无非是“我要是骗你，我就是你儿子”。
为了招徕生意，甚至不惜在电话里学我老家的方言当场认爹，这种热情，着实令人招架不住。
然而，这就很不好了。
现在的聪明人发明了语音，大约是为了省去打字的辛苦，但他们大约没有料到，这种“方便”有时却能化为最剧烈的剧毒。
在一个不方便将手机听筒贴紧耳朵的场合——比如在饭桌上，或者在客厅里——手指轻轻一滑，那高亢的“赵老板”与“我儿豁”便会通过扩音器，如惊雷般在整个房间里回荡开来。
更加严重的情况，是极可能让我那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产生某种极其深刻且难以解释的误会。
到了这个年纪，我实在没有精力再去向老伴解释什么“我儿豁”的真伪，更没有兴致去阐述我与那位“兄弟”之间纯洁的消费者与服务者的关系。
于是，我便果断地伸出手指，将这孙子拉入了黑名单。
作为一个“妈咪”，连客户的隐私与身处的境遇都全无察觉，只会一股脑地发送高分贝的毒药，这实在是太缺乏“技术含量”了。
大约他以为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时刻准备着为了他口中那句“我儿豁”而抛头颅、撒热血罢。
我很久不去那种地方了。
如前所说，这不是因为我突然修成了正果，变成了道德上的圣人。
纯粹是身子骨不行了——酒不能喝，熬夜会要命，至于在那种昏暗、封闭、空气浑浊得如同棺材一样的空间里吞云吐雾，更是对肺部的一种残忍折磨。
但我向来是不主张职业歧视的。
我常想，夜总会里靠着一张脸蛋、一双笑眼赚钱的姑娘，与电视荧幕上那些穿着光鲜亮丽的礼服、对着镜头巧笑倩兮的女子，本质上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大约是没有的。
都是出卖某种自身的东西，去换取几张可以购买柴米油盐的纸币罢了。
她们不偷不抢，凭着爹妈给的一副皮囊，在艰难的世道里讨一口饭吃，这实在谈不上什么丢人。
比之于那些表面上斯文庄重、满口仁义道德，里子里却狂野放纵、贪婪无度的“淑女”们，这些夜总会的姑娘们，反而显得有些“盗亦有道”了。
至少，她们明码标价，钱货两清，绝不立什么贞节牌坊。
这中间的差距，恐怕隔着无数个“李佩霞”罢。
有些女子，表面上是正襟危坐的干部，嘴里念叨着“为人民服务”，背地里却将自己的色相与尊严作为攀附权贵、谋求进步的筹码。
她们出卖的不仅是肉体，更有公权力与社会规则。
这种暗室里的勾当，冠冕堂皇，骨子里却腐臭不堪。
比起来，夜总会里那些明着说“老板来喝酒”的姑娘，倒显得坦荡得多，甚至可以说是干净得多了。
茶渐渐凉了，朋友的谈兴却似乎并未减退。
他喝了一口冷茶，叹了一口气，语气突然从刚才的陶醉转为了某种空落落的茫然。
“不过话说回来，”他摇了半天头，“现在夜总会的生意，好像真是不行了。前几天我去的那家，偌大一个场子，冷冷清清，走廊里连个鬼影都没有。算下来，居然就只有我们那个房间里有点人声……”
我看着窗外苍白的天空，没有说话。
我不太记得究竟是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衡量一个区域经济的好坏，最直观的指标莫过于看它的夜总会是否火爆。
这话听起来有些滑稽，甚至有些不正经，但仔细想来，却又深刻得令人发冷。
夜总会这种地方，本就是过剩的欲望与过剩的资本共同繁衍出来的怪物。
它需要有源源不断的“老板”们掏出大把大把不心疼的钞票，需要有无数踌躇满志的客人在这里杯觥交错，谈论着动辄几千万的工程与买卖。
那里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固然是堕落与虚荣的象征，但某种意义上，却也是资金在血管里剧烈流动的一种虚妄的病态面红。
当人们手里还有余钱，当未来的光景看起来似乎还有些盼头的时候，大家是不介意去二狗那里喝第二场，或者豪掷千军去体验一把“空中快递”的。
可现在，你们看看。
庞大的夜总会里，只剩下空荡荡的走廊与昏暗的霓虹灯，偌大的场子，竟然只有一间房里点着灯、传出稀薄的欢笑声。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妈咪”们，不得不像疯了一样给所有旧通讯录里的老客户发语音，甚至不惜喊出“我儿豁”来讨一口饭吃。
这究竟是因为大家都突然变得崇尚节俭、痛改前非了呢，还是因为大家的钱包都像我这衰老的身躯一样，再也挤不出一点多余的“精力”了呢？
看官们大约心里都是明白的。
繁华落尽，留下的不过是一地鸡毛与无边的冷清。
连那最擅长制造幻象的夜总会都开始萧条了，这世道真实的冷暖，便再也遮掩不住了。
我站起身，穿上厚重的旧棉袍，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朋友还在那里咂着嘴，似乎还在怀念那远道而来的“空中快递”。
我没有再劝他，只是默默地走出了茶馆。
大街上风很大，吹得人脖子发凉。
路边几个穿着短裤T恤的年轻人缩着脖子疾步走过，脸上带着麻木而疲惫的神色。
我摸了摸口袋里沉寂的手机，那个喊我“赵大哥”的孙子已经被我拉黑了，屏幕很干净，再也没有声音传来。
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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