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搭伙同居,52岁女友立规矩:同房前必须先签协议
那天下午,我从市建二公司退休后返聘的门卫岗上回来,推开出租屋的门,就看见茶几上摆着两张打印好的纸。窗外梧桐树的影子正好落在纸面上,一晃一晃的,晃得那几行黑字跟活过来似的。
“同居期间双方财产各自独立,房屋使用权不得转让……”
我捏着那两张纸,手心有点发潮。五十二岁的刘素云正背对着我在厨房择韭菜,她今天穿了件淡青色的薄毛衣,头发用一根木簪子松松挽着,脖子后面有几根碎发贴在那,看着让我心里发软。可这纸上的字,硬得像冬天没解冻的河。
“素云,这是干什么呢?”
她没回头,手上的活也没停。“咱俩都这岁数了,有些事说在前头比不说强。你儿子在深圳,我闺女在杭州,万一哪天咱俩有了好歹,省得孩子扯皮。”
我在这小县城活了五十五年,头一回听说处对象还要签协议的。前年秋天老伴走了,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去年冬天单位老张硬拉着我去跳广场舞,在公园东头的亭子里遇见了素云。她跳《茉莉花》的时候,脚下步子轻巧,腰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总带着笑纹。后来才知道她男人是跑长途货运的,五年前高速上出了事,她一个人把女儿供到大学毕业。
那时候我们站在亭子里躲雪,她伸手接了一片雪花,跟我说:“咱们这岁数,找伴儿就是找个人说话。”我当时觉得她说得对极了。可现在,她递过来的这两张纸,却让我觉得我们之间隔了一道说不清的沟。
“这第一条,生活费AA,我同意。第二条,各自看病自己掏钱,我也没意见。可这第三条……”我把纸翻了个面,指着最后一行字,“‘双方保持正当生活距离,不干涉对方社交自由’,什么叫正当生活距离?咱俩不是要搭伙过日子吗?”
素云终于转过身来。她手里还攥着一把韭菜,围裙上沾了水渍,眼神却不躲不闪。“老刘,我闺女今年刚结婚,还没要孩子。我说跟你搭伙,她就差把‘不同意’三个字刻脸上了。她怕我把这房子卖了贴补你家,怕咱俩领证后她爸留下的那点东西说不清楚。这协议是我给她看的,她点了头,我才能安心跟你过。”
我张了张嘴,那句“你闺女重要还是我重要”在舌尖上滚了三滚,终究没说出来。我也有儿子,电话里听说我要跟人搭伙,就一句话:“爸,你留点神,别让人骗了。”这年头,儿女的话跟圣旨似的,哪怕咱心里再不是滋味,也得掂量掂量。
那天晚上,素云做了一桌子菜,韭菜炒鸡蛋,红烧鲫鱼,还有一盆排骨冬瓜汤。她把协议推到茶几角上,该吃吃该喝喝,还给我夹了两块排骨。我嚼着肉,心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字——正当生活距离。一直到睡觉前,谁都没再提那协议的事。
第一个月过得还算太平。我在门卫岗上三班倒,素云在社区超市做收银,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俩人碰面的时间不多,周末一块儿去菜市场,她在前面挑菜砍价,我拎着袋子跟在后面,偶尔碰上邻居,人家笑着说“刘师傅有福气”,素云就低下头抿着嘴笑,那模样让我觉得那协议也不算啥大事。
可日子一长,事儿就显出来了。
那天我烧退了刚去上班,在门卫室坐着喝水,想起家里感冒药没了,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响了七八声她才接,背景音嘈杂得很。“老刘啊,我这忙着呢,晚点再说。”啪就挂了。我攥着手机愣了半晌。以前老伴在的时候,我咳嗽一声她都要追着问三遍。
晚上我下了班回到家都快十点了,素云还没回来。我给她发微信,好半天回一句:“跟超市几个同事吃烧烤,你先睡。”我一个人躺在那张双人床上,翻来覆去。床是她挑的,一米八宽,棕垫硬实,说是对腰好。可这床太大了,大得我躺在上头觉得自己像个孤岛。
她回来的时候快十二点了,推门带进来一股子炭火味。我装睡,听见她轻手轻脚洗漱,然后掀开被子躺到我旁边。我把手伸过去想搂她,她推了我一下,说:“今天累了。”然后就背过身去。我盯着天花板,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转过天是周六,她调休在家,我下了夜班睡到中午起来,看见她在阳台晾衣服。阳光照着她侧脸,嘴角习惯性地往上翘。我走过去,站得离她近了点,闻见她身上洗衣粉的味儿。
“素云,咱俩现在到底算什么?合租的室友?”
她扭过头看我,手里的衬衫滴着水,在瓷砖上洇出一个小圈。“你怎么又说这个。”
“我得说。我五十五了,不是二十五。我找个伴儿是想晚上有人说话,头疼脑热有人递杯水,不是……”我喉咙有点紧,“不是找个人AA过日子。”
她把衬衫抖开挂上衣架,动作慢条斯理的,像在整理自己的情绪。“老刘,你以为我不想?我前头那个,跑了二十年长途,在家拢共没待够三年。我跟他结婚的时候,连张结婚照都没拍。他走了以后我整夜整夜睡不着,开着电视看到天亮。后来我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能攥在手里的东西太少了。”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眼圈红了一圈,但没掉泪。“那协议第三条,是我写给自己的。我怕我扎进去太深,到时候又剩我一个人收拾烂摊子。你懂不懂?”
这话像根针,扎得我心头一酸。我伸手去拉她,她没躲,我就把她圈在怀里,感觉她肩胛骨硌着我胸口,瘦得让人心疼。“那咱们改改,”我说,“第三条划掉,改成‘俩人好好过日子’。”
她没吭声,把脸埋在我肩膀上。过了好一会儿,我觉着那一片儿衬衫潮潮的。
可生活从来不让你顺顺当当就把疙瘩解了。
四月中旬,我儿子刘栋突然从深圳回来了。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那天我下了夜班昏昏沉沉推开门,就看见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那张协议。
“爸,你这是干什么?”他把纸拍在茶几上,指节敲得咚咚响,“你跟她签这个?她都五十二了,还立规矩,她以为她是谁?”
素云从厨房出来,围裙都没解,脸上的笑僵了一半。“刘栋来了,吃饭没?我包了饺子。”
“不吃。”我儿子硬邦邦顶回去,站起来比我高半个头,“阿姨,我直说了吧。我爸这套老房子虽然不值钱,那也是我妈跟他攒下来的。你们搭伙过日子我管不着,但房子的事必须说清楚。”
外面的蝉叫得撕心裂肺,屋子里却冷得像进了冰窖。我上去拉住儿子胳膊,“你胡说什么?这房子跟你阿姨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你们住一块儿了,她要是哄着你把房子过户了,到时候我上哪说理去?”刘栋甩开我的手,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我都咨询过律师了,不领证的情况下,共同居住超过两年就可能产生事实上的财产混同。要么你们去公证,要么这房子过到我名下。”
我看着那张律师咨询记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心里像被人泼了一桶冰水。我养了三十年的儿子,现在站在我面前,防他爹跟防贼似的。
素云把饺子端回厨房,出来的时候已经解了围裙。她走到刘栋面前,声音很平:“刘栋,那协议是我写的,里面第一条就是财产各自独立。你爸的房子,我没想过。我也不要。”
“你说不要就不要?”
“我说不要就不要。”素云盯着我儿子的眼睛,“你要不信,现在就可以把那份协议拿去公证。我刘素云活到五十二,还没学会说话不算话。”
刘栋被她堵得没话说,转头看我。我胸口堵着一团火,烧得我嗓子眼发干。“你给我出去。”我说。
“爸!”
“我说出去!你妈走了以后,这个家谁给我做过一顿热乎饭?你一年打几个电话?现在跑回来管东管西,你给我出去!”
我吼完这一嗓子,整个人都在抖。刘栋脸涨得通红,拎起包摔门走了。门撞上的那声响,震得我耳朵嗡嗡的。
素云走过来扶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手一直在抖。我抓住她的手,发现她手指头冰凉。“老刘,”她轻轻说,“你儿子说的也没错。咱俩的事,是得有个交代。”
那天晚上我俩都没睡。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巷子里的路灯把梧桐叶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片片碎了的墨。
“素云,要不咱领证吧。”我说。
她靠着我的肩膀,沉默了半天。“领证了,你儿子更得闹。再说……”她声音低下去,“我闺女那边也还没松口。她电话里跟我说,妈,你都快当姥姥的人了,折腾什么呢。”
我笑了,笑得嗓子眼发苦。“咱俩这岁数,搞个对象还得儿女批准,是不是太窝囊了。”
“不是窝囊,”她把手伸过来,跟我十指扣着,“是怕。咱都怕。你怕你儿子怨你,我怕我闺女觉得我对不起她爸。可咱俩要是真因为这个散了,你甘心吗?”
我看着她的手,指节粗大,指甲剪得秃秃的,是干活的手。她这双手择过多少菜,扫过多少地,在超市收银台前敲过多少回键盘。可她从来没有用这双手推开过我,除了那天晚上她说累了。
“不甘心。”我说。
第二天我请了假,骑着电动车带素云去了趟公证处。把那份协议做了公证,又加了一条:双方任何一方身故,另一方须在三个月内搬离对方名下房产,不得主张任何产权。从公证处出来,素云坐在电动车后座上,搂着我的腰,脸贴在我后背上。风吹着她的头发撩在我脖子上,痒痒的。
“老刘,你后悔不?”她问。
“后悔啥?”
“后悔跟我搭伙,还得签这破协议。”
我拧了下油门,电动车窜出去,风呼呼地从耳边过。“签了就签了,纸是死的,人是活的。”
可事情没那么容易过去。刘栋回了深圳,电话也不打一个。我给他发微信,他不回。素云看我抱着手机发呆,有一天晚上做了红烧肉,端到我面前说:“给你儿子打个电话吧,就说我请他回来吃饭。”
“他不接。”
“那就发个语音,说我做了他爱吃的红烧肉。”
我看着她眼睛,里头干干净净的,没有半点赌气的意思。我发了条语音过去,没想到过了一刻钟刘栋居然回了,就两个字:不吃。
素云听见了,把围裙一摘,拿过我手机又发了一条:“刘栋,阿姨跟你说几句。你爸去年冬天感冒发烧,一个人在家烧到三十九度,是隔壁老王发现不对给我打的电话。我送他去医院挂水,他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多陪陪你妈。你妈走了,你爸怕给你添麻烦,什么都自己扛。你要是不放心房子,明天阿姨就搬出去,但你不能让你爸孤零零的。”
语音发出去以后,我俩坐在饭桌前,红烧肉都凉了。素云拿筷子戳着肉皮,一下一下的,也不说话。
半夜手机亮了。刘栋回了一条文字:“阿姨,房子的事我不提了。但我有个条件,你们把婚领了。别让我爸没名没分的。”
我拿着手机看了三遍,递给素云。她看完,嘴角那点笑纹又出来了,眼睛里却汪着泪。“你儿子跟你一样,”她说,“都是犟驴。”
“那咱领不领?”
她擦了下眼角,站起来去热红烧肉。“领。不过得等我闺女回来,当面跟她说。上回她电话里没说完就挂了,我得听她把话说完。”
七月份的时候,素云的女儿方小敏从杭州回来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她女婿,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那天是个大晴天,素云一早起来就开始收拾屋子,把角落里的旧报纸全卖了,地板拖了三遍,阳台上晾着的衣服收得整整齐齐。她换了件新的碎花衬衫,头发重新染过,黑得发亮。
方小敏进门的时候,素云站在门口,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她女儿长得像她,眉眼弯弯的,但脸色不好看,进门也没叫妈,就点了下头。
我跟她女婿在客厅喝茶,听着厨房里母女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锅碗瓢盆的声响中间,夹着压低的争执。后来方小敏声音突然拔高了:“你跟我爸过了一辈子苦日子,现在找个人还得签协议,你图什么?”
素云的声音反倒平静:“我图晚上有人给我倒杯水。”
“那也不能……你这岁数了,让人家怎么说你?”
“说我老不正经?说我给闺女丢人了?”素云顿了一下,“小敏,你爸走了六年了。六年,妈一个人过的。你要是觉得妈给你丢人,妈可以不在人前跟他一块儿走,但妈得有个人说话。”
厨房里安静了。我跟方小敏的丈夫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半晌听见方小敏抽鼻子的声音,低低说了句:“那协议……我看看。”
那天下午,方小敏拿着那份公证书看了好半天。她坐在沙发上,旁边是她丈夫,两个人翻来覆去地看那几行字。最后她把纸放下,抬头看了看她妈,又看了看我。
“刘叔,”她叫我,“我妈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我爸跑车那会儿,她一个人带我,又要上班又要管我学习,从来没抱怨过一句。你要是能让她过几天安生日子,那协议我签。”
素云在旁边站着,嘴唇抿得紧紧的,眼角却往下淌泪。我想去拉她手,又不好意思当着孩子的面,就悄悄在背后碰了碰她的指尖。她反手攥住我,攥得紧紧的。
晚饭还是素云做的,加了几道菜,炸了藕夹,蒸了条鲈鱼。刘栋没回来,但发了个红包,备注写着“给阿姨买条围巾”。素云看了手机,把红包退了,回了一条:“留着给你媳妇买花。”然后转头跟我说:“等国庆吧,叫他们都回来,咱一家子吃顿饭。”
我看着她眉梢眼角又有了笑模样,心里那根绷了大半年的弦,终于松下来了。
那天晚上方小敏跟她丈夫住宾馆去了,屋子里又剩下我俩。我把那份公证书从茶几抽屉里拿出来,翻到第三条,“双方保持正当生活距离”那行字已经被划掉了,旁边用圆珠笔补了一行小字:“好好过日子。”
素云洗完澡出来,头发湿漉漉地披着,穿着件旧棉布睡裙。我坐在床边拍了下旁边的位置,她走过来坐下,头靠在我肩上。窗外蝉叫得正欢,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里挤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白线。
“老刘,”她闷闷地开口,“协议是签了,可我还是那句话,咱俩这岁数,往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少。”
“所以呢?”
“所以……”她抬起头看我,眼睛亮亮的,“你得对我好点。早上我要是起不来给你做早饭,你就自己下碗面。我要是咳嗽了,你记得给我倒热水。还有……”
“还有什么?”
她轻轻笑了一声,把脸埋在我肩窝里。“还有就是,那张床太大,咱俩往中间睡睡。”
我伸手把灯关了,黑暗里摸索着把被子盖好。她在旁边翻了个身,胳膊搭在我胸口上,呼吸慢慢匀了。我睁着眼看了会儿天花板,又侧头看了看她模糊的轮廓,心里忽然就踏实了。
那份协议到现在还压在茶几的玻璃板底下,跟水电费单子搁一块儿。偶尔来串门的邻居看见了,打趣说老刘你被管得够严的。我就笑笑,不解释。只有我俩知道,那纸协议从冷冰冰的规矩,变成了暖烘烘的约定。
人到了五十多岁,早就过了为爱情要死要活的年纪。可正因如此,才更明白什么东西值得攥住。素云立的那些规矩,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女人半辈子风雨过后,给自己留的最后一层壳。她让我签协议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怕的。怕再投入一次再失去一次。而我呢,我怕的是临老了还孤零零一个人,对着四面墙说话。
后来有一天傍晚,我下了班骑车带她去河边遛弯。她坐在后座上,搂着我的腰,忽然说:“老刘,要是咱俩早十年碰上就好了。”
河风吹过来,带着水腥气。柳树条子拂在脸上,软软的。“早十年碰上,你还在为你那个跑长途的牵肠挂肚,我还在为我那个生病的端茶倒水,”我说,“那时候咱俩心里都装着别人,碰上了也白搭。现在正好。”
她把脸贴在我后背上,半天没说话。电动车慢悠悠地沿着河堤走,夕阳把整条河染成橘红色。我在心里把那份协议又过了一遍——财产各自独立,生活互相照应,不干涉彼此,但要把对方放在心上。
纸上的字冷冰冰,可过日子是热腾腾的。素云教会了我这个道理。
后来国庆节,刘栋当真带着女朋友回来了。方小敏和她丈夫也从杭州赶回来。一大家子挤在那个小客厅里,素云张罗了一大桌子菜。刘栋跟他妈走了以后头一回在家里吃饭,吃着吃着忽然说:“阿姨,你做的红烧肉跟我妈做的味道像。”
素云筷子顿了一下,笑了笑:“那你多吃点。”
方小敏在旁边给她妈夹菜,小声说:“妈,你胖了点。”
素云摸了摸脸,转头看我:“老刘,我胖了吗?”
我给她碗里又夹了块排骨。“胖点好,胖点有福气。”
她抿着嘴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看着特别舒展。桌上的菜冒着热气,窗外的桂花开了,香味一阵一阵飘进来。刘栋的女朋友帮着素云收拾碗筷,方小敏的丈夫跟我下棋,两个孩子在阳台上叽叽喳喳地说话。
那一刻我忽然觉着,日子这东西,不怕有波折,就怕没有个说理的地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到了这把年纪再找个伴儿,不为轰轰烈烈,就为平平淡淡中能有人递杯热水,有人听你说几句废话。
素云那协议,最终帮我们挡掉了儿女的猜忌,也挡掉了各自心里那些不敢说出口的怕。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和一个五十二岁的女人,用两张A4纸,把后半辈子给妥妥帖帖安顿好了。
后来我再没提过把协议撕了的话。素云也再没拿协议跟我说过事儿。那两张纸就安安静静压在玻璃板底下,上面积了薄薄一层灰,被阳光照着,像一段被时间包了浆的记忆。
我有时候半夜醒了,听着身边素云匀匀的呼吸声,心里就特别踏实。会伸手轻轻碰碰她的肩膀,她迷迷糊糊翻个身,嘟囔一句“几点了”,然后又睡过去。
窗外梧桐树影子晃着,月亮从树叶缝里漏进来,落在我们中间那条看不见的线上。那条线现在早就不存在了。在日子一天一天的磨洗里,在早饭的热气里,在傍晚一起散步的河堤上,那协议上的规矩慢慢化成了默契,变成了我俩之间别人听不懂的暗号。
她立规矩的时候,怕的是失去。我签协议的时候,怕的也是失去。可最后我们发现,有些东西不是攥得越紧就越留得住。松一点,让它透透气,反而活得长久。
素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她说:“老刘,咱俩这岁数搭伙,就像冬天里两只刺猬,离远了冷,离近了扎。得找到那个刚刚好的距离。”
如今我觉着,我们找到了。
入冬了,素云把厚被子翻了出来,在阳台上晒得蓬蓬松松的。晚上我搂着她,被子暖和得让人犯困。她缩在我怀里,忽然轻声说:“老刘,明天早上我想喝豆浆。”
“行,我去买。”
“要加糖。”
“知道,加两勺。”
她在黑暗里笑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窗外又开始飘雪花了,细细碎碎的,跟去年我们在公园亭子里第一次碰见时一模一样。那时候她伸手接了一片雪花,说我找伴儿就是找个人说话。
现在我懂了。她要的不光是说话的人,她要的是一个愿意在雪天里陪她站一会儿,然后一起走回家的人。
我闭上眼睛,闻着她头发上洗发水的香味,慢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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