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鸿
鉴藏者，一定要了解真画是什么样子，知晓假画是用何种方法制作出来的、假到什么程度，明白真伪的区别在哪里。
——施鸿
在写作《书画冰鉴：范曾作品真赝考》的主体部分——如何鉴定范曾先生书画作品之前，我有几句源自个人鉴定经验的话，与诸位鉴藏者交流。
其一，鉴定虽是经验之学，却有科学的路径可走，客观理性的对比分析、逻辑周密的归纳总结必不可少。鉴藏者若想从泛滥的伪作当中识别真迹，一定要多看真迹和画集，真假作品相互对比，在实践中练就火眼金睛。
其二，鉴定是一门需要下苦功夫的学问，没有捷径可循。鉴藏者需平日里多看多问，唯有了解作伪技术，知晓伪作制作的方法，才能明其事、晓其理，知道真假区别所在。
其三，若想对范曾先生的作品求真去伪，那么一定要贴近先生真实的生命世界和情感世界，了解其生平、心志、情感和境界，了解其各个时期笔墨精良之所在、绘画风格之变化，只有对真实的生命有了切身体验，才会对真正的佳作有切身体验。
其四，鉴定一事与钱无关，而是由鉴定者本人的眼力和人品决定，不可以指真为假，更不能指假为真；鉴定与作品是谁送来的无关，只与作品本身有关——鉴藏者应当一切从作品实际出发，做出不违初心的真正鉴别。
其五，鉴藏者要深入市场，切忌闭门造车。进入书画市场，意味着自有资金的大量投入，鉴藏者定会慎之又慎，必须依靠扎实的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知识，才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鉴定概论
时人多以“鉴藏者”来称呼雅好书画收藏之士，“鉴藏”一词其实很好地揭示了鉴定和收藏两种行为的关系。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书画作品的真伪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无论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审美文化的需求，购藏真迹都是这一切的前提。低劣的伪作扰乱市场秩序，耗费藏家大量的心血与财力。对于伪作赝品，范曾先生也是深恶痛绝，他曾写道：
我的画赝品之多，古今中外第一。即使文徵明和董其昌，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赝品数量比之于我，可谓小巫见大巫。然而赝品无论用比例尺、幻灯机放大，或借助其他更先进的方法如照相制版……都无法给它们带来根本的帮助，它们致命的弱点是失去了“真气”，失去了艺术的脉动、血流、呼吸，因此失去了生命。那些僵死的、斫败丑陋的线条和形体，怎么会出自范曾的手笔。
对于伪作之恶劣，范曾先生也有极为精练允当之语。先生写道：
伪画制造的本质：1. 诈骗；2. 侵犯智慧产权；3. 侵犯姓名权、肖像权；4. 严重损害中国画在国际的声誉。
伪画罪行之严重：1. 诈骗手段特别恶劣；2.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动辄数十万、百万之巨）；3. 严重损害收藏家、艺术消费者之权益；4. 长远看，使未来美术史严重污染；5. 对广大群众审美错误导向。
所以，收藏者在购藏书画作品时对书画的真伪进行鉴别，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古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就提出了“书画鉴定之学”，“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别古书画的真伪、高低、精粗、美恶，来为文物和博物馆工作以及美术史研究打下比较有据的材料基础”。不难看出，张珩意在将书画鉴定从传统的经验感知、抽象概念的描述等不成体系的散乱状态中解脱出来，赋予鉴定以现代的、理性的、能够“学而知之”的学科意义。
我们个体的收藏行为，虽然不以专业、学术的标准作为考量，但张珩先生所提出的“科学精神”却是我们应该秉承的准则。我以为，鉴定虽然不是科学研究，但科学之精神和原则却必须贯彻其中；鉴定虽依靠视觉经验的累积，但绝非玄妙抽象概念的泛泛之谈，客观、系统和理性的分析是判断真伪必不可少的因素。
尽管鉴定者辨别真伪有时候只需“一眼”，但这“一眼”的背后则需要调动无数的经验与知识。鉴定无疑是一项艰深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它要求鉴定者对于市场中各类作品的广泛涉猎和专业精准的判断。面对一幅作品，鉴藏者到底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在详细探讨如何鉴定范曾先生的书画之前，我想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心得与体会。在我看来，一名合格的鉴藏家，需要严肃真诚的鉴藏态度、丰富的鉴定知识和文化素养，以及对于书画市场准确而全面的认识。我的这些心得体会多是从认识角度出发，与鉴定的具体操作细则并无多大关联，但是却在某种意义上对藏家眼力和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因此不嫌冗长，在下文展开论述一番。
首先，我想谈一谈藏家对待收藏的态度。
何谓严肃真诚的鉴藏态度？于我而言，即是收藏者对鉴藏一事保有的那种“敬畏感”。书画等艺术品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凝结了文化精英的高尚情操与伟大心灵，精神与哲思亦于其中隐隐浮现，它们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收藏者之于艺术品，只是一个代为管理的角色。有些藏家耗费财力将书画收入自家囊中，便以为自己对藏品有了任意支配的权利，从而对藏品随意改造甚至破坏，这种行为是万万不可取的。收藏者永远只是一个人类文明结晶的保管者，对待藏品应该做到慎之又慎、敬畏有加。
鉴藏者要认识到，收藏绝非一种盲目的市场跟风行为，短期快进快出的获利行为只能说是投机而非收藏。真正的收藏，应该源自内心的热爱。当鉴藏者热爱手中的艺术品，也就能够耐住寂寞，即使作品未能如预期中升值，依然可以赏玩其笔墨与内涵，在尺幅之间涵养性情，不以利益得失萦于心。胸怀光风霁月，收藏中的乐趣自然也无穷无尽。
图说：范曾先生关于伪作之断语
如果鉴藏者因敬畏和热爱而进行收藏，那么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藏品中。他会去了解藏品的历史、创作者的情思，通过作品深入创作者的生命世界与情感世界。中国古代文论常有“知人论世”之说，此之谓也。收藏者只有通过认真品读作品，尝试与创作者神会、对话，将自己置身于作者的人生境界和心路历程中，才有可能体悟创作者心志情意之所系，领会作品中蕴藏的思想与情感，深谙作品的笔墨与风格。由藏品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收藏者的视野与格局也随之开阔提升，对于真伪的鉴定也必当高屋建瓴、玄妙入神，很容易分辨何者是呕心沥血的真迹，何者为毫无生意的伪作。
这就引出来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鉴藏者必须拥有丰富的鉴定知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
这其实对鉴藏家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如前文所言，我们要了解创作者，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我们要了解书画本身，掌握笔墨特点、题材内容、各个时期的作品风格，练就全面而精准的鉴定“眼力”；我们也要了解作伪手段和技术，知道作伪者如何制作出伪作，辨别出真假作品的区别。实际上，假如鉴藏者对真迹的作品风格、笔墨技法了然于心，假画的缺陷自然会显露无遗——假画即使再精确，也无法得真迹之精髓——真画可以说是伪作的“照妖镜”。
清晰而明确的鉴定思路是鉴藏者首先要具备的素养，也是开展鉴定工作的前提。从事鉴定者必当思路清晰，要明确鉴定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鉴别真伪。当一件作品的某个细节部分出现破绽或问题，即使此作其他方面再“真”，也应毫不犹豫地判定此件作品是伪作，这就是我常说的“一假全假”鉴定原则。此原则要求鉴定者胆大心细，对于作品中任何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尽可能全面详尽地考察一幅作品的全貌。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鉴定思路，即鉴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单靠对作品某一方面的判定是难以得到翔实结论的。某些古代的书画鉴定就存在此类缺陷。鉴定者往往依据著录、题跋等片面证据，根据一时的部分经验而妄下判断，造成鉴定结果的偏差。书画鉴定虽是依赖于视觉经验的一门学问，但也绝不仅仅是主观判断的学问，它仍旧需要鉴定者拥有整体的系统思维、客观理性求真的科学精神，来完善自己的体系。因此唯有将作品的各部分，例如笔墨、结构、用纸、印章、题跋、著录（出版物）等综合起来统筹考量，才能得到一个可靠的结论。以我为例，我看画的流程一般是从书法小字入手，观其风格、字形与结构，先小字再大字，先书法再笔墨线条，然后综合开脸、人体小部件、布景、用色等要素，辅以印章、用纸、装裱等，最终得出真伪判断。
鉴藏者如何在繁多芜杂的鉴定依据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古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在《怎样鉴定书画》这本小书中将鉴定系统归纳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两大类，其中鉴定的主要依据是书画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辅助依据最常关涉的则是印章、纸绢、题跋、收藏印、著录、装潢等方面。由于张珩的鉴定对象主要为古代书画，而现代的作伪方式多借助新技术等手段，所以他提到的某些鉴定方法对鉴定范曾先生的书画是不具备完整有效性的，但是他确立的基本鉴定思路却可以成为我们鉴藏的依据与框架。范曾先生书画的鉴定应该以先生个人的笔墨风格为主，以印章与印泥、纸张与包浆、装裱等方面为辅；而其中，在鉴定的大系统之下又有众多的鉴定小系统，例如个人风格需要从笔墨线条、书法、人物开脸、形体结构、布景等众多小因素入手来判定；印章则需要从刀痕、尺寸和字体形态等多方面综合比对考量，从而得出印章真伪的鉴定结果。
多看多问是鉴藏者应当具备的另一种基本素养——多看意味着鉴定者要广泛接触真迹，通过展览、画册与书籍熟悉真迹的形貌，在心中形成对于真迹的准确认知，培养对真迹的感受力；多问则意味着多向行家和业内人士请教，要了解真迹真在何处而伪作伪在何方，同时也要接触伪作，与真迹做全方位的对比。像范曾先生的作品，除了请教行家，如果有机会得到范先生的指点更会获益良多。观其挥毫泼墨，听其创作心得，对于鉴定当然大有裨益。
深入了解作伪的技术和手段是鉴藏者必须具备的又一重要素养。石涛曾说过：“笔墨当随时代。”在我看来，鉴定也当随时代。书画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历千年传承至今，总体来说，书画创作所受的影响，笔墨传承大于时代因素。与之相对，作伪技术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突飞猛进。作伪者使用的设备越发高级和复杂，现代式的作伪方法借助日渐成熟的套描、喷墨复制等技术而广泛应用，但传统的鉴定方法对现代作伪方式的效力有限，这给我们的鉴定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鉴藏者必须深入地了解这些手段，突破技术的难题。例如，我们要熟悉套描、套写的程序，辨别套描、套写作品与真迹的区别，要熟悉各种复制手段，了解木版水印、单色墨复制、复制后填墨等方式的不同特点。同时，鉴藏者还需要了解新技术、新设备。利用新技术的作假方法完全可以通过新技术来攻克，高倍放大镜、发光器都可以成为鉴藏者的随身“宝贝”。所以，鉴藏者若一味固守传统的鉴定知识和方法，不啻为一种抱残守缺的行为。现实在不断提醒我们：深入了解作伪技术，及时更新鉴定知识和方法，对当代鉴藏者来说势在必行——鉴定者的与时俱进，某种意义上是“被动”地与作伪者较量的过程。只要鉴藏者功夫过关，看画的技术不断突破、提升，对作品洞若观火，那么对他来说，市面上就没有所谓“高仿”之作。无论是套描、复制还是其他技术手段，伪作都存在无可避免的硬伤——作伪者即使借助技术手段，也还原不出原作的线条、开脸、人体小部件或者布景等细节的精妙之处，范曾先生原作的“气韵”是作伪者难以企及的。
鉴藏者还需注意，切不可将假画的“硬伤”与真画的“失误之笔”混为一谈。在作画过程中，由于受创作环境、个人状态和使用工具等因素的影响——尽管概率很低——作品中难免会出现一两笔“不到位”的情况。与伪作那种画面整体性、系统性的“硬伤”相比，“失误之笔”是创作者的偶尔失常，毕竟艺术家不可能像机器生产一样，件件作品都是稳定的标准件，偶有神来之笔或失误之笔则更能彰显出艺术家的个性与禀赋。“失误之笔”虽有损作品的艺术价值，但无碍其作为“真品”的价值。例如，范曾先生从事书画创作已逾六十载，各种场合的应酬之作在所难免，出现此类状况也就不足为奇了。首先，在不熟悉的场景，使用不熟悉的笔、墨、纸，势必会影响创作时的状态；其次，陌生的创作环境也会干扰创作者的心神。诸如此类的客观因素可能无法让艺术家进入绝佳的创作状态，但这些并不影响画面整体的气韵，即作品的“本真”。我在鉴定过程中遇到此类作品时，在确认其为真迹的情况下，还会请教范先生做最终定夺。
当然，只了解作伪技术是远远不够的，鉴藏者还需要通过展览、画集等途径多观看真迹，涵养眼力。对于鉴藏者来说，眼力是一种玄妙又实在的东西，它难以名状，但又是衡量一个鉴藏者鉴定功夫的标尺。在我看来，眼力是一种综合能力，鉴藏者对笔墨风格的感知力、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理解力、判断力都包含其中。一种理想的鉴定状态是，鉴藏者通过真迹，领悟真之精妙所在；再通过假画，了解假之手段所在。只有如此，鉴藏者的水平才会切实得到提高，在市场中经受住考验。行内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句话也可以拿来当作这种理想鉴定状态的写照。反之，假如鉴藏者对作伪技术不突破，对真迹精妙之处不钻研，很容易指鹿为马，混淆黑白。长此以往，面对作品就会露怯、不自信、左右摇摆，更加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丰富的市场经验是我想谈的第三个方面。“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今，作伪已然形成体系化的流水线作业。作伪者分工明确，多专精一路，后汇聚各方，相互协作完成最后的“产品”。这种系统而完整的造假链向书画市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假画，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牟取暴利。真画只有一张，假画却可以通过“下崽儿”的方式得以有无数张。而且作伪的对象不仅有范曾先生的作品，包括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黄胄等各派名家的作品。所以对每个爱好者来说，在市场中收藏到心仪的真迹都是幸福却又艰难的。鉴藏者唯有进入市场，经历市场的磨炼，方能有过人的鉴定功夫，在泥沙俱下的环境中获得自己珍赏的艺术作品。
尽管有人说鉴定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既与书画最终的呈现效果有关， 又与鉴藏者鉴画时的情绪状态有关——但这些都是次要因素，鉴定最终依靠的还是鉴藏家过硬的眼力和功夫。鉴定功力必定源于多年来在书画市场中的磨砺。多数藏家因为个人爱好而进入市场，通过资金和精力的大量投入，逐渐培养出冷静的判断与不凡的眼力。显然，对于书画鉴定而言，来自市场的见识比来自书本的知识更有效力，也更鲜活、更有生命力，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以对范曾先生的书画鉴定为例，受到范曾先生的肯定固然重要，市场最终的认可同样不可或缺。
“春江水暖鸭先知”，市场往往会在第一时间汇集全面、有效的信息。因此，作为“知行合一”的鉴藏家，一定要力求做到贴近市场，身临其境，及时了解市场之变化，同时在波谲云诡的市场中做到守身持正，这样才不会被伪作所迷惑。作伪者千方百计作假，无非是想“打”专家的眼睛。当一个鉴藏家品行过硬、能力过关，践行求真之道、通晓伪作之劣，那么任何伪作都无法逃过他的火眼金睛。当然，成为深耕某一领域的专家，意味着时间、精力、财力的大量投入，因而在鉴定上，没有人能成为一个“全科大夫”——鉴定需要专业化的细分，精通所有艺术家真伪鉴定的鉴藏家是不存在的。唯有保持怀疑之精神、虚心之态度、求真之意志，才能在鉴定方面有所建树。
鉴定所求，无非“真迹”二字。所以鉴藏者一定要多接触精品或“标准件”。诸如原作、画集自不必说，如有条件，能现场观摩艺术家创作的过程，更会受益良多。
有些藏家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接触到作伪者，有时甚至会拿自己收藏的作品找作伪者鉴定，这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伪者之鉴别判断绝不可信：其一，作伪者本就是利欲熏心之徒，干的是以假乱真的勾当，凡是书画市场中有些名气的画家，他们无一放过。作伪者与鉴藏者是天然的敌对关系，其口中怎么会有关于真假判断的实话？其二，作伪本质上是一种模仿复制，作伪者的关注点是如何做得像；而创作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创作者的关注点是如何画得精彩，所以真迹的妙处与精髓是作伪者难以体会的。尤其是范曾先生的书画，笔墨精良、超卓不凡，其作品精微神妙之处犹如鉴定之密码，作伪者无论如何也掌握不了其精髓。其三，据我了解，如今的作伪者分“做广”和“做精”两种，作伪高手大多数是“做精”一路，只专注于作品中某一部分的作伪，如有人只仿石头，有人只仿童子，有人只仿线条，有人只仿印章，有人只仿题跋。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熟悉原作的某一部分图式，而对其他部分了解不深。这与鉴定工作的全面性、体系化相违背。所以，藏家切不可相信作伪者的论断。他们的目的是将假画卖出，遇到有人相询，很难讲出实情。要得到真实有效的鉴定咨询，藏家还需请教创作者本人、市场专家和权威的鉴定机构。
很多鉴藏者有疑惑，作为书画流通的重要环节，为何拍卖机构中有不少假画流出？首先，这与《拍卖法》中针对拍卖公司的免责条款有关。我国《拍卖法》第 61 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也就是说，拍卖人、委托人只需在拍卖前声明所拍书画不能保真，即使所拍作品是伪作，依然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其次，像范曾先生这样的巨匠，已经成为书画市场中的一个文化符号。一场拍卖中是否有范曾先生的作品出现，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此次拍卖的级别。所以，一些拍卖机构会允许一些比较“模糊”的作品进入拍场。拍卖公司乐见此类“模糊”的作品成交，倘若流标也会起到很好的招商作用，吸引更多藏家前来观摩、竞购，从而带动拍场中其他作品的成交。其实，现在藏家的眼力日益提升，此类“模糊”的作品已经越来越难成交。而在成交的“模糊”作品中，绝大部分又都是为了美化数据而人为制造的“假成交”。
市场和实践是信息的重要来源，许多市场信息对我们的鉴定工作非常有益。市场中，范曾先生的真迹少之又少，这少量的真迹又漂泊分散在世界各地，有些作品已经进入各大博物馆收藏序列。依此推算，全国每个县域单位绘画真迹平均不过十张，所以市面上真迹比例极低。范曾先生自己曾说，市面上他的假画有五百万张。这些市场信息可以作为我们鉴定工作的一个重要依据。
这也在提醒我们，藏品的来路很重要，藏家应尽量从正规的渠道收入藏品。我曾见一位藏家在购藏时未能鉴别出作品的真假，把假画当作真迹，挂在家中珍赏多年，直到再次拿去兜售时，才知道此画原来是一幅伪作。
总之，书画鉴定是一个与视觉相关的工作，靠的是眼睛而非耳朵，“耳听之言”只能为藏家提供一个借鉴，“眼中之物”才是藏家立足的根本。更何况， “编故事”已成为如今市场中作伪售假的重要一环，许多贩假之人将画的来历包装得天花乱坠，实则根本经不起细细推敲。可以说，假画大多靠“编故事” 以求乱真，真画却是有真实背景的。
诚如古人所言，“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书画市场最重要的还是“诚信” 二字，买卖、鉴定皆是如此。鉴定必有真伪，所以在鉴定工作中难免会得罪人。但鉴藏者依然要说真话，诚信是此项事业的立身之本。这份求真的工作要求从业者也需要具备“真”的品质，只有具备“真”的人品，加上鉴藏者的勤奋、眼力，才能在鉴定方面登堂入室。
正如先生的艺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先生的市场也属于这其中的每一位鉴藏者。海水不干，海贼不断，作伪者始终存在，所以每一位鉴藏者都有责任保护好这个市场。
作者简介：
施鸿，资深收藏家、书画鉴定家，民盟第十三届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藏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当代书画顾问，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艺术顾问，北京范曾艺术品鉴定中心暨范曾书画鉴定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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