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是不大愿意论及“商界”的琐事的。
凡商贾之事，在我看来，多半不过是尺尺寸寸的计较，你给我几文钱，我卖你几斤米，虽然未必全然干净，却也总算有个实在的界限。
然而近来却大抵不然了，不仅米里掺了沙子，且那卖米的大夫竟赫然昂起头来，执着戒尺，向买米的人训话道：“我这米，乃是集天地之灵气、全华夏之血脉而成的神物！你若不买，或是嫌那沙子硌了牙，你便是背叛了祖宗，便是做贼了！”
这可实在令人骇然。
我大约是在二十年前，听过这生意的名号的。
那时它仿佛还算得是一个正经的作坊，安分守己地做着些机器与铁器，大众也存着些体谅与敬意，觉得总归是自家门前长出的一棵树，纵使结出的果子酸涩些，也愿意瞧着它长大。
凡是正经做事的，人们总愿意给些温情。
然而不过二十载光景，这作坊竟如得道成仙了一般，化作了一座不可侵犯的神坛。
神坛之上，供奉的不再是手艺与公道，而是满嘴的口号与莫名的怒气。
如今若是再提起它，早已不见了昔日的沉稳，只余下一股子叫人避之不及的膻味——它早已臭名远扬了。
更妙的是，它大约也觉得单纯地摆摊卖货太显见外，不如改做“导师”。
于是，它不再是经商，倒像是在“办教”。
要办教，自然须得有一个“萨满”或是“法师”一类的人物，专司在台前击鼓吹号、登高呼号。
于是乎，他们便推举出一个神气活现的看门人来。
这人每日里在市井之中大呼小叫，将黄铜说成赤金，将麻绳吹作飞龙，动辄便是“天下第一”、“无人能及”。
大众起初不过当他是街头卖艺的彩戏师，听个热闹，看个耍猴，倒也罢了。
谁知这彩戏师越演越上了瘾，把荒诞当成了真理，把胡扯当成了天条。
每日里大口张开，喷出来的全是些荒唐无稽的妄之言，仿佛天下的智慧尽归了他一家，其余的人不过是未开化的蠢物。
若仅仅是胡吹乱侃，在市场上倒也常见。
商人卖瓜，自夸甜美，本是千百年来的旧习。
大众看破了，也不过洒然一笑，摇摇头走开罢了。
可这作坊的神气之处，恰恰在于它的“霸道”。
它一方面将那彩戏师推到台前，任其将大众的智商按在泥地里任意踩踏、肆意调戏；可一旦路旁有人忍不住吐了一口唾沫，皱一皱眉头，说一句“这吹得未免太恶心了罢”，这作坊便立刻如被踩了尾巴的恶犬，霍然跃起，大声嚎叫起来。
它绝不与你讨论那瓜究竟是酸是甜，也不与你算计那金子究竟是真是假，它只一概扣下一顶泼天的大帽子——“你侮辱了我！”、“你辱没了大局！”
这便十分有趣了。
你日复一日地用谎言与狂妄来挑衅大众的智商，将买卖绑上血脉的重枷，把消费者当成任其宰割且不得出声的羔羊，这难道不是莫大的侮辱？
怎么你侮辱大众便理所当然，大众不过是以常识评说几句，便成了十恶不赦的“侮辱”？
这逻辑，倒真真有些像极了从前的老爷们。
老爷可以随意抽奴才的耳光，奴才若是挨打时哼了一声，那便是“大逆不道”，便是“侮辱了老爷的尊严”。
他们如今玩的，早已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规矩，而是玩弄民粹，玩弄舆论。
他们深谙这块土地上某些人的病根。
他们知道，只要将那张“爱国”的幌子扯得足够大，便能遮蔽住所有的瑕疵与恶臭。
于是，产品不够好，便用“情怀”来凑；技术不如人，便用“敌意”来挡。
他们把商品做成了法器，把消费变成了祭典。
你买了他的东西，便算上了“忠臣榜”；你若是挑了他一点毛病，便立刻被钉上“通敌”的耻辱柱。
舆论被他们如泥巴般捏来捏去。
网上的水军如蝗虫过界，但凡有清醒者发出一声质疑，便有千百张嘴蜂拥而上，吐沫星子几乎要将人淹死。
他们制造出一股浓烈而令人窒息的狂热，让理智者噤声，让谄媚者狂欢。
然而，这真是为了“大局”么？
我看不过是为了那几文铜板罢了。
用最卑劣的手段，绑架最神圣的情感，再将这情感变现为滚滚的利润——天下间最划算的买卖，莫过于此。
他们一边赚着大众的血汗钱，一边又在暗地里嘲笑着这群狂热之徒的愚蠢。
这哪里是经商？这分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对大众情感与智商的肆意劫掠。
市场本该是清清爽爽的。
你出货，我出钱，好便好，坏便坏，横竖不过是一场买卖。
如今却偏偏要在这买卖里掺杂进神佛、血统与生死存亡。
好像不买他的东西，这天下便要塌下来一般。这种虚伪与狂妄，早已超出了商人的底线，化作了一种无耻的霸权。
大众难道真是傻子么？未必。
起初或许有些迷糊，但被调戏得久了，挨的耳光多了，终究是会醒过来的。
那些把吹牛当成本领、把民粹当成护身符的企业，以为靠着几句狂言与一帮水军便能永远遮蔽日光，这实在是太小看了岁月的冷酷。
凡是建立在谎言与绑架之上的神坛，终究是要塌倒的；凡是靠着欺骗与霸道敛来的财富，也终究要散落在风里。
大众自然是可以评说的，也必须评说。
当那彩戏师再次登上高台大放厥词的时候，当那作坊再次举起道德的戒尺打人时，路过的人们大可以停下脚来，冷冷地看着他们，然后狠狠地啐上一口：“呸！不过是一个卖货的，装什么救世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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