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手中的军统曾经最擅长的就是抓人绑票，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军统也有失手的时候。
在被绑架当时的宣传部长刘芦隐时，特务们埋伏在英租界扬子饭店楼下，等刘芦隐夫妇出门便强行架车。没料到刘芦隐反应极快，翻身扑到前排攥住方向盘不肯松手，他的夫人当场高声呼救引来巡捕，一众特务只能仓促逃窜。
怨之所聚，祸之所阶
刘芦隐与蒋介石的矛盾，本质上是国民党内部胡汉民与老蒋长期以来对抗的缩影。
刘芦隐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长期追随胡汉民，是胡汉民派在宣传领域的核心骨干，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
然而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权力分配、政见分歧多次爆发激烈冲突，胡汉民甚至一度被蒋软禁。
刘芦隐作为胡汉民一派的亲信骨干，他自然被蒋系势力划进了异己名单。
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显示，杨永泰遇刺案发生后，戴笠第一时间就将侦查方向指向胡汉民派系，刘芦隐很快被列为头号嫌疑人。
不管刘芦隐是不是真凶，但是他给了老蒋和戴笠这样一个突破口和机会，如此一来生死难料了。
戴笠怀疑刘芦隐的核心依据，是刺杀杨永泰的组织者杨尔谦的活动经费来自刘芦隐的资助。
这个杨尔谦是失业黄埔毕业生，他先后策划刺杀唐有壬、杨永泰两名官员，他们自称行动目标是主张对日妥协的官员。
杨永泰刺杀案案发之后，刘芦隐始终否认自己知晓刺杀计划，他声称提供资金只是帮助杨尔谦维持生计、寻找合适的工作。
可在蒋介石看来，这恰好是剪除胡派残余力量的绝佳借口，他不需要确凿的实证，只需要一个能摆上台面的理由，就能光明正大对政敌下手。
戴笠在给蒋介石的密电里直接声称刘芦隐是两起刺杀案的主谋，还提议设法秘密制裁。但是蒋介石顾及到舆论的作用，最终选择了公开审判的方式。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抓捕刘芦隐的第一次绑架行动由戴笠的心腹亲信沈醉亲自带队执行，地点选在英租界三马路的扬子饭店。
沈醉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特务们提前盯梢半个月，摸清了刘芦隐的出行规律，计划趁他乘车离开饭店时强行将人控制，直接押往租界外的侦察大队秘密据点。
行动当天，刘芦隐和夫人一同走出饭店大门，埋伏在两侧的特务们立刻围上去拉开车门，想把人强行拽进车里。
刘芦隐反应异常机敏，他没有乖乖就范，反而借着推搡的力道往前一扑，直接翻到了驾驶座旁边，死死攥住方向盘不肯撒手。
此时刘芦隐的夫人也在一旁高声呼救，惊动了附近的巡捕。
眼看巡捕就要赶到现场，特务们不敢在租界多生事端，只能放弃行动四散撤离。
这场仓促收场的绑架，让刘芦隐清晰察觉到了杀身之祸，他随即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暂避风头。
这边戴笠没有就此收手，他一边安排人手在香港持续盯梢，一边联络上海租界当局，准备用合法逮捕的名义实施抓捕。
1937年2月，刘芦隐从香港返回上海，他仗着自己是国民党执行委员的身份，觉得当局不敢在租界公然对自己动手，没料到军统早已和租界巡捕房打好了招呼。
刘芦隐刚踏入法租界的住所，就被等候多时的巡捕和特务联合控制，很快就被引渡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
刘芦隐被押解到武汉接受公开审判，武昌地方法院最终以教唆杀人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实际上这场关于刘芦隐的审判，唯一能关联到刘芦隐的证据，只有被捕人员萧若虚的供词。
但是这份供词也只能证明活动经费出自刘芦隐，完全无法证明他直接指使了刺杀行动。
当时就有不少党内人士质疑判决的公正性，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芦隐还是成了既定的替罪羊，为这场高层派系倾轧付出了全部的政治生命。
至于刘芦隐，他这个人长于文墨，短于权术，做宣传工作是一把好手，却应付不了官场的倾轧算计。
他本以为自己只是拿钱帮衬后辈同乡，没想到这笔钱成了置他于死地的铁证，他到入狱都不承认自己指使过任何刺杀行动，可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个人的辩解从来都没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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