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 翔
跟吴晓波老师做完一期视频播客，朋友曾航发信息给我，表扬完之后开始感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吴老师成长于1980年代，他写的所有内容，核心是围绕着价值观展开的。浓缩起来大概可以概括为，要多放开、少管制，对企业家要好一点。《大败局》和《激荡三十年》的核心是围绕着产权关系来写的。”
我犹豫了一下，回复了他一段文字，是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写于77岁时的自传中的 话。
杨先生出生于1915年，他在晚年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和自己的价值倾向，说就当时而言，“一个中国青年倾向马克思主义，绝非偶然。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都走了同一条道路。”
他说自己当时虽然还没读过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但是喜欢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普列汉诺夫的作品、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人的责任》，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我估计这些也是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读物。
所以，尽管他的父亲是民国时的顶级金融家（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杨家在当时也可以算是身处巨富阶层，但他自己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的情境、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当权政府的腐败、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都让他厌恶当时腐朽的政权、厌恶帝国主义，并且对共产主义心生向 往。
后来他也说，在读《罗马帝国衰亡史》时，“东罗马帝国的衰亡使我联想起中国当前的形势：封建官僚政治、裙带关系、腐败风气和军事独裁。”
在欧洲期间，他一直想去意大利旅行——因为他对马志尼的喜爱，也因为意大利的悠久历史和著名的风光，但是墨索里尼对阿尔巴尼亚的侵略让他心生憎恶，“在当时，一个中国青年自然会对法西斯主义怀着强烈的憎恨，并且同情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尽管我是个富家子弟。所以，我一到英国就下了决心：只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还在执政，我就不到意大利去。”
在英国留学时，杨先生成了一位活跃的抗日宣传者。他资助并参与办报宣传抗日，还曾用英文写了一部分关于平型关大捷的独幕剧。
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虽然他可以继续留在英国，但是他的想法是：“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他也曾说起过自己的家庭：“我的家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家庭。我的先辈们都是清朝官员。我的祖父和三位叔祖都通过殿试当上了翰林，都曾出任高级地方官。他们是典型的封建文人和官僚。在另一方面，我的父亲和几个叔叔都是留学生，都对西方国家钦慕不已。”而他则变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输入。
吴晓波跟我讲，他自己为什么会走上研究商业、成为财经作家这条路，并且成为他自己所说的一名偏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他出生于1968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给他们讲课的老师们，其中不少都经历过1949年之前的民国报业竞争，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和改革开放的过程。
而他们读大学的1980年代，正是中国思想文化极度繁荣的一段时期。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中国文化界还非常盛行对那个年代的缅怀。那时候，校园里开始流行顾城和北岛的诗歌，流行存在主义，流行哈耶克、波普尔和弗里德曼——那是里根和撒切尔联合起来把美国与英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重新往右推了一点的年代。
大学期间他参与学生社团，到湖南山村考察，由此见识到了农村的贫穷，穷到家里的女孩子因为没有合适的裤子穿，只能待在炕上。这让他们意识到中国的贫穷，也意识到经济的重要性。吴晓波从此开始自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他开始认为，要想让如此多的人走出贫穷，再多的革命口号也起不到作用。发展经济太重要了。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华社浙江分社跑工商条线。有一次他去采访一位当时招商引资到杭州的外商。外商姓张，小时候在杭州长大。于是负责接待外商的市领导特意带着这位商人到他的祖宅参观。
老先生的乡愁被唤醒，一进屋就开始讲杭州话，异常激动地回忆自己小时候在这个房子里发生过的种种故事，对每个房间原来是什么功能、发生过什么事情都如数家珍。接待他的领导趁热打铁：张先生我们已经把这房子收拾好了，您今天晚上就可以住在这里。这时候外商开始扭头跟自己的秘书讲起了粤语。商量了一阵以后，秘书跟市里的领导解释，他们决定还是去住西湖边的香格里拉酒店，因为这间房子里没有抽水马桶。
吴晓波感慨说：“再浓的乡愁，也抵不过一个抽水马桶。”抽水马桶，在那一刻成为现代文明的具象化表征。而那时候的杭州城，除了像香格里拉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哪里会有家里的房子装抽水马桶。经济太重要 了。
外部环境也在强化着他的这个认知。深圳把“时间就是金钱”作为标语公开挂了出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经济上的改革和开放再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一批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开始出现。而且，这批新的下海做企业的人，不像是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批走投无路的民间能人，他们往往是大学教授或者政府官员。这一批人后来被泰康人寿的创始人陈东升称为企业家中的九二派——陈东升自己就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是一位享受副局级待遇的公务员。
到了2008年，官方认定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似乎全社会都在为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欢呼，全世界的学者都想知道，究竟为什么中国能在过去三十年实现年均GDP增速9.8%，人均GDP从156美元提升到3267美元，从一个贫困国家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奇迹。
也是在那个时间节点，吴晓波的代表作《激荡三十年》出版。这套分为上下册的书，既是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立传，又是在为中国从1978年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史立传，同时，也是在回答那个人人好奇的问题：中国做对了什么。
他自己也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他在2014年的5月8日创办了吴晓波频道，在自媒体、知识付费和早期投资领域都有涉足，甚至一度叩响公开上市的大门。如果上市成功，在知名财经作家这个身份之外，他会多出另外一个身份：上市公司创始人。
这是世界给他的输入。
经济发展太重要了。而发展的答案，就在于市场经济，在于企业家精神，在于私有产权得到保障，在于有形之手能够认同并接受无形之手在资源调配中的主导作用。
JI是2024年风头最劲的年轻创业者之一。虽然号称自己社恐，但其实他是一个拥有着赤诚热情的人。他喜欢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看过的一部电影、玩过的一部游戏，甚至是看到某一篇社交网络文章的感悟。他会直白热情地赞美，表达自己的欣赏，但也从不会忘记押韵。
在个人财务上他早已获得自由。在名声上因为自己创办的公司推出的超级爆款产品，他在那一年几乎无人不知。他在罕见的一次采访中说过的一句话，也被年轻人当作鼓励自己的文案，在社交网络上四处流行。
与此同时他住在月租金3000元的房子里。来跟我们吃饭，停车时被人从停车位上赶走，说这里不让停车——我们跟他开玩笑，说你没跟他讲你是××公司的创始人 吗？
JI讲起来中国在芯片制造能力上被美国人卡脖子，情绪激动。他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从公司回去，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产业链，看有哪些环节是需要中国人自己去突破的。研究完之后他很沮丧，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去做其中任何一种。
那就还是做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吧。
那一年他曾有希望获得他所在行业里的一项国际大奖。他需要到洛杉矶领奖，并且为此准备一个获奖感言。他考虑了很久，跟同事说，他决定在发言中要给美国人讲一讲党章。
具体而言，是讲一讲党章中的四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 实。
他要讲一讲他对这四句话的理解。他说，我要从党章讲到创新。
他说，我们要创新，必然就不能拘泥于已有的规则和逻辑，所以，要“解放思想”。
但是创新需要有一个衡量标准，衡量究竟哪些创新可行、哪些创新不可行，这就需要你“实事求是”。不愿意或者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很多创业者和创业公司创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后，过去的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业与公司的发展，可能已经变成你去继续创新的阻碍。过去的创新者也可能已经变成了守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这时候需要的是“与时俱进”。无论是创新者本人还是这个组织、这家公司，都不能停留在过去。
接下来，问题来了，你要怎么去“与时俱进”，怎么分辨出哪些东西需要变化，而哪些东西需要坚持，而且，就像鲁迅说的，窗户打开之后，一起进到房间里来的，除了新鲜空气，还有随着新鲜空气而来的苍蝇或劣习。这时候，就需要回到“求真务实”。
他讲完这段话我开始鼓掌。
我说，刚开始听到你说要到美国人那里讲党章，我会以为这完全是任性和瞎搞，只会加深世界对我们的刻板印象，但是听完你对这四句话的阐述，我觉得这确实是创新的底层道理。而且，我看过一版对“求真务实”的翻译，可不就是seek the truth、追求真理 吗？
JI也会跟我讲他的思考的变化，为什么他会开始认为中国的这一套制度设计，可能更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就是他看到在美国，贫富差距变得如此严重，而精英们却开始变得自私自利，最后造就了一个割裂严重、矛盾重重的社会。
我当时刚读完彼得·图尔钦的《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随即附和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之一，似乎就是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严重。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蛋糕不断变大的过程里，精英们不断扩大的话语权，又决定了他们能分享到的经济发展利益的比例会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盘踞在整个社会顶端的巨大的抽水机，把社会利益源源不断从下往上抽取。
我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但是我发现我很难反对他反对特权、反对精英的自私，以及希望人人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收益的价值倾向。
无论是1915年出生的杨宪益，1968年出生的吴晓波，还是出生于1980年代的JI，无论他们的价值倾向如何，他们在谈论这些事情和他们看到的问题时，都是真诚且恳切的。如果一定要在价值观里分出个对错好坏，我甚至觉得，这都是对他们的真诚和恳切的侮辱。
我能想到的只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输入，而输入决定了这代人的价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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