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里的神像，大约总是香火越旺，面容越加模糊的。
诸葛孔明先生在后人的眼里，早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镀了金的智圣。
纸扇轻摇，羽扇纶巾，锦囊一拆，百万雄兵便如戏台上的木偶一般，依着他的丝线起舞。
后人看戏，自然看得痛快，叫一声“神算”，落几滴眼泪，便算尽了祭奠的本分。
然而我翻开史书，在这漫天的烟香与戏台的锣鼓声背后，看到的却不是什么神仙，而是一个被困在案牍与军棍之间的、形容枯槁的老者。
史官记下了一句极冷酷、也极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叫作“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
打二十军棍以上的刑罚，丞相都要亲自过问，亲自批复。
这大约可以算作极端的认真，极端的公平了。
后人往往要借此歌颂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然而我常想，这究竟是蜀汉的幸运，还是蜀汉的悲哀？
一个统领一国政军、肩负着“北定中原，兴复汉室”重任的当家人，每日里在烛光下审阅的，居然是某营里的士卒偷了半斗米、某处的小吏喝醉了酒打了几十杖这类琐屑事。
这哪里是一个大国的丞相？这分明是一个小店铺里的掌柜，生怕小伙计扣了三两油钱，非要夜夜亲自盘点油缸不可。
把一个国家当成初创的店铺来带，事必躬亲，固然能保得眼下的每一脚都不踩空，能保证指令执行得如铁板一块。
然而，人总是要死的，机器却需要一直运转。
凡是绝顶聪明的人，大约都有一个通病：眼里容不得蠢人，心里更放不下权力。
因为看谁做都不如自己做得好，看谁办都不如自己办得稳，于是便干脆全揽了过来。
这固然叫作“负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种深沉的冷漠与不信任。
孔明先生当年在隆中，高卧陇亩，好为《梁父吟》，自比管仲、乐毅。
那时他的眼光是放眼天下的，割据荆益，联吴抗曹，何等的恢弘气象。
然而一旦真进了这红尘的大磨盘，当了蜀汉的掌柜，他的眼界却一日日地缩回到了一张矮案、几卷竹简之间。
他太聪明了，聪明到能预知每一个环节可能出现的纰漏。
正因为能预知，他便产生了恐惧——恐惧手下人的粗心，恐惧平庸者的失误，恐惧这脆弱的政权在任何一次小小的震荡中崩塌。
于是，他选择用自己的肉身，去充当那座防洪大堤上每一处缝隙的泥膏。
他把所有的事都做尽了，手下的人便只剩下了两条路：要么变成只知听命的木偶，要么变成战战兢兢的看客。
魏延有奇计，他嫌冒险；马谡有理论，他用错了地方，一旦出事便痛哭流涕地斩掉，随后依然把所有的责任收回自己肩上。
反正做对了是丞相神算，做错了是自己无能，久而久之，蜀汉的文武百官便乐得把脑子抽走，只留下双手双脚去执行指令。
这不是在治理国家，这是在用一个人的超凡智力，养育一群不需要思考的巨婴。
后人常怪蜀汉人才凋零，怪天命不佑，留下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叹息。
其实天下之大，蜀道虽难，难道益州与荆州的土地上，就真不出人才么？
不过是人才生长在阴影里，见不到太阳罢了。
长在巨木阴影下的幼苗，是永远长不出参天枝干的。
植物要长高，必须承受风雨，必须经历干旱与虫咬。
试错，本就是人才成长唯一的捷径。可孔明先生不给他们试错的机会。任何一次失败，在孔明看来都是蜀汉承受不起的损失，所以他必须亲自操盘。
他夺走了下属犯错的权利，也就顺带剥夺了下属成长的可能。
当诸葛先生在五丈原的风沙中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留下的不是一个兵精粮足、人才济济的强国，而是一个被抽空了骨髓的空壳。
后来的姜维们，不过是在这巨大的惯性里，机械地重复着先人的动作。
姜维固然是个忠臣，但他除了效仿丞相九伐中原、耗尽国力之外，再也拿不出任何新的局图。
因为他从小接受的示范，就是这种孤注一掷的、缺乏系统弹性支撑的死磕。
一个人撑起了一片天，但他倒下时，天也就塌了。
因为他没有教过任何人，该如何独自站立着去顶住这片天。
魏国庞大，人口数倍于蜀，地盘辽阔于蜀，这固然是事实。
但蜀汉的败亡，却不单单输在兵力与地盘的悬殊，而是输在了这种不可复制的“人治”系统。
魏国固然有司马氏篡权的丑恶，有曹氏宗亲与士族的倾轧，但魏国的体制是“制度化”的。
它的官僚机器在层层分工中运转，它的接班人梯队在权力交接中磨合。
即便换了个平庸的皇帝，或者换了个贪婪的权臣，其庞大的体量与制度惯性，依然能维持政权的延续。
而蜀汉呢？
蜀汉是一座精美绝伦的琉璃塔。
这座塔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根梁柱，都是由诸葛孔明先生用自己的心血与神经搭建起来的。
他在时，风吹不进，雨打不透，精致得令人惊叹；他一走，琉璃塔便瞬间碎成一地渣滓，连个接手盘子的人都找不到。
因为这套复杂的、事无巨细的算盘，全在他一个人的脑子里。
他没有留下一套行之有效的权责分立制度，没有留下一套能够自我纠偏、自我繁殖人才的机制。
别人连看都没看过最核心的账本，又如何接得过来？
老子说，“大巧若拙”，又说“太上，下不知有之”。
真正伟大的治理，大约不是让自己变成不可或缺的神，而是建立一套哪怕自己不在、凡夫俗子也能照样运转的法度。
自己做了蜡烛，燃烧得再辉煌，也不过照亮一时；一旦熄灭，四周便是无边的漆黑。
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看，诸葛亮是无瑕的。
他的忠诚、他的克己、他的勤勉，足以让后世所有的官僚汗颜。
他没有为子孙谋取私产，他死后的家产不过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
他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
然而，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无瑕却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毒性。
他用自己的完美，掩盖了体制的缺陷；用自己的超凡，掩盖了组织的瘫痪。
他生前越是光彩夺目，蜀汉的未来就越是黯淡无光。
他把一个国家当成了自己的私人家园来精心呵护，却忘了国家需要的不是守护神，而是能经受风雨的制度骨架。
五丈原的秋风吹了几千年，后人依旧在戏台上唱着他的锦囊妙计，感叹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只是，每当看到史书上那句“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我总觉得那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美德，而是一声沉重的叹息——那是一个天才用自己的生命，为一种无法延续的完美主义，敲响的丧钟。
当他在病榻上批阅完最后一卷关于军棍的文书时，蜀汉的命运，便早已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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