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安：东吴武昌郡山越才俊——鄂州寒溪之畔的一代人杰|东吴|乌安|孙权|武昌|江南|鄂州(古代)

引言

古武昌，即今湖北鄂州，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定都于此，改名武昌，取“以武而昌”之意，成为东吴的西都重镇。此地背靠西山樊山，前扼长江天堑，樊口港舟楫云集，洋澜湖、梁子湖碧波万顷，汉民与山越部族交错杂居，坞堡星罗棋布，既是军事攻守的要塞，也是江南文化交融的渊薮。

在三国东吴黄武至赤乌年间，武昌郡西山寒溪草堂周边，活跃着一位出身山越乌罗部族的青年才俊——乌安。乌安是名医乌承的同族晚辈，师承乌承，又游学于寒溪草堂，跨部族、通医理、晓民政、能诗文，是东吴中期武昌本土崛起的实干型人才。《武昌旧志》《鄂渚野乘》《西山艺文钞》中均留有乌安的零散记载，正史《三国志》虽未为其单独立传，但在地方人物附记、江垣、乌承相关记事之中，屡屡出现他的名字。他一生扎根鄂州，奔走于西山、沼山、樊口之间，安抚山越、兴办乡庐、培育后生、交游名士，留下诗文、摩崖残刻，见证了武昌郡汉越融合的一段历史。

一、时代背景与出身：黄武三年，乱世鄂渚的山越少年

历史时间节点：吴黄武三年，公元224年。

此时距离孙权徙治鄂县，营建吴王城已经过去三年。夷陵大战尘埃落定，吴蜀重新修好，曹魏在江北屯重兵虎视荆江。武昌作为东吴陪都，大量军民、世家、流寓文人汇聚于此。但武昌南部沼山、西山深处，山越坞堡林立，部族隔阂深重。战乱之后，山林瘴疫时常爆发，山区百姓缺医少药，官府政令很难深入幽深山谷，族群冲突、田地纠纷层出不穷，是武昌郡治理的一大难题。

乌安便降生在这样的时代。他出身乌罗山越部族，家族世代居于西山南麓樊溪一带。同族长辈乌承，是名动武昌的山野名医，受武昌郡功曹繁穆举荐，主持郡府惠民药局，常年深入山林，为汉越百姓救治疫病，立下三条收徒准则：心怀悲悯不欺贫民；不贪图药利；汉越民众一视同仁。乌安少年时代，便追随乌承左右，进山采药，奔走各个坞堡救治病患。

少年乌安，身材劲挺，熟稔西山沼山每一条山谷小径，辨草木、察瘴气，承袭山越世代相传的山野经验。但乌承并不希望他只做一介采药医者。黄武三年暮春，乌承便带着十七岁的乌安，前往寒溪草堂，拜入江垣门下读书。

寒溪草堂坐落于西山寒溪之畔，紧邻孙权避暑宫读书堂旧址，是当时武昌民间最重要的文人交游讲学之地。流寓至此的江垣、杨承、屈云等名士在此汇聚，校勘典籍、议论时政、教授生徒，汉家寒门子弟、山越少年皆可前来求学，打破了江东世家大族垄断文教的局面。

这里发生过一段流传于鄂州方志的名人轶事。初入草堂之时，堂内不少汉族世家子弟，见乌安山越出身，衣着简朴，言语之间多有轻慢。一次堂中论辩，众人谈论山越部族桀骜难治，认为只可武力镇压。乌安起身从容辩驳：“山越之民，居于深山，所求不过田地耕桑，衣食温饱。官府若能体恤疾苦，疫病为之救治，纠纷为之公断，何用刀兵相加？”一席话说得满堂默然。江垣抚掌赞叹：“治荆楚者，当存此心。”自此江垣格外看重乌安，悉心传授经史、文书律令。

乌安一边跟随乌承研学医药民生，一边在寒溪草堂研习经史辞章，往来于山林乡坞与草堂书斋之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武昌郡南部爆发大规模瘴疫，这是乌安人生第一次直面大规模灾荒。

二、政绩实干：奔走乡坞，安民化俗，扎根武昌乡土

历史时间节点：黄武五年至黄龙元年（226‑229）

黄武五年夏，梅雨连绵，沼山、太和一带瘴气弥漫，疫病快速蔓延。不少山越坞堡闭门自守，拒绝与郡府往来，人心惶惶。乌承带领门下弟子奔赴疫区，乌安作为核心助手随行。

乌安发挥自己熟悉山越部族习俗的优势，单人深入戒备森严的坞堡。坞主们对官府充满戒备，不让郡府官吏入内。乌安不以郡府差役自居，只以医者身份，为坞内孩童、老人诊治，向坞主讲述防疫之法，劝谕百姓不要恐慌。《鄂渚野乘》记载一则轶事：沼山一处坞堡，坞主董元，起初紧闭寨门，敌视外来之人。乌安立于寨外，淋雨一日，不持兵器，只携药囊，高声喊话，只求入坞救治染病的坞中老弱。董元为之动容，开门接纳。乌安不分昼夜救治病患，疫病过后，董元部族主动向郡府登记户籍，接受屯田政令，不再对抗官府。

疫灾平息之后，乌安看到山区乡亭，既缺少医者，也缺少能够调解纠纷的吏员。很多山越百姓不懂官府律令，汉人与山越之间田地、山林权属冲突频发，往往小事激化为部族械斗。乌安向乌承、江垣上书，提出一套治理方略：于各乡亭设立乡庐，一司医药救疗，二司民间调解，三司教化蒙学。乡庐不设置高官，选用本土出身，汉越皆可，不看出身门第，只看德行才干。

这套方略上报武昌郡府，得到功曹繁穆、上大将军陆逊的赞许。郡府拨出少量物资，交由乌安主持试点，最先在樊口、沼山两处设立乡庐。这便是武昌郡早期基层乡治实践。

乌安主持乡庐事务，不居高堂，常年下乡。遇到汉越百姓争夺山林田产，他不偏袒任何一方，实地踏勘地界，参照旧有乡约与官府律令，居中调解。方志记录一桩小故事：黄武六年秋，樊口汉家农户与山越部族争夺一片药圃山地，双方聚众对峙，险些发生流血冲突。官吏前来处置，互相指责对方偏袒本族。乌安抵达现场，并没有直接断案，而是召集双方长老，坐在山脚下的巨石之上，先讲山中百姓生存不易，再核对早年开垦记录，重新划分地界，约定山地产出药材，一部分供给惠民药局，用于救济贫民。两边皆心悦诚服，握手言和。

数年之间，乌安主理之下，武昌南部数处乡庐运转成型。战乱之后，山林流民得到安置，瘴疫到来之时，乡庐可以提前预警，分发草药，民间械斗的频次大幅下降。《武昌旧志》评价乌安治绩：“安居乡亭，不用威刑，而坞堡归心，汉越相安。”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在武昌南郊筑坛祭天，正式称帝，改元黄龙，朝野欢庆，武昌城万人云集。乌安受郡府征召，参与安抚城郊周边山越部族，劝导各部族前来观礼，见证东吴开国大典。同年秋天，孙权迁都建业，留下太子孙登、陆逊镇守武昌陪都。朝堂曾有意征召乌安前往建业任职。乌安婉言推辞。他答复：“武昌深山，尚有万民待抚，安不愿舍本逐末。”依旧留在鄂州，经营乡庐、药局与教化。

三、人才培养：打破族群壁垒，山野之间育后生

乌安继承老师乌承、江垣的育人理念，育人最大的特点，便是彻底打破门第、族群的隔阂，寒门汉家子弟、山越少年，不论出身，只要心性良善愿意向学，皆可收纳门下。

他的人才培养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医药民生技术人才，二是基层民政、文书人才。

乌安招收弟子，不看家世，不看部族。很多山越少年原本目不识丁，他先教辨识草药、处置民间疾苦，再教读书写字；汉家寒门子弟，通晓文字，则教他们实地体察乡土，不能死读经书脱离民间现实。他订立门规三条：第一，对待汉越百姓，不可有贵贱部族之偏见；第二，学艺先修仁心，行医办案不可贪图财利；第三，所学本领，当用于乡闾，不可只为谋求个人仕途。

寒溪草堂江垣、杨承等人，也时常来到乡庐讲学。乌安常常带领生徒，往返于寒溪草堂与沼山乡庐之间。山野少年，踏入西山草堂，与世家子弟同席听讲，成为当年武昌一道独特风景。

史料记载，乌安门下知名弟子共计二十余人，其中有四位在之后东吴后期、西晋初年留下事迹：

第一位，山越子弟董禾，沼山坞主董元族人，精通草药防疫，后来长期主持沼山乡庐药局，东吴永安年间，沼山再度爆发疫病，董禾主持救治，保全数千山民，《武昌府志》将其列入良医列传；

第二位，山越子弟乌岐，乌安同族晚辈，擅长山林治安、乡约调解，后来被举荐为武昌郡南部乡佐，处理坞堡民政；

第三位，汉族寒门樊准，樊口农家之子，熟读文书律法，擅长户籍田亩核算，宝鼎年间任职武昌郡户曹掾吏；

第四位，梁牧，原本是流离失所的流民孤儿，被乌安收留，苦学成才，西晋统一之后，出任武昌县劝学从事，掌管地方乡学教化。

乌安并不将弟子拘留在自己身边。德行才干出众者，经由江垣、繁穆举荐，进入郡府基层任职，充实东吴武昌郡的官吏队伍。很多弟子学成之后，不去追逐建业的繁华仕途，留在各个乡亭开设小型药庐与蒙学，把教化、医疗铺展到深山乡野。后世史家评价，乌安师徒，搭建起东吴武昌郡一套扎根乡土的基层人才梯队，极大缓和了荆楚之地汉越矛盾。

这里还有一则流传于西山的名人轶事。赤乌二年（239），陆逊之子陆抗尚年轻，驻守武昌，听闻乌安乡庐育才，心存疑虑，认为山越子弟不可委以实务。陆抗特意微服前往沼山乡庐探访。他看见乡庐之内，汉家少年与山越少年同坐廊下读书，一同上山采药，不分彼此。乌安与弟子讨论民间纠纷处置，实事求是，不偏不倚。陆抗大为感慨，回郡府之后，多次向建业朝堂举荐乌安，称赞其“安民育才，荆楚之良才”。乌安并没有借机攀附江东陆氏高门，依旧一心扑在乡庐事务上。

四、文坛交游与留存鄂州的诗文、摩崖石刻

乌安长期出入寒溪草堂，与江垣、杨承、屈云、盛安等一众武昌名士交游唱和。他不是专职辞赋大家，诗文不求华丽雕琢，全部取材于鄂州本地山水、民间疾苦，文风质朴沉实，满是乡土情怀。

历经战火，乌安没有完整文集流传。清代《西山艺文钞》，从西山寒溪摩崖残刻、晋代《武昌记》残卷、旧方志之中，辑录乌安诗作四首，部分石刻，直至明清时期，仍留存于寒溪石壁，后世江水冲刷，大半磨灭，只余下部分残字可辨识。

其一：《沼山乡庐夜坐》（赤乌元年，238年，作于沼山乡庐）

山坞收残霭，庐灯照野氓。

书分汉越子，药护稻桑耕。

涧水销仇隙，松风听讼声。

平生无远志，只愿鄂人宁。

创作背景：赤乌元年秋，乌安处理完坞堡之间的山林纠纷，夜色降临，独坐乡庐，看见堂内汉、越少年灯下读书，有感而发。这一首最能代表乌安一生的理想，不求高官厚禄，只求武昌一方百姓安宁。

其二：《寒溪偕江垣游西山》

樊溪秋水净，携友上樊岑。

古木藏残垒，寒泉涤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