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金代一直备受中原地区人们的诋毁，金人做出的一些历史功绩不是被遗漏就是被贴上南宋的标签，使得今天的人们很难搞清金代历史的真实面目，也使得金人占领区的历史被割裂。今以山东、河北、山西三省为例，看看金代在其短短的100年中对中国历史做出的杰出贡献。
一、对行政区划的革新一直沿用至今
金统治者对鲁西北冀东南的区划调整，适应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其调整结果一直延续至今。
1.新设吴桥、济阳、齐河、故城四县
金天会元年（1122），割将陵北半，立吴桥县；金天会七年（1129），割临邑县之故著县地及章邱一部分地置济阳县，治标杆镇(今济阳镇）；金天会八年（1130，刘豫阜昌元年），撤齐河镇，改称齐河县，隶济南府；金明昌（1190～1195年）中，设立故城县。
2.将恩州治和宁津、临清、馆陶三县治迁至新址
金天会五年（1127）秋，复置临津县（宁津县），还其旧址（保安镇，今保店）；金天会六年（1128）秋，临津（鬲津河）县城毁于大水，东迁现址，取“安宁之意”，改名宁津县。金天会十二年（1134，刘豫阜昌五年，南宋绍兴四年），“因河（永济渠）垫溺”，移恩州治由今天的邢台市清河县城东迁至今武城县城旧城。移临清县治由今邢台市临西县城迁至今临清市西南12里的旧县村；移馆陶县治由今冠县东古城镇迁至冠县北馆陶镇。
3.新置齐河、济阳、乐陵等县的部分名镇
新置齐河新镇2处：一为“新孙耿镇”，在今齐河县晏城镇东北19公里，表白寺镇属的西孙耿村。为齐河三大古镇之一；二为安头镇，在今齐河县晏城镇北14公里处，金称“安肃镇”。
新置济阳新镇三处：一为回河镇，在今济阳县城西南9公里处，今称“金河镇”；二为曲堤镇，在今济阳县城北17公里处，金称“金河堤镇”；三为仁风镇，在今济阳县城北27公里处，金称“仁丰镇”。
乐陵新置孔镇，在今乐陵市中心城区西南25公里处，金称“孔家镇”。
二、金代所治理的河流、修建的桥梁仍在发挥作用
北宋黄河决口频发，德州区域属于重灾区，地面淤积上升，河流交错，堪称是德州区域的“地面重塑”。金代时期，金统治者抓住黄河南流契机，在兼具航运和排涝的双重功能的前提下，对境内河流进行重新挖掘疏浚，为农业和商业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
1.开挖济南至寿光的小清河，为济南向省会城市转变提供了条件。金人在开挖小清河的同时，将济水（现黄河）命名为大清河（北清河），大小清河均通船。刘齐时期（1130～1137），大致循历城济水故道，挑挖疏浚，成为独流入海河流，目的是排涝防洪，并兼有舟楫之利。为增加水源，在华山下筑下泺堰，使源于济南各泉的泺水，注入新开的河道。由此，称由东平经平阴、长清、历城、济阳等地东北流入海的北清河为大清河；称由济南东流的新开河道为小清河。小清河在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均有所疏浚，河道亦屡有变迁。小清河上游各河，如泺水、巨野河、绣江河等，时而北注大清河，时而注入小清河。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黄河河床高悬于平地之上，泺水等河不能入黄，泺水演变为小清河上源，泺水之名遂废。清光绪十七（1891）至十九年（1893），盛宣怀奉命整治小清河，经疏浚治理，成为山东省重要的排洪和航运河道。
2.在德州城东开挖金钩盘河。金钩盘河则是金代在将陵县和吴桥县之间开挖的一段排涝河道（顺水渠），形状类似秤钩，故也称钩盘河。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析将陵县之吴桥镇，置吴桥县（址今铁城镇）属河北路景州。是年，为了将今德州城东大片低洼地的积水排出，便发动民众开挖了一条类似“钩盘”形状的排涝河道。乾隆《德州志·河渠》：金立吴桥县，开挖南由果子李庄经曹村西，经吴桥城南入城东沟店铺的顺水渠，其形如钩，名曰钩盘河。亦是新河旧名。
光绪《吴桥县志·河渠》载：“（金）钩盘河，亦在县城西南，盖皆唐时河流决入之道。以新迹而被以古名者也。自西南堰高家庄接德州界起，至三岔河会老黄河同入宁津，延袤35里，今涸。”
3.整治开挖徒骇河。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决口，黄水沿大清河东流入海，鲁北与鲁西北地区受灾严重。洪灾过后，金统治者组织民众将商河、土河分段贯通，形成了入海干流，并以徒骇而命名。由于商河和土河防洪排涝作用巨大，一直延续到明代。
徒骇河：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亦即大清河，即今黄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原流经漯水、土河等河道。
4.创修陵城徽王石桥：为了打通沧州与青州的联系，刘豫之子刘麟于1130～1137年间，分别在阜城北与德州北建石桥两座。在德州北者，即今徽王庄石桥。乾隆《德州志·纪事》：“立刘豫于齐，济南属焉。按将陵县亦属刘齐。刘豫子刘麟为金建桥二，一在阜城北，一在德州北，今徽王庄石桥是也。”
徽王石桥是目前能够见到的鲁西北冀东南最早的石桥，现已成为省级文物。
目前，金代所疏浚的这几条河流和创修的徽王石桥仍在发挥其作用，成为窥探金代德州区域稳定与发展的标志物。
三、漕运与漕仓一直改写着大运河的历史
今天所见到的京杭大运河航道就是金奠定了基础，使大运河来了个头尾大反转，使过去几乎处于永济渠之稍的德州，变成了北京的南大门，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咽喉，使过去很少被利用的运河河道迎来了黄金期。金朝设立的德州仓也是看成是德州地域与封建王朝政治第一次有机合作，奠定了德州地理的军事位置，使德州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从而翻开了德州历史的新篇章。
1.沿河设立漕仓
金代在鲁西北境内建有将陵和历亭两座漕仓。据《金史·河渠·漕渠》记载：“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当时景州将陵仓，在今天的北厂漕仓遗址处。恩州历亭仓，则是位于今武城县旧城镇，时为历亭县治所在地，属恩州。查遍有关金史的文献，找不到金代运河沿岸设仓的具体时间，但乾隆《德州志》成为唯一的时间记载。乾隆《德州志·纪事》：“天会七年（1129），金置漕仓于景州将陵军（不是将陵县），称“将陵仓”，地址在今北厂街”。历亭仓等也只能按这一时间推算。
金朝在德州设漕运司提举官1人，由景州刺史兼任，并设专人具体掌管催督起运纲船。漕运司下设课使、起运两科，除司吏、孔目官外，特置押纲官76人。金太和六年（1206），金朝统治者为加强漕运管理，朝廷规定运河所经之县的长官，皆兼掌运河漕运之责。于是，夏津、武城、将陵等县长官皆加职“管勾漕河事”，负有修护堤岸、督查漕运之责。
2.明确漕河所经的地方官员负责漕河事
为了运河畅通，金统治者于泰和六年进一步明确地方官员要负责漕河疏浚事务。“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于己，多致浅滞，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奸弊百出。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为府3：大兴、大名、彰德。州12：恩、景、沧、清、献、深、卫、浚、滑、磁、洺、通。县33：大名、元城、馆陶、夏津、武城、历亭、临清、吴桥、将陵、东光、南皮、清池、靖海、兴济、会川、交河、乐寿、武强、安阳、汤阴、临漳、成安、滏阳、内黄、黎阳、卫、苏门、获嘉、新乡、汲、潞、武清、香河、漷阴。”
同时，金统治者还将山东的北清河（大清河）、京城西南卢沟河、真定的滹沱河、霸州的巨马河、雄州的沙河，皆改造成为运输漕粮的水路，既保证了中都军民的生活保障，也客观上促进了沿河地区的经济发展。
3.皇帝亲自过问浚河事宜
金代几位最高统治者，对运河畅通甚为关注。世宗大定四年（1164）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召问其故。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责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1165）正月，尚书省奏，可调夫数万，上曰：“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
值得注意的是，隋代开挖的永济渠，在金代实现了首尾互换。隋唐至宋的几百年里，鲁西北、冀东南区域一直是运河的尾稍，作用自然受到限制。可金代由于定都中都燕京，鲁西北、冀东南一带的运河却成为运河咽喉位置，作用不可与隋唐至宋时期的运河重要性等同，其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然也开了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之先河。
四、制定实施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
1.注重开垦荒地
金代实现土地国有的政策，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只能租用土地，租用年限为 99年。在租用土地的情况下，农民可以进行垦荒、耕种等活动，收益归自己所有。金代的猛安谋克制是专为开垦荒地所设，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祝嘉庸、吴浔源光绪《宁津县志》讲：“（金）始置屯田军，今刘营伍、郭营伍、王营伍等各庄，盖起于此”。《金史兵》：大定年间“多易置河北、山东所屯之旧，括民地而为之业，户颁牛而使之耕，蓄甲兵而为之备。乃大重其权，授诸王以猛安之号，或新置者特赐之名。制其奢靡，禁其饮酒，习其骑射，储其粮备，其备至严也”。
为保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金统治者于大定三年（1163），“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有父兄俱已充甲军，子弟又为阿里喜，恐其家更无丁男，有误农种，与免一丁，以驱丁（奴隶、仆奴）充阿里喜（凡从事佃渔射猎之民被征入伍为兵者，称阿里喜，意为“士兵之副从”。级别低于正军(甲军)。多由正军子弟充当。每正军1人可携带副从1至2人。也随正军一起征讨或驻防，任杂役，亦称“阿里喜随色人”或“贴军”。），无驱丁者，于本猛安谋克内验富强有驱丁者签充。”
耕地面积的增加。金朝中期的耕地面积有了很大的增长，尤其是在金世宗和金章宗统治时期。根据张博泉先生的分析，到金世宗时的黄河流域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08万顷，比金朝初期有着非常大的增长。耕地面积的扩大主要得益于金朝统治者所实行的奖励开荒和弛禁措施等。奖励垦荒主要是对官荒地和黄河退滩地的开垦。金制规定对于开垦荒地的人给予租税减免，即开垦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后来这一规定虽曾一度将八年征税改为五年，但金章宗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又宽限荒地开垦征纳的期限，将官闲地征税重新改为八年，开荒为己业的由七年重新定为三年。
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让百姓免交少则三年多则八年的赋税，充分调动了百姓开垦耕种荒地的积极性，从而使得耕地面积扩大。黄河退滩地的开垦，一方面是由于开垦者可以次年纳租，朝廷对垦荒农民的约束较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黄河退滩地的土地肥沃，在上进行耕种，粮食收成可增加数倍，所以退滩地的开垦程度也很高，这也使得耕地面积增加。
2.纺织和制瓷业得到发展
金代民间手工业分布最广、从业人数最多的就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是家庭手工业的主要生产部门。早在金朝建立之前，这样形式的手工业就已经存在。金朝建立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家庭纺织业也得了普遍推广。
由于水上运输通道的建成，以磁州窑为代表的制瓷业，在今河北、山东、山西各地进入黄金时期。德州窑红绿彩这时开始崭露头角。陶瓷业方面，金代陶瓷业在继承前代的同时，也有所创新，取得了不少令人称道的成就。如金代定窑所烧造的瓷器，胎质细白，宋人也夸赞“色莹净可爱”。金代磁州窑所烧造的红绿彩瓷器，改变了中国瓷器单一色釉装饰的传统装饰技法，为中国元明清釉上彩瓷的发展首开了先河。
金熙宗时，原来的北方名窑如陕西耀州窑、河南均窑、河北定州窑与磁州窑也陆续恢复生产，临汝等新兴窑址，工艺各具特色。金银业和玉器业也相当发达，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出土。
3.轻徭薄赋与人口骤增
金朝的赋税轻于辽、宋，这是北方经济恢复和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金史》有称熙宗时期，“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世宗时期，“百姓滋殖，号为小康”；章宗时期，可见金朝中期，包括农业经济在内的社会各方面都获得了显著发展。金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时下诏劝农，“视每岁所入，以为官吏殿最”，将农业生产的结果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标准。金章宗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时下诏将宫籍监户和奴婢全部释放为良民。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极大提高了官吏百姓的农业生产积极性。
不忘对贪官污吏进行打击，确保经济秩序正常运转。如“泰和元年，尚书省以景州漕运司所管六河仓，岁税不下六万石，其科州县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贿延阻，人不胜苦，虽近官监之亦然。遂命监察御史一员往来纠察之。”
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口骤增。“河北、山西、山东地区，北宋时有580余万户，1500余万人。金时增到810余万户，4800余万人。”根据《金史·食货志》记载，在金世宗大定初年（1161），有300多万户，至大定二十七年（1187），就增加到678，9449户，4470，5086人。大定二十九年（1189）统计，共有6939000户，45447900人。到了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十二月，统计女真族、契丹族、汉族共有7223400户，48490400人。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十二月，人口达到顶峰，共计7684438户，45816079人。
五、不分民族的施政观念深入人心
金人统治时期，能够推行民族平等共同繁荣的治国策略，积极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恢复在中国实行了几百年的科举制等，使社会得到百姓拥护。也曾一度开创盛世。
1.民族平等的政策加速政权稳固
金人入侵德州区域之时，也曾受到汉族人的激烈反抗。如金天会四年（1126），金军在临津（宁津）受挫。金天会六年（1128）11月，金兵逼近德州城下，德州守将兵马都监赵叔皎率部抗击，兵败城丢。德州城乡军民惨遭杀戮，土地荒芜，一片凄惨之状。《宋史》记载：“建炎二年（1128），金人围城，郡檄叔皎率兵御之，前后六战。围急，有江喆者，与郡守宗谅谋以城降，叔皎斩喆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犹力战，势穷被执，怒骂不屈，遂遇害”。聪明的女真人，自知“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冲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金史》志第二十五《兵》）即采用“以汉治汉”的政策，先后扶持两任傀儡皇帝。当“以汉制汉”的政策失败后，金人第一次提出了“中华一统”的口号，主张中华一统，民族平等，不分夷夏，突破了汉人正统观，颠覆了华夷正闰观（“正闰观”即“正统观”,主要是指史学中的正统和非正统,所谓“正闰观”本质上是指族姓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传统“片面发展观”的历史观，“闰”是指农历年12个月以外的月份,有“不正常”之意。“正闰观”是来区别正常与非正常,正统与非正统的。），打破了长城的界限，对统一的各民族平等的大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金朝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加速了大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金朝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
2. 先后扶持大楚和大齐两个政权
金朝初年，鲁西北、冀东南一带曾经出过叱诧风云的两位“皇帝”，一位是“大楚”皇帝张邦昌，一位是“大齐”皇帝刘豫。张邦昌，字子能，《宋史》记为“永静军东光人”。宋代的东光县，到了金代初年则将将陵县北半部与东光县南半部组建吴桥县，实际上张邦昌应是今吴桥县人。刘豫，史书记载是永静军下的阜城县人。两人家乡仅隔20公里，而且是进士同年，应该说这里是当时的一条龙脉之地。
张邦昌与刘豫都是金人扶持的皇帝，他们都对金王朝有着感恩之心。金统治者是生活在今松花江口到乌苏里江口一带的女真人，他们没有文字，野蛮落后，但他们却是有着自知之明，面对南下占领的大片土地，他们缺乏统治的信心，便想出“汉人治汉”的这么一个策略，他们选中的第一人是宋朝宰相的张邦昌，当张邦昌被赵构逼死之后，便想到再立一个皇帝的想法，这时的刘豫便通过关系采取贿赂等手段当上了“大齐”皇帝，当然刘豫从活动当皇帝到做了皇帝的行政过程，使他看到当“儿皇帝”的不易，所以产生“惺惺相惜”情感，刘豫也是金人册封，只有承认张邦昌地位的合法性，方才能够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所以，刘豫父子执政期间，曾为张邦昌政权的合法合理性进行过多方面的涂抹与粉饰。
刘豫父子虽然做的是儿皇帝，但他们手中的确掌握着很大的财权和人权，可以调动大齐国的人力和财力，来完成涉及国计民生的多项浩大工程。如开挖济南以东的小清河，修建阜城县与陵城区徽王庄两座石桥等，都证明大齐政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
3.佛教与道教得到一定发展
如德州金代三大铜钟；民国《德县志·舆地志》载有德州金元时期的3口大钟：一是贞元二年（1154）大钟。在旧永庆寺后门。钟纹界16方格，每格纵横尺余，可见其巨矣。格内有咒语及铸钟姓氏，又有“大金国景州将陵县铸大钟一颗”等字。二是大定十五年（1175）大钟。在南关玉皇阁后十方院旧慧光寺废基上。三是大定□年大钟。款识漶漫不晰。民国二十年（1931），由永庆寺移至同善水会作警钟。
光绪《宁津县志•杂稽志•事略》：“按今宁津县署前大铁钟，视其款‘阜昌三年（1132）所铸也’”。五月初一日，宁津县西保安镇铸造正隆大钟一口。钟文内容：正隆元年五月初一日铸造。匠手刘官，匠人李荣，炉匠李进。劝化人功李平，同赵彬等。同化人功林真，同李五戒等。钟手本人，德州孔目官李格。钟到处一方有福。宁津县西保安镇造。谊记应施者，同增共果。谨记。
按：钟在县署大门东门楼，故更楼也。今楼圮，惟钟存。高八尺，周围一丈一尺。纽高一尺一寸，重约三千觔（同斤、筋）。文十六行，第一行：正隆元年（1156）五月；第二行：初一日铸造；第三行：匠手刘官；第四行：匠手李荣；第五行：炉匠李进；第六行：劝化人功李平；第七行：同赵彬等；第八行：同化人功林真；第九行：同李五戒等；第十行：钟手本人德州；第十一行：孔目官李格；第十二行：钟到处一方有；第十三行：福；第十四行：宁津县西保安；第十五行：镇造谊记；十六行：应施者同增共果谨记。
禹城金代铁钟，铸造于金泰和二年(1202)。原禹城东街建有钟楼，名泰禹楼，建筑高大宏伟，铁钟悬挂其上，后楼废圮，钟移至此。钟高185厘米，中腰围周长450厘米，底部呈喇叭形，周长是490厘米，钟下堞唇厚8.5厘米，中部厚2至3厘米。钟重2000余公斤，现存于禹城县文化馆内。
这座铁钟，造形得体，气势雄伟，纹饰布局，和谐得当，显得古朴而又浑厚。钟顶有“声大”二龙盘踞，高52厘米，造型精巧，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钟下堞面上有八卦图形。钟身上的字迹因年久风蚀，多已模糊不清，但经精心鉴别，上有“大金国山东济南府禹城县黎济寨铸造”和断续的“传信……传信……”的字样。旧志载：铁钟“重数千觔，声闻三十里。”
4.运用科举制度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海陵王推行汉化制度，实行科举制度，统治稳定下来，老百姓生活生产都正常了起来，经济也就逐步复苏了。辛弃疾的父亲作了金国小吏，他写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篇神鸦社鼓”。说明老百姓已经庆祝丰收了，生活很快活。据嘉靖《恩县志》记载，金朝时期恩县做官的5人，其中恩县人孙铎，字振之，大定中进士，官至从一品的太子太师。这一时期记载的的德州名宦有德州防御使曹望之和德州防御使王扩。大定七年(1167)，出曹望之为德州防御使，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为其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
综述：金代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怀念的朝代，很多不重视或有意歪曲金代历史的人，应该实事求是认识金代历史及其作用。前些年，一些冠冕堂皇的学者不是诋毁就是直接忽略金代的存在，在记述金代本地发生的大事记中，故意不记金代年号而记南宋的年号，还有的既记金代年号更是不忘记载南宋年号，使得金代历史长期被掩埋，使得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被割裂。如今作为秉持唯物史观的我们，应该彻底摈弃旧观念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使金代历史散发出其应有的光芒。
注释
[1] 金统治德州的时间结束是1220年（金兴定四年，元太祖十五年），这一年金封王福为沧海公，以将陵县隶之。王福以所隶降于元。
[2] 《宋史》记载：建炎二年，金人围德州城，“郡檄叔皎率兵御之，前后六战。围急，有江喆者，与郡守宗谅谋以城降，叔皎斩喆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犹力战，势穷被执，怒骂不屈，遂遇害”。
[3] 吴桥县，
[4] 标杆镇，即今济阳镇。《宋会要辑稿》记载其为宋代章丘县的水运码头，此地商业繁荣，年税收11500贯，章丘县城只有6000贯。济阳县因在古济水之北而得名，属济南府。元属济南路。明、清属济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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