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与李敖，这两位“田横之岛”上的“文坛祭酒”,人所共知是一对“仇家”。他们很早就决裂了，此后彼此明枪暗箭数十年，好比鲁迅与顾颉刚、金克木与季羡林、周策纵与刘绍铭、余潜山与陈启云（或卢建荣），可不是文人间“性情不合，时有违言”而已，积怨之深数十年心结不解形同陌路，这也几乎是文坛掌故常识了。至于“分手”原因，过去一直以来的通论是由于两人“政见不同”，但我以为可能是过度解读了，亦或者让一些烟雾弹“带到沟里去了”。从目前材料解读，我以为两人之凶终隙末，从“相见欢”到“如梦令”，至少起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世俗至极的“钱”上的矛盾。想当初，黄宗羲与吕留良这两位才博气猛、志高行洁的“大儒”，从“必也同志”到互骂“悖乱”“奴颜”，其实也是因为那点“钱”，古今心理攸同，并没什么好奇怪的。

余光中生于1928年，比李敖大了7岁，两人互相结识并“订交”，具体时间点已不可考，但也可明确当在1958年前后。他们是台大校友，共同师友一大堆，而且台北也就那么点地方，还没我寄寓的武昌地盘大，这两位彼时显露头角的网红才俊，想不打交道都是难的。直到1971年反目成仇，他们曾亲密来往10多年，甚至一度可能是彼此最欣赏的文友乃至“战友”。所以在《文星》杂志如龙卷风般横扫文坛学界的4年间，李敖固然是出尽风头的中心人物，但余光中无疑也是配合反叛的重角，彼此为人性情可能有所不同，可理念则是共通的，并非“孤蓬万里征”。据古远清说法，那时的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不仅书信往来不断，也时不时一块聊天。在整个1960年代前中期，李敖与余光中无疑是岛上文坛的“双子星座”，“自力更生，和而不同，相互标榜，义薄云天”，极一时之盛，引文化界“老登”们纷纷然侧目。

那些年，两人是同一战壕的盟友，联袂在“反传统”与“思想启蒙”的路子上狂飙突进，大抵区别只在于余还热衷写现代派诗，李则拙于此道。想1965年《文星》被封，李敖遭遇“404”，无法卖文为活，曾真想“下海”卖牛肉面，还拟了一份宣传用途的小折页册，开篇最重要的“启”，他首先并唯一想到的执笔人就是余光中，此外才是“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这很清楚表明，即便在“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人里，余光中还是独占鳌头的。余当然也够义气，也真看重这份友谊，所以接信后不仅立马起草“广告”为之大加揄扬，随后当颇欣赏李敖的梁实秋暗中为之介绍工作时，主动热心为之传话的人，也正是余光中。论理李敖不过他“小学弟”，但余还是很有服善之勇的，不断邀请他以“贵宾”身份出席朋友间的“雅集”，请他到任教的台师大演讲，甚至将李敖的文章与梁实秋的成名作并举出题让学生们翻译，可谓推重之至。当然，后来两人绝交，李敖毫不领情，认为老余别有用心“拉拢”他，虽然当时他给女友王尚勤的信中（1962.11.25、1962.12.9）明明是既自得又承情的；而那篇见证彼此患难情义的《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此后也没有收入余的任何文集，作者俨然自视为污点。直到2006年10月15日，余莅临北大演讲时，78岁的他座下谈起此事，还满是怨言，认为让李敖诓骗了（《余光中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社2008年版，页131）。人事纠葛就是这样，“过深的伤痕”，会让一切印迹都变了颜色，曾经的好心诚意全化为猜疑与算计的证据，什么记忆都“恍惚其情”起来了。

本来，两人的性格作派完全是两路人，一个疏狂，一个拘谨，一个激进，一个温和，“三观”上的分歧尤为明显，分道扬镳似乎是早晚的事，只欠一个“导火索”。我认为最终的这根引爆线就是出在钱上。具体说来，就是1971年初，李敖被捕入狱，经济上愈加困顿，就“施其惯技”，编了一本余光中的评论集《诗人与驴》交付“铁粉”丁颍出版，李敖宣称这是代表《文星》杂志出卖版权，所以不仅从头到尾没有告知作者余光中这个事，甚至版税也中饱私囊了；事后余光中得知，自然非常愤怒，认为该“文友”未得其同意就“擅自编印”，“事先既不告知，事后更为解释，当然也没有版税”（王伟明《诗人诗事》，诗双月刊社1999，页229），这个事才是导致两人反目成仇的难解之结 ，在此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矛盾。说到底，这才是因为“钱”的问题。也许，在李敖那边看来，“朋友有通财之义”，如今我遭大难了，都深陷囹圄了，而且事情又万分紧急，你老余又恰好人在国外访学，想联系都一时没有办法，仓促之间“不告而取”你的一些文章挣点钱应急，并没有什么过分的，更何况它们确实“首发”在《文星》杂志上，自己拥有它们的“版权”，何错之有呢？而同样一件事，落在“受害者”余光中那边又完全不同了：哥们你这是巧取豪夺啊，趁咱出外就下手摆了我一道，你何尝把我当朋友？而且，事先不征询也就罢了，偷偷印了书拿了钱也算了，后来你又为啥装聋作哑，不和我作任何解释，这不是把我当傻子耍么？那一年，余光中全家都到了美国，四个女儿都入读当地公立学校，经济上非常困难，需要他每晚熬夜爬格子补贴家用，还与张爱玲一样日旰忘餐替“美新处”打工翻译做牛马，对钱自然是极在意的（1970.9.22致信黄维樑），容不得“好友”如此揩油。双方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心理，如果未加沟通，友谊的小船本就是很容易说翻就翻的，尤其是对于曾经的“密友”而言，更是如此。

因为以人的普遍心理来说，倘若是泛泛之交，出现一些冲突，反倒很容易释怀的，一笑而过罢了。可“铁哥们”或“同志”之间，倒最是需要绝对信任，一旦那种信任感稍有松动，后续是绝不可能维持住关系的，必然是彻底崩掉，而且永远耿耿于怀，甚至视若寇仇。我觉得这才是人之常情，他们的恩恩怨怨得从这个方面理解才会到位。不然，要是从“政见”分歧上解释，那是不得要领的，明显他们在认识之初，这方面的趣舍就已稍异，即便都是“反叛”，一个激昂彻底，野性难驯傲世间，誓要与虐政偕亡，另一个则温吞留有余地，胸中是改良思想主导，完全是“再造文明”的精英主义常规思路，可两人并未有什么芥蒂，并无碍情投意合，彼此欣赏；更别说，即便是此后数十年间，两人择友也向来是细大不捐的，朋友圈里左中右什么色彩都有，并不以公共政见异同去判分私交上的敌我、人品之高下，那毕竟还是个比较宽松的社会，并不会这么非黑即白，倘执意要以此观彼，论人衡世就很容易陷入认知误区，看待余李决裂更是如此。所以，什么“政见分歧”，我总以为反倒是后来“恩怨录”上自然叠加的矛盾点，彼此都能“体面”些，真正的冲突点是被掩盖的，盖说不出口是也。他们也正是从“《诗人与驴》事件”后再无来往，恩断义绝。2019年，另一当事人诗人丁颍去世，其老友高准发文悼念，重提当年旧事，也说余光中正因此事与丁颍断交，并从此“恨上了”，情况正与李敖相同，也是旁证。

也只有如此诠解，才能更好地get到，为何当6年后余光中深陷生平最严重的名誉危机“《狼来了》大骂战”时，李敖居然一反常态奇怪地保持了沉默，而那一年他正在政大“国关中心”挂职，可说出狱后“赋闲在家”，可能是此生最清闲的时候。话说那年8月20日，正在港中大任教的余光中，在在《联合报》发表《狼来了》一文，文章2000多字，征引毛语录近300字，直指彼时正热火朝天的“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学”，正与我们这边遥相呼应，暗示其倡导者们别有用心，这自然很严重的指控，“仅此就足以置之于死地”（胡凌武，1979.4)，余进而卷入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之战，以至于后面几十年都得不到本地文坛原谅，直到2000年他荣获“第十九届高雄市文艺奖”出席颁奖典礼时，台下还有很多同行高喊呛声，“被嘘”得很难堪。当时的文坛学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从胡秋原到徐复观到陈鼓应到无数小虾米，几乎都下场论战了，可李敖却全程一言不发，乐当吃瓜群众。以李敖的为人作派，他倒是不惮于对旧友“落井下石”的，最大可能是他对余的“政治立场”根本不在乎，甚至可能会觉得“围剿”非常可笑，亦或者本来就理亏，起初也并不那么理直气壮。从时间线索上看也很明显，李敖开始频繁骂余，其实要等到2000年之后对方在大陆爆红时分，骂他是“骗子”，是“现在跑回大陆到处招摇”，称“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2004.4.2“李敖有话说”），仇恨看似“与岁俱增，老而愈醇”，反倒更像是因嫉妒眼红而失态罢了。

真要插一闲话，我也觉得当年的“《狼来了》事件”，其实两边都在上纲上线。余光中写文学评论，却非要给人盖帽子，一举突破了论争的底线，以致于人人自危，自然是上纲上线，所以多年后他也自觉“忏悔”，认为那是一篇“坏文章”，托学生钟玲带话给陈映真道歉；而围攻他的那些人，为此将他说的十恶不赦，揣测他是要借着“人头滚滚”好上位，甚至比为“武侠片中的血滴子”，“随便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无疑也是夸大其词，事实上也并没人因此出事，如此捕风捉影不仅至今查无实据，更与余光中前后表现都不符应。陈鼓应当时连发了“三评”大块文章批余，随后还出了书《这样的“诗人”余光中》，指余诗文是“色情主义”，更是离谱的可笑。我自己串读这批材料，感觉老余2004年在报上回应赵稀方，说写作初衷是1974年到中大教书，班上有避难南来的广东学生跟他亲述过老家状况，而且彼时“左派”早先就刻意与其过不去，攻击他的文章在10万字以上，他是心有余悸且有激而然，心情非常的“孤愤”，结果调子整得过火，我以为未必是谎言。更别说，他的文学观向来是所谓“新古典主义”的，是很精英主义的立场，瞧不上“乡土文学”自在情理之中，好比喝咖啡的洋派不屑吃大蒜的草根，所以过去的论敌洛夫也很支持他。如果说这是“投名状”，可余此后数十年分明都只是纯粹一书生，从来无心于仕途，当过最大的“官”也不过是“文学院院长”，此后发文也集中在自繇派倾向的余纪忠主持的“时报”上，如果真是要“借刀杀人”意在平步青云，有这样的“交换法”么，老余又得过什么好处？只是说，不偏不倚而论，以余这样的“聪明人”，生平做什么想什么都是“三窟”“四窟”的，在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要说完全没有一点点“投机心理”，应该也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这种心理只是意在“多方下注”，自保而已。想苏州大学王尧教授吹捧“余光中是位圣人”，若是照“圣之时者也”去理解，倒也不算肉麻。

我感觉余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的“有远见”，立身处世其道固称清且白也，但也是云笼雾罩龙潜豹隐，不是那么单纯的。比如1977年他大笔如掾写《狼来了》，可待1981年“狼”真的来了时，他却要主动偷偷联络“输诚”：那一年，港中大举办“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中国作协派出了“历史上第一个去港参会的中国作家团”，据陈漱渝《何必对余光中求全》（2004.6.18）一文回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余光中曾私下找与会的唐弢“告解”，对自己“那些政治倾向不好的作品表示了忏悔”。依当时的“惯例”，不难想见，唐一行回去之后，必然会向上反映这一信息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辛笛还动员过“在座者”，希望他们劝张爱玲“回国一行”，张爱玲也立马接受到了这一信息，将此事写在了给庄信正的信中（1982.12.23），显然出来负有使命。这也才能理解，余光中何以是“最早登陆”的境外诗人，随后的1982年余的诗作就频频登载于大陆报刊，声名大噪。而到了1984年初，他私下又致信时任高雄中大教授李永平，告知有离港之想，而原因是有“避秦之念”，即要为十年之后将要到来的“大限”未雨绸缪，李也心领会神，所以立马敦请他到高雄的中山大学，余从此在南台扎营30多年。正如张晓风所言，那所大学是把他当“镇校之宝来尊敬的”（《听我胸中的烈火：余光中教授纪念文集》，页43），他本人也在高雄市中心光兴路的“左岸大厦”，买下“两套宽敞而不豪华的大宅”，一套住家，一套存书与会客（黄维樑.2017.7.31），最终老死於斯地。从种种筹划来看，余光中固然“毕竟一书生”，可也真的爱搞多头布局、分散押注之事，真“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其人可怜”。李敖后面骂他是“软骨文人”，他也确实不够硬气，身段始终比较软和。这方面，他委实不如故友李敖一以贯之。老李头晚年，到处给我们说好话，好些人觉得他变了，实际上他上中学时就最受老师严侨影响，甚至还谋划过“扬帆过海就过来”的，妥妥一个田横之岛的王蒙+功亏一篑的林毅夫，他的言行还是始终一致的，前辙不遂兮未改此度，仔细想就知没什么可诟病的。知人实难，择交匪易，人世往往如此。

至于后面李敖絮絮叨叨骂个没完，余光中也只是不愿多公开回应，揣其情也未必就“冷眼看穿”了。一方面他是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到底还是个老派人；另一方面，27年后的2004年9月11，他在《羊城晚报》发表题为《向历史自首？》的“答客问”中所说也很明白了，觉得未免无聊，“中年之后，我深悟论战职虚妄误人，对逆来的诬评不再接招。陈鼓应编了一整本书，指控我的诗色情而颓废，我一直无言以对”，都是有明指的。而他明里暗里提及“李敖”的次数实际也并不少，比如2004年5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就说的是，“以前我和李敖关系很好，后来因为观念不同，他喜欢骂人。我不想卷入论战”，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写几篇文章”云云，不仅是“公开回应”，措辞也颇含“刀笔之利”的——点名两人风流云散，是由于“观念不同”，而这个“观念”又在对方“喜欢骂人”，他讨厌这个作派，实情耶，饰辞耶，就看你如何理解了。而后余光中那个著名“表态”，“我不回答，表示我的人生可以没有他；他不停止，表示他的人生不能没有我”，俨然鲁迅所说的“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可有好事者拿这句话去问过李敖，李的回答是，可以做这种解释，但是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余光中胆子小是个懦夫，他不敢回答我”，也是义正词严的妙对，倒都是很有意思的“捷悟”。若“奇其意而不责也”，两边到底又算是打了个平手，棋逢对手难分胜负。

只不过，余李之间，如此明争暗斗了四五十年，最终落幕时的“结局”，我以为才是最讽刺不过的了：都是公认的“一代文豪”，2018年李敖病逝，这位曾让当局头疼不已的斗士，在离世短短五小时后，就获得对岸所谓“文化部门”的肯认，并呈报最高“明令褒扬”；而前此两年余光中魂归故里，这位让陈映真们不屑的“马屁诗人”，却因“政治不正确”，迟迟等不来这样的“待遇”，引发议论。从这一点看，似乎也能佐证彼此的“政见分歧”可能压根就不存在，交情圮绝另有原因；而彼此身死道消之后，回看过往种种恩怨情仇，或许又真如笑话一般。想古人知三衅之为梗,惧五交之速尤，任何友谊能维持一辈子不变质，都是极不容易的。

2026.8.9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