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先生病逝了，人们不辞辛苦前来悼念，很多人要求办一场盛大的葬礼。
一位日本友人恰好是雕塑家，在鲁迅逝去几个小时后制作了一份石膏遗容，粘下了22根毛发，那些毛发如今被存放在何处？
10月17日，鲁迅拖着病体走了最后一趟远路，他去一日本友人家中解答翻译上的疑难，谈起死亡，他问对方：“你看过我写的关于死的文章没有？”
离开时，鲁迅谢绝了旁人的陪送，独自一人顶风走远，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门。
当晚鲁迅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自知情况不妙，联系须藤医生前来诊治，这位医生是老朋友，来诊治过150多次。
可这份熟悉却耽误了病情，病人突发气喘，本该先怀疑气胸，须藤却一再误判为哮喘复发，后又当作心源性哮喘处理，犯了重大失误。
鲁迅本人也很固执，宋庆龄曾写信劝他住院疗养，信中连用三个惊叹号，说生命“并不只属于个人”，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不愿离开上海。
晚年鲁迅在经济上比较拮据，版税常年被拖欠，稿酬也不稳定，还要长期接济青年，没什么积蓄拿出来换医院。
10月19日清晨，儿子周海婴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阳光比平日上学时更刺眼，心里犯起了嘀咕，保姆许妈怎么没按时叫他起床？他匆匆穿好衣裳，就听见楼梯传来脚步声，许妈走上来告诉他，今天不用去学校了。
周海婴顿觉大事不妙了，冲向父亲的房间，鲁迅躺在床上，神情平静，已经去世了。母亲早已泪流满面，很快一名日本护士赶到，俯身检查了心跳，确认已经停止后，隔着被子用力按压胸膛，可惜已无力回天。
消息传开后，家中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鲁迅在凌晨五点多去世，七、八点钟后，屋里的气氛慢慢变得忙碌起来。
有记录讣告的，有为遗容作素描的，摄影队也赶来拍摄现场，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也来了。
奥田杏花此次前来，是要制作一份石膏遗容，将凡士林均匀涂抹在鲁迅的额头与脸颊上，调制好石膏浆料后，一层层敷上，中间还夹入薄纱布，直至覆盖成半圆形状。大约半小时后，他托住模具边缘，小心地往上一提。
模具脱落的一瞬间，带走了鲁迅脸上一些眉毛与胡须，周海婴看在眼里，心头一阵刺痛，想上前质问，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自己，什么都没说，他只好选择了沉默。
鲁迅早就看淡了生死，在一篇杂文里，给亲属留下了嘱托，叮嘱他们“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可现实没有遂人愿，瞻仰遗容持续了4天，前来者累计多达数万人，仅第一天签名的就有五千余人。
下葬当天，送葬人数从出发时的六千人，一路壮大到上万人。沈钧儒还蹭质问：“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物，本该有一场国葬，可今天却见不到一个政府代表。”人群随即高喊：“民众的葬礼。”
丧事办完后，日本友人翻制出来的一份面具，交给了周家保存，后来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周家将这副私藏面具捐赠了出去，成为馆藏一级文物。
经过清点，模具上共留有20根胡须与2根眉毛，合计正好22根。
鲁迅走了，留给大家的只有深深的思念，他的文字撼动了成千上万人，哪怕自己不想别人来纪念，人们依然循着心底的感念，自发前来道一声再见。
当初时局险恶，纪念一个去世的作家，本就有风险，可内心的崇敬之情又怎会被威压影响，人们无所畏惧，良知生生不息，更多的民众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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