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今天这篇文章，我想谈论一下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我这个人并不怕死，但怕死得“不值”。如果在有限的生命里，什么有意义的事也没有做过，就像没有来过，那是殊为遗憾的。我不想当那个“凑数”的芸芸众生，我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哪怕不能照亮历史，也得温暖身边几个人的心，让我在临终前，收获几滴真情的眼泪。这或许是一种普通人的“英雄主义”，于是我便有了一种与生命赛跑的感觉，这也是我坚持写作或决定做某一项决策的理由：要把眼前的日子，尽力扑腾出点声响来。
对于死亡，我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系于天命”，啥时死是老天爷的事，不必过于纠结。这给了自己一种活着时的“使命感”；一种死是自决，这是个体做出的最后决定，如屈原之死，如文天祥之死，如谭嗣同之死，如琼瑶之死，等等，都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感觉生命再没有任何尊严可讲，再没有任何留世的意义，或许也会做出类似的决定。以何种姿态辞世，是生命最后的自由。不能决定生，但能决定死，这也是人作为自己人生编剧、导演和主演的最后谢幕。
陶渊明早把这道理说得透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大化就是天命，该走时就走，不恋栈，不惊恐。这是自然之死的至高境界，把个体生命交付给天地运行的节奏，像秋叶落、流水去，本然如此。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谁也说不准。把死交给“天意”，能让人减少焦虑，不整天神经兮兮地算日子。那是杞人忧天，没有任何价值。同时我又认为：人活一世，终究不是一片随波逐流的叶子。当生命的内核——价值、尊严、意义——遭遇根本性的动摇，主动赴死便不再是逃避，而是一种对命运的积极回应。屈原怀石沉江，不是被水吞没，而是以江水为纸，写下最后的绝笔。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主动把死变成了精神的丰碑。这种主动，是对自然之死的超越：既然死的必然无法改变，那么如何死、以何种姿态死，就成了生命最后的自主领地。
中国民间最朴素的生死观，是把终极的未知交给更高的力量“老天爷”，从而卸下日日忧惧的重担。屈原们主动放弃生命之所以伟大，歌颂的不是他们对生命消极的放弃，而是歌颂他们对生命质量的最后捍卫。当活着只剩下生理的延续，当意义感彻底熄灭，做一名“行尸走肉”反倒不如主动选择离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我这种看似矛盾的生死观，是既不执著于必须活到天年，也不执著于必须由自己掌控死期。而是在天意与自主之间保持一种流动的平衡。顺其自然地活，也顺其自然地走，这便是老子所说的“道”。该争取时争取，该放手时放手，这便是一种对生命的“主动”导演。我特别佩服庄子在妻子去世时的鼓盆而歌，他不是无情，而是把生死看得通了、透了。
超脱不是不在乎，而是把在乎放对了地方。不把力气花在终日计算死期的恐惧里，而要用在活在当下，在乎此时此刻活出滋味；不把执念拴在肉身的长短，而放在精神的重量上，让生命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价值。当一个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铺展得足够充分，那么无论死期从天而降还是由己选择，都不过是一个句号。而句号之前的那篇文章，已经写完了该写的一切，这便是生命的意义。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不得不死的命运里，请活出一点主动的姿态；在终究要散的宴席上，请留下几缕值得回味的余香。天意与自决之间，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生命从必然走向自由的梯子。这张梯子引导着我，一步一步地攀登，走向死亡的彼岸。从被动地接受死亡，到主动地安排死亡，再到超越死亡本身，最终抵达一种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方式离去，都心安理得的超然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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