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彬：山西榆次古代汉城墙遗址的调查与保护
李宏，关注乡土历史遗存的媒体人，是最早报道、呼吁推进山西榆次汉代城墙遗址保护工作的记者。通过新闻报道发出保护呼声，推动社会各界重视榆次汉城墙珍贵历史价值，为古城文脉留存积极奔走。2013年11月18日，黄河新闻网记者李宏撰写了题为《晋中热心市民建议建设古汉城墙遗址公园》的报道，并刊登了我的建议书，这是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榆次汉城墙的现状。
原文发表于E史学2017年4月26日 09:00
❖作者：段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人文田野》第七辑，巴蜀书社2016年1月出版。
❖本期主编：颜岸青，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因文章过长，注释从略，详参《中国人文田野》第七辑原文。此次发布，作者对原文进行了部分修订。）
主编按语：关于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业师胡阿祥教授在《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一文中概括为“复原”、“变迁”、“分布”、“差异”四个关键词，在这四个关键词中“复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而对历史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复原，既需要广泛阅读文献资料，又要立足于田野调查，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过程中感知的文物资料、地形地貌相结合，才能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对于历史时期城市的复原，段彬同学的《山西榆次汉代城墙遗址的调查与保护》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该文从五个方面将榆次汉代城墙遗址的四至方位、城墙走向、遗址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如何开展保护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全文结构清晰、思路新颖，特别是作者立足于自己田野考察的实际情况，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有相当部分城墙遗址今已不存），让我们对汉代榆次城墙遗址有了新的认识，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论文。
01
初识汉城墙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晋中市榆次区城区内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除了元代的城隍庙大殿外皆为明清时期的遗存。2012年5月26日，我在翻阅《榆次文史资料》时，发现其中提到了在“砖窑街晋中艺术馆西面”，有一段古城墙，“长四十二米，宽一点五米，系汉代所筑。1988年7月，市政府公布该城墙为榆次市第二批重点保护文物。”随后，我又查阅了《晋中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显示有“古城墙（一段）”，地址为“砖窑街晋中艺术馆”，文保级别为榆次市文物保护单位（县级）。这条前所未闻的信息令我感到十分新奇与惊讶。此前我早已知道，秦汉时设立的榆次县城，曾在隋开皇二年（582）更筑城墙，旧城的西北部分被废弃，东南隅则一直沿用今，看来这段古城墙便是淡出历史长河已经1400余年的榆次故城城垣了。
▲作者：段彬同学
于是，暑假回到家乡榆次后，我开始了对这座城址的第一次寻访。2012年7月27日，当我骑车来到砖窑街后，发现这里布满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所建的低矮平房和横七竖八的小巷。由于家住城西，我对位于城东的这一片区并不熟悉，加之时间仓促，此次简短的寻访没有收获重大成果。仅在一处民居的院墙中间发现一座高3—4米，宽约2米的土堆，疑似为城墙断面，但是当时还无法证明。难道资料中42米长的汉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了吗？在此之后，找到这段汉代城墙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心里。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3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同样关心历史文化的朋友刘文学谈起此事，他当即表示多年前曾在晋中群众艺术馆内学习，清楚地记得馆内有一堵土墙。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2013年8月15日上午9:28，我们骑车到达砖窑街二巷的晋中群众艺术馆，开始了对汉城墙的第二次寻访。在刘文学的带领下，我们在群艺馆的西墙根看到了一堵高约3—5米，长约20余米的南北向的土墙，墙的东侧底部被群艺馆的围墙砌了进去，墙的西侧紧贴着附近民居。沿着土墙往南走，绕到群艺馆大门外，我们在西侧的民居中看到了这堵土墙的南断面，宽约1.5米。当我们绕过附近民居向北走，试图去查看土墙北断面时，在邻近的羊毫街北巷有了更加重大的发现——不仅发现南北向土墙在民居中还隐藏着长约10米的一部分，再加上已损毁的10米大致符合资料中提到的42米的长度；更重要的是其北端还与一段长约20米的东西向土墙相连，这段土墙颇为高大雄伟，而且不在已登录的文保范围内，最近正在进行的拆迁改造刚刚拆除了附近民居，才使其重见天日。从墙的外侧立面观察，我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段夯土墙。东西向土墙的东端，也即南北向土墙的北端，被挖掘机挖成了内凹的形状，无法得知其原貌。东西向土墙的西端向北突出，形似城墙的马面。
▲ 城墙细部
在考察过程中，我先后向一名群艺馆的工作人员和两名居民询问情况，但是得到的答案都是：附近居民迁居此地大都是近几十年的事，他们对“土山”的情况也不了解，因此暂时未能得到有效的口述史料。回到家中后，我开始了文献上的查找，发现在1955年的《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中，刊登有一篇名为《山西榆次市郊发现古城遗址及古墓葬》的简讯。通过该文对城墙位置和形态的描述，结合我现场的考察、卫星地图的定位测量，以及史志资料的记载等多方面的核对，我最终得以判定，位于砖窑街二巷和羊毫街北巷呈L字型的土墙，就是隋以前榆次故城的城墙遗址。我们意外发现的那段在文物资料上未曾提及的东西向土墙，也是1955年调查中发现的城墙的一部分。
02
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确定了汉城墙遗址位置后，我又连续两次对该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在这两次考察中，我逐渐发现，那段东西向的城墙远不止第二次考察时所看到的20米。随着该片区的拆迁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露出的墙体越来越多，可看得到的城墙断断续续向西延伸，总长度达320米左右，和1955年调查资料基本吻合，其中最西侧的约50米被包砌在市委宿舍的围墙内，水利局宿舍和水利局烟囱后的墙体则已不存，出现了两个约30—40米的较大豁口[]，城墙仍有约250米较为完整。虽然经过了人为的破坏和岁月的洗礼，城墙上布满了窑洞、杂草、树木、围墙甚至房屋，但仍不失其雄伟气象。
经过这三次实地考察，我基本摸清楚了汉城墙现存遗迹的情况，获得了较多的空间结构方面的感性认识，基本可以确定：截止2013年夏，在榆次区砖窑街二巷和羊毫街北巷，仍残存着一段东西长约250米、南北长约30米的汉代古城墙遗址。GoogleEarth提供的经纬度坐标大致是：东经112°44’45.4—112°44’58.6，北纬37°41’23—37°41’20.3。对照1955年“东西长约三二〇公尺，南北长约四百公尺”[]的调查数据可知，五十多年来，东西向城墙的变化不大，南北向城墙则损毁严重。回想2012年我第一次寻访城墙时看到的那个高3—4米，宽约2米的土堆，恰好位于现存南北向城墙的正南端约25米外，应当就是南北向城墙的一段孑遗。
▲ 2013年8月榆次汉代城墙遗址示意图
砖窑街城址的田野考察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开始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比对，发现有两个突出的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古城墙的始建年代，真的是汉代吗？汉代建城说主要源自旧县志，1954年山西文管会的调查简讯也表示认同。不过也有县志曾对此提出过异议，如乾隆《榆次县志》：“榆次之城筑，战国之际已有之”；同治《榆次县志》：“榆次之城，战国时已有之。省志谓城自汉筑，盖未考耳。”综合以下几点理由，我对后一种观点更为认同。
首先，战国时期，榆次之名与榆次之城已明确见于文献。《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史记·秦本纪》：秦庄襄王三年，蒙骜“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可见榆次最迟在公元前361年前即已形成城邑，且最迟在公元前247年前已筑有城墙。
其次，墓葬区的情况也可作为旁证。就目前已公布的简报来看，城东猫儿岭墓群中最早的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这也与文献中出现榆次之名的时间相吻合。而且在已发掘、探知的墓葬中，战国中晚期、秦汉之际及西汉时期紧密相连，中间没有缺环，可见附近居住区自战国至秦汉也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爬梳方志，汉代建城说的文献渊源可溯自明初。洪武《太原志》中说“古榆次城，在榆次县城外，周二十一里，汉故城也。今县在东南隅。”根据史书地志的用语习惯，“汉故城”、“汉旧县城”等用语只是对政区沿革的追述，而不能作为建城年代的依据。然而到万历《榆次县志》，相关表述由“汉故城”变成了“创于汉”；到了乾隆《榆次县志》又变成了“汉时筑”。这一措辞的变化是否暗示着信息流传讹变的可能？
▲ 表1 明清方志对古城墙表述的变化
第四，榆次古城的城垣“周二十一里”。从汉代开始，城郭建造已受到行政等级的制约。汉代县城城墙的普遍周长是1000—3000米，郡城为3000—5000米。县城城墙中规模逾制者，多为东周时遗留的古城址。到了汉代以后，作为内地普通县城的榆次不可能建造起如此庞大的城垣，只有在城墙等级制度尚未明确、且存在军事需求的战国时期才最有可能。
第五，通读1955年的简讯可知，当时的考古调查工作没有深入展开，并没有分析城墙内是否存在叠压的文化层。最后得出“汉代建城说”的主要依据只是县志的记载和少量表层的遗物。
因此，就目前的资料来看，砖窑街城址的始建年代当在战国，从汉代到北朝历代沿用，应当有所修葺，直至隋代缩小城垣时被废弃。至于这一结论的准确性，还需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的验证。所以，在新的考古工作开展之前，我们仍沿用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上的说法，暂时称之为汉代古城墙，以免造成称谓上的混乱。
▲ 洪武《太原志》中的《榆次县图》。可以看到在明代县城的北面，古城的北城墙仍然完整保留。今砖窑街城址，即为图中古城的东北角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古城墙遗址数百年来的变迁轨迹。自隋代至明初，古城遗迹的情况已难以明晰。现存最早的资料是洪武《太原志》中所附《榆次县图》，图中绘出了古城的位置。据该图可知，直至明初，旧北城墙仍非常完整，西城墙和东城墙也还有部分遗存。[该图时代久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仅为示意图，在地物的位置与相对关系上有较大的误差。比如旧东城墙和明代东城墙本应处于同一经度，然而图中却相差甚远。]现存的砖窑街城址，就是地图中所绘古城的东北角，即北城墙的东段和东城墙的北段。
明清时的五部《榆次县志》都没有记载当时古城墙的具体保存状况，只有“遗址屹然”、“余址犹存”之类的描述。不过，我们尚能通过以故城为参照物的庙宇、墓葬等地物方位的记载找到相关线索。比如洪武《太原志》载有：“龙门庙，在县西三里故城上。”同治《榆次县志》载有“明祭酒阎朴墓在县西北一里许古城之阳”；民国《榆次县志》载有：“……古城堰，在今北关正太车站，东起东风口，西迄西风口，余址犹存。”根据这些资料，明初到明末清初，尚有寺庙、墓葬以西城墙作为地标，说明清初西城墙还有遗址存留；清中期后，已不见西城墙的相关信息。北城墙则自明代至民国皆有记载，至民国时，中段仍有遗存。东城墙虽没有留下记载，但根据建国后的情况来看，应大体完整。
建国前后，砖窑街城址开始被破坏，据上世纪40年代末迁居此地的王玉香回忆，古城墙附近有个砖厂，工人盖房居住，不少房子依古城墙而建。孩子们为了玩耍，在城墙外壁挖土窝子，方便爬墙踩踏。1955年考古简讯称，由于开辟耕田与街道等原因，古城墙“已挖有极大的豁口与窑洞”，截止此时，北城墙尚存320米，东城墙尚存400米。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古城墙所在区域迎来建设高峰，在这前后，城墙逐渐被居民区和各单位的建筑所侵占、包围，东城墙大部分被毁，基本形成2013年所见到的规模。综上，明以后汉城墙的存留状况则大致可以勾勒出来了。
▲ 表2 榆次汉城墙遗址的变迁
总而言之，无论其始建年代的早晚与规模的大小，现存的砖窑街城址作为隋以前榆次城垣的东北角，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该遗址不仅是榆次区现存最古老的地上文物遗存，也是现存城区内唯一的隋唐以前的建筑遗址，可谓是晋中市的“城市之根”，对于晋中市城市变迁的研究具有关键性意义。如果该遗址彻底消亡，榆次可以看得见的历史，将缩短整整1000年以上！
03
古城墙危在旦夕
我能够重新找到旧城墙的遗迹，也算是一个巧合。如果不是棚户区改造拆掉了城墙外围的民居，我可能至今仍未能一睹城墙的庐山真面目。随着拆迁范围的扩大，所能看到的城墙遗址也越来越长。但是兴奋之余，我的心头也隐隐升起一丝担忧，这座在常人眼中并不起眼的“土山”会不会也被纳入拆迁改造的范围内？出于这种担心，我觉得我应该有所行动，防患于未然。
2013年9月17日，我首先通过微博的形式向各有关部门反映汉城墙的情况。先后得到了晋中市文物局和园林局的回复。然而前者的答复竟然是：“此段遗址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未登录为不可移动文物，对于它的损毁，我们也同样遗憾”；后者则表示“已向领导反映”，之后便没有了下文。
▲2013年12月在城墙遗址东南方向发现了古墓群（现已不存）
2013年9月27日，我在百度榆次贴吧发表了一篇名为《榆次现存最古老的地面遗存，还能存在多久》的贴子，呼吁市民关注文物，并希望能征集到古城墙更多的信息。发帖后，不少关心榆次历史文化的网友参与了讨论，还有两位网友进行了实地调查，拍摄了最新现状。
经过进一步的资料收集整理，2013年11月2日下午，我撰写了《关于建设汉城墙遗址公园的建议》。随后，分别发送到了中共晋中市委和黄河新闻网的电子信箱中。在该建议书中，我陈述了古城墙的保存现状和历史价值，简要介绍了国内其他城市处理类似问题的成功做法，建议围绕古城墙建设一座小型的遗址公园，这样既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提升了城市文化底蕴，又扩大了城市绿地范围，还可以解决目前北关地区居民缺少公共活动空间的现实需求。
2013年11月18日，黄河新闻网记者李宏撰写了题为《晋中热心市民建议建设古汉城墙遗址公园》的报道，并刊登了我的建议书，这是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榆次汉城墙的现状。2013年12月23日，砖窑街施工改造中，继1955年后再次在古城墙附近发现古墓群，黄河新闻网发表了题为《晋中城区砖窑街改造工程现场现古墓》的报道，报道建议墓群的发掘保护和汉城墙遗址公园的建设可以联系起来，并称“晋中热心市民建议建设古汉城墙遗址公园有望实现。”2013年12月20日，我发往晋中市委的建议书得到市委政研室的回复，回信中称：“根据张书记批示，我室联合文物局对汉城墙进行了考察调研，现形成调研报告。”
▲2014年4月2日上午，挖掘机正在古城墙上作业
2014年1月14日和1月16日，利用寒假假期，我再次到砖窑街二巷和羊毫街北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古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墓室已经回填，探方和9处墓道口依然清晰可见。其中一座古墓的砖雕斗拱仍然裸露在外，甚至有破碎的斗拱散落在地上，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为宋金时期黄河流域常见的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城墙遗址则完全保持2013年夏天时的原样，城墙附近的居民区已基本拆除殆尽，该片区的改造也已经停工。基于市委方面的信息反馈和工地停工的现状，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想既然市领导已经获知此事，我作为一名历史专业的学生已经完成了应尽的责任，今后对古城墙的保护和开发工作自然会由党和政府来负责。我对古城墙的关注也暂时告一段落了。
2014年4月2日上午10:24，我利用清明节假期回乡的机会，又一次来到羊毫街北巷，本拟对北城墙西段的情况再作进一步调查。然而，眼前出现的一幕让我彻底震惊了：三台挖掘机正在汉城墙遗址上进行紧张地作业，北城墙东段约180米保存完好的城墙已经彻底夷为平地！照此速度下去，可能短短一周之内，砖窑街古城墙遗址——榆次两千年建城史的唯一见证，将彻底不复存在！
04
艰难的博弈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如此一座两千年的历史古迹人为毁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4月2日当天中午，我从古城墙遗址现场回到家中后，立即通过电话联系了市委政研室、市委社情民意办公室、规划局、城建局等多个部门，向他们阐明古城墙的紧急情况。
在我提交建议书时，政研室的杨大伟同志曾留下手机号码，所以我首先和他取得了联系。
对于古城墙被毁的事情，他也感到意外，但同时也表示政研室并不是实权部门，建议我联系市委社情民意办公室。电话再次拨通后，社情民意办的工作人员把市委下达的文件念了一段，大意是古城墙具有历史价值，政府会采取措施进行原址保护云云，我打断了她的话，说：城墙已经被推倒啦！她在惊诧之余，也没说出什么办法。我说这件事张书记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文物局和政研室不是也提交过报告了吗？那张书记看了报告后有什么指示吗？她说张书记每天那么忙，不可能每件小事都放在心上，建议我问问规划局和文物局，说这两个部门具体负责此事。于是，我又拨打了规划局的电话，该局的李主任是唯一一位对此事表示关切的领导，她听完我的陈述后，觉得事发紧急，建议我们分头行动，她去联系文物局，让我再联系城建局的魏局长。但是城建局的接话员却拒绝了我联系局长的要求，说这种事情直接找拆迁办就好了。我只能再给拆迁办打电话，结果却没能打通。当天下午，市文物局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这个地方该怎么走，文保工作失职的程度又一次令我咋舌。据文物局工作人员称，不久前该局刚刚被降为二级局，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权力参与市政府的决策，很多事情也是无可奈何。就这样，一天下来，我和政府各部门“车轮战”式的交涉结束了。我不仅收到了手机欠费的账单，更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随后，我上网查看了政府对该片区的规划图，古城墙所在位置上，赫然绘制着5幢30层左右的高楼。
▲ 北城墙东段约180米保存完好的城墙已经被彻底夷为平地
第二天（4月3日）是我的祖父母举行合葬典礼的日子。在先人墓前，我下定决心，这件事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常言不知者无罪，但作为事件的知情者，如果不去试图改变现状，我会一辈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和深爱的故乡。当天16:40，我在网络上发出了关于汉城墙被毁现状的微博，引来了晋中官微和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的关注。
4月4日，著名民间文保志愿者唐大华发出了《动员志愿者关注山西榆次汉代古城墙被拆事件》一文，号召文物保护者捍卫榆次古城墙，并为我联系了长期关注文保工作的中国新闻社的记者胡健。4日中午，胡健对我进行了第一次电话采访。随后，我又联系了晋中电视台的“晋中零距离”栏目组。下午两点，我随同两位晋中台记者前往古城墙遗址实地调查，我们看到对城墙的破坏仍在继续。同一时间，我将最新信息打电话反馈给中新社胡健。下午五时，中国新闻网刊登了汉城墙被毁后的第一篇曝光文章：《山西晋中汉城墙遭毁，民众吁拯救千年历史遗存》，随后各大媒体纷纷转载。通过记者胡健的调查获知，该片区由山西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项目开发。早在2013年该项目制定之初，住建部门及相关部门对所在地进行过实地勘察，已经了解了有关汉代古城墙的情况。
▲2014年4月6日，网友尹图拉拍摄的城墙遗址现状，现场毁坏严重，考古勘探工作正在开展
在舆论压力下，榆次区委新闻中心4日晚对汉代古城墙被毁做出回应称，目前晋中市文物部门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初步勘察，该地段施工也已叫停。当晚21时，中新社第一时间刊登出了第二篇报道《山西官方回应汉城墙被毁：城墙地段施工已叫停》。
2014年4月9日，山西省文物勘测中心副主任王勇表示，已对城墙周围近7000平方米的范围展开勘探。晋中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表示，1988年评定文保单位时遗漏的近300米的土墙，经仔细调查发现，在土崖约5—6米以上处有夯土层，结合史料，初步判断其为古城墙夯土遗存。随后，中新社再次发布后续报道：《疑似千年汉代城墙被挖续：文物部门已勘探7000平米》。
经过此番博弈之后，原本尚存近300米的旧北城墙被拦腰斩断，只剩下了一半，而且被损毁的恰恰是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分，东段也被打开一个缺口。东城墙则除了北端受到一定损毁外，总体来说受到的破坏较小。不幸中的万幸是相关工程已被迫停工，对汉城墙遗址的破坏终于停止了。一个月后，我再次通过微博询问政府对汉城墙的进一步处理意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 2014年4月汉城墙遗址示意图
2014年5月中下旬，山西晚报记者梁成虎对我就汉城墙相关情况进行了电话采访，同时进行了相关的实地调查。5月27日，《山西晚报》发布了《榆次古城墙遗迹保护记》，刊登了整整一个版面。这篇报道汇集了对当地老居民、我以及文物局领导的采访内容，详细记述了古城墙被毁事件的始末和各方的观点意见。
至此，我力图保护古城墙免遭劫难的行动基本结束了。在这次的调查与保护行动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保护古城墙的合法权益，最大的难点在于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确性。而这种不明确性可以说完全是由于文物部门普查工作的疏漏造成的。1988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由于民居对古城墙墙体的遮掩，文物部门仅将南北向的东城墙的南端25米纳入文保范围，东西向长达近300米的北城墙竟然被遗漏；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更令人匪夷所思，据榆次区文物旅游局副局长闫镇说：“我们的文保员到砖窑街二巷古城墙进行实地勘探，发现古城墙几乎被建筑物包围覆盖，后来，我们认为古城墙可能已经损毁，因此没有列入普查名录。”随后，仅凭一句“可能已经损毁”，文物局撤销了古城墙1988年认定的榆次市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格。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保护古城墙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顿失。当突发事件出现之后，我们根本无法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文物的安危。此次古城墙被毁事件中，严重破坏文物的相关施工单位不仅未能受到任何法律惩罚，文物部门甚至利用1988年文物登录时的漏洞，罔顾文献记载与考古调查的结果，公然否认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此次施工对文物产生破坏的事实。
05
后续的考察与反思
2015年2月3日，我的朋友刘文学、黄浩又一次前往汉城墙遗址查看，通过他们的照片得知，一年来汉城墙遗址基本维持现状。2013年12月发现的古墓群原址上则建起了一座清真寺。
2015年2月17日，在途经榆次区东顺城街时，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东侧的一堵土墙又一次触发了我的思考。这段土墙位于北纬37°41′06″，东经112°49′59″。底长约6米，南段上部已损毁，高约3米，宽约10余米，同样被附近民居所包围，难窥全貌。我隐约有一种感觉，这段土墙和汉城墙会不会存在着某种关系？回到家中，我通过卫星地图发现，这段北距砖窑街城址约500米土墙与砖窑街东城墙北段遗址以及新集街明清东城墙遗址基本位于同一经度。而明清榆次东城墙正是在旧东城墙南段的基础上修建的，由此推测，东顺城街的这段土墙也极有可能是一段在文物普查时遗漏的旧东城墙的孑遗。3月16日，我委托身在晋中的刘文学再次前往实地调查，该片区居民大都已经搬走，刘文学寻访到一位60岁的本地老住户，他就居住在土墙东侧。他肯定了这段土墙就是古城墙的一段。据他回忆，他童年时这段土墙还要长得多，市医院修建停车场时拆除了一部分，附近居民也常在城墙上取土，日积月累，成了今天的样子。
▲ 2014年5月27日，《山西晚报》发布的《榆次古城墙遗迹保护记》
这段城墙遗迹的意外发现，让我觉得其他区域或许也有零星城墙遗迹的存留。于是，利用7月暑假的时间，我按照自己初步推测的城址复原图，沿着城墙可能存在的区域进行了一次地毯式地搜寻。7月16日，再次发现了一处疑似城墙遗址。新发现的土墙位于大同桥东侧，北纬37°41′17.90″，东经112°43′59.66″—112°44′00.70″，正好坐落在羊毫街北巷城址的西沿线上，夯土迹象明显，可知为故城遗迹无疑。整段土墙可分为两段，其中西面20米的仅存根基，上为民房，东面20米则仅存上部，根基被另一户民房砌入砖中。这两家建房时应是就地取材，从土墙上直接取土，并依托夯土墙，将正房与之砌为了一体。这一带全部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建设的砖房，只有两间土房十分突兀，因此我才能注意到。
以上就是我从2012年5月至2015年7月历时近三年，前后约十次实地调查榆次故城城墙遗址的全部过程，以及争取古城墙免遭毁灭所做的努力。回顾这一系列的经历，我收获了很多。尤其是在保护古城墙的博弈中，我领略了“尸位素餐”一词的现实写照，也感受到了众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民间文保志愿者的胸怀；我成为了某些人口中想要“讹钱”的“拆迁户”，也得到了一大批关心历史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与祝福。凡此种种，真令人倍感唏嘘。
古城墙的调查与保护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山西是中国地上文物第一大省，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2处，高居全国榜首。就本文涉及的汉城墙来说，山西约占全国已发现的汉代城址的九分之一多。在今年的两会召开期间，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说，山西古建具有“数量多、分布广、等级高、险情大”的特点，国保级的古建筑有险情的大概占27％，省保级的占40％，而市县以及一般性的文物有险情的占80％左右。
▲ 砖窑街汉代东城墙遗址、东顺城街土墙和新集街明清东城墙遗址位置示意图
在古建保护领域，山西就是中国的缩影。像晋中市这样的中西部中小城市，文物保护工作不仅存在着体制性的缺陷使得文物单位难有作为，甚至不愿作为；而且存在城市文化意识较差、经济能力薄弱、地方利益纠葛严重等现实的困境。从文物的普查、定级、利用、管理，到出现险情前的预防，发生事故后的修缮、追责，各个环节都没能实现真正有效的制度化。如果没有我2012年来的田野考察，被人遗忘的古城墙可能早已在拆迁改造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如此看来，榆次古城墙的例子仅仅是管中窥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由于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原因，23年间我国约有4.4万处曾登记过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年均消失约2000处。这其中恐怕不乏相当一批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存。
今年年初，柴静的一部《穹顶之下》让千千万万的国人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迫在眉睫。然而如何保护我们的人文环境，守护民族的精神命脉，同样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当具有的意识。今天的中国仍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如何有效提高政府和全民的文保意识，并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手段保障文化遗产的命运，不要让榆次古城墙的悲剧重演，仍然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
排版：@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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