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曲词照山河于右任笔下的民族血性与担当 | 秦小评|于右任|先生|民族|秦小评|行书|魏碑

每到8月15日这个日子，我总会想起那位银髯飘拂、身着长衫的于右任先生。

于右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66岁的于先生一气写下了二十首《中吕·醉高歌》。前十章追忆陕西靖国军旧事，后十章庆祝抗战胜利。今夜重读这些句子，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夜晚形诸笔墨的激越心情。

《中吕·醉高歌》原文：

“万家爆竹通宵，人类祥光乍晓。百壶且试开怀抱，镜里髯翁不老。”

开篇即是一幅全民欢庆的壮阔画卷。写尽举国上下彻夜狂欢的热烈。一个“乍”字，点出和平曙光初现的珍贵——那是穿过八年战火乌云的第一缕阳光。于先生像一千多年前的杜甫一样“白日放歌须纵酒”“漫卷诗书喜欲狂”。“因欢乐而年轻的髯翁，在那一刻忘却了六十六岁的年纪。

“金刚山上云埋，鸭绿江心浪摆，卢沟月暗长城坏，胡马嘶风数载。”

笔锋一转，回到抗战的起点与全程。“金刚山”“鸭绿江”“卢沟桥”“长城”——这些地名串联起十四年抗战的地理版图。“卢沟月暗长城坏”写卢沟桥事变与长城抗战，“胡马嘶风数载”写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多年的惨痛。

“黄河水绕边墙，白帝云封绣壤，万灵效命全民向，大任开来继往。”

“黄河水绕边墙”写的是中国军民依托黄河、长城顽强抵抗。“白帝云封绣壤”，山河锦绣却遭战火笼罩。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大任开来继往”则是于先生对后继者的期许。

“区区海峡波惊，莽莽红场月冷，兴亡转瞬归天命，不作降王系颈。”

“区区海峡”指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海峽，“波惊”写海战之激烈。“莽莽红场月冷”，此句后人多解读为苏联红场，暗示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不作降王系颈”——中国绝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君主投降、俯首系颈，这是民族气节的宣言。

“谁弹捷克哀歌，谁纵波兰战火，诸姬尽矣巴黎破，两面鏖兵曰可。”

此章将视野扩展至欧洲战场。捷克、波兰、巴黎——这些地名记录了纳粹德国的侵略。“诸姬尽矣”用《左传》典故，喻欧洲诸国相继沦陷。“两面鏖兵曰可”是指中国与盟军两面作战，终于扭转了战局。

“欧洲守望何人，群众哀号隐隐，海洋巨霸从今尽，来日之歌笑引。”

“欧洲守望何人”写欧洲战场之惨烈与盟军之担当。“海洋巨霸从今尽”预示日本海军力量的覆灭。“来日之歌笑引”——胜利之后，当以欢歌迎接未来。

“当年兵火流离，口渴谁来送水，渔人晒网樵夫睡，都是离宫废垒。”

此章以白描手法写战争创伤。“兵火流离”四字，概括了无数家庭的颠沛流离。“口渴谁来送水”——极平凡的细节，却道尽了战乱中百姓的无助。“渔人晒网樵夫睡，都是离宫废垒”——昔日繁华之地，如今只剩废墟，渔人樵夫在残垣断壁间度日。

“至诚不外无私，真理方知有始，受降城下逢天使，大道之行在此。”

“至诚不外无私”是对胜利原因的哲学总结——正义战争终将获胜。“受降城下逢天使”写日本投降仪式。“大道之行在此”——《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于先生将抗战胜利提升到了人类文明的高度。

“高原木落天宽，故国风和日暖，等慈寺下歌声断，常使英雄泪满。”

“高原木落天宽”写秋日西北高原的开阔景象，“故国风和日暖”则是胜利后山河重光的温暖。“等慈寺下歌声断”——等慈寺在河南荥阳汜水，李世民为了超度虎牢关之战阵亡将士而建，立有颜师古撰并书的《等慈寺碑》，1944年毁于日军炮火。“歌声断”是对侵华日军破坏历史文明的控诉。“常使英雄泪满”——胜利的时刻，英雄们流下的泪水，比战场上的血更让人伤痛。

“自由成长如何，大战方收战果。中华民族争相贺，王道干城是我。”

为自由而战的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终于收到了胜利的果实。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举国同庆。“王道”即以德服人的中华文明理想，“干城”即捍卫者。中华民族既是五千年文明的承载者，也是捍卫这片土地的干城。这首诗是于先生最得意的佳作，多年后他仍常为友人书写。

二十章读罢，最令人感佩的，是于右任先生将个人记忆、地方历史与民族命运熔铸于一炉的叙事。前十章写陕西靖国军与西安围城，是地方性的、个人化的记忆；后十章写抗战胜利，是民族性的、时代性的大叙事。两者之间，贯穿着同一条精神血脉——从“自由之战经年”到“自由成长如何”，从“呼唤中华运转”到“王道干城是我”，一个读书人用笔墨完成了对历史的记录、对时代的回应。

不仅把抗战胜利的欢喜诉诸乐府、形诸笔墨，成就一件记录时代、传承文脉的绝世佳作。其实，于先生是在用书法展现一位文化人的风骨与担当。1930年于先生有诗道：“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人们对此难以理解，不就是写个字嘛，好好地哭什么？

于先生之所以偏好魏碑，是因为他和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中华民族自宋代起就有了重文轻武的倾向，到了清末更是到了不堪回首的境地。为此他和孙先生都极力提倡学习、研究魏碑，以期国人从连年征战的北魏拓跋氏游牧民族的书法中领略到有特有的霸悍之气——那是一个游牧民族跨上马背、驰骋中原时留下的笔迹，森挺的棱角里带着我武惟扬的精神，撇捺开张间全是乐战轻死的豪气。于先生从这些斑驳的石刻中，读出了一种被遗忘了太久、而中国人最缺的东西——“尚武精神”。

这“尚武”二字，不是穷兵黩武，而是一个民族面对强敌时不肯弯腰的刚健，是生生不息、铮铮而立的血性在碑石上的回响。于先生中年时期所写的奇崛霸憾的魏碑体楷书、行书正是极具阳刚之美的"尚武"精神的意象化产物，他把楷书、行书的表现力推到了最为雄浑恣肆的新境界，他研习魏碑的书学理念也是中国书法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和很多书法大家不同的是，于先生并非站在艺术的立场学习魏碑，以此来求新求变，他则站在振奋民族精神的视角学习魏碑，把书法的审美理念与振奋民族精神结合起来，给书法审美以深沉的精神内涵——笔墨的挥洒也可以成为唤醒民族精神的号角。他的笔墨，从来不只是线条的艺术——它是历史的刀锋，是文人的筋骨，是一个读书人在大时代里的呼吸与心跳。

伟大的作品所记录的是历史的重量，传承的是文脉的体温，是一个高尚灵魂面对时代的真实回应。于右任先生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书法家最终要写的，不仅仅是字，而是自己——是一个有筋骨、有温度、有担当的自己。

这份启示，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来说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