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漂亮国，为什么批评和恶搞公众人物不会被xia架？|唐纳德·特朗普|大漂亮国|沙利文|美国最高法院

在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媒体和民众在批评、恶搞gong 植人员和公众人物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利保障。反过来，gong 植人员和公众人物想要通过侵犯名誉或诽谤罪等名义 gao 赢媒体或普通人，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以特朗普为例。

《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CNN和BBC等世界知名媒体，都刊发过批评特朗普涉嫌收受不法资金、与爱泼斯坦私交甚密等报导，特朗普也都以诽谤的名义起诉过这些媒体，并索要高额赔偿金。然而，这些官司几乎都以特朗普败诉收场，媒体不仅不需要赔偿，其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也不受任何影响，既不用撤稿，也不用处理媒体方的相关责任人。

为了避免社会走向Autocracy，FreedomofSpeech是美国的国策，因此，媒体和个人拥有自由批评美国zf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反过来，zf和公众人想要维权成功的门槛却被定得很高。这样的现象，是由美国xian法第一修正案决定的，其目的只有一个：最大程度地确保舆论能够监督quan力。

为什么美国法院大多不支持公众人物起诉恶搞他们的民众？这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时报》诉L.B.沙利文案”。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倾听他们日益高涨的呼声》（“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政治倡议广告，这篇文章针对亚拉巴马州等一些南方州的jc，用暴力镇压参与民权运动的非裔美国人一事，进行了强烈谴责。

该广告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州zf的强烈不满。

为了压制对zf不利的声音，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负责公共安全的官员L.B.沙利文，想了个坏招，他揪住报刊文章中的一些微小错误——比如，广告称抗议学生唱的是美国国家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但实际上唱的是《gong和国zhan歌》，又比如，广告称马丁·路德·金被亚拉巴马州jc逮捕了7次，但实际上只逮捕了4次等微小谬误，以“诽谤”的名义向州联邦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并要求赔偿50万美元（60年代的5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560万美元）。

在当时，这种压制批评zf声音的guan司，不仅《纽约时报》遇到过，所有敢为民权运动发声的媒体或个人几乎都遇到过。州zf的目的，就是利用报道中的瑕疵，给批评州zf的声音冠上“诽谤”的名头，并通过索赔天价赔偿金，把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弄到破产，从而鸭至舆论。

沙利文与《纽约时报》的这场guan司持续了4年，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就在沙利文认为自己胜券在握时，却出现了一个出乎整个美国社会意料之外的状况。

1964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以9:0的投票结果，一致同意驳回沙利文提出的诽谤诉讼，判决《纽约时报》胜诉。因为美国最高法院从这场官司中意识到一件事——如果支持沙利文的主张，意味着zf可以通过诽谤诉讼的方式打鸭舆论，这无疑会使美国社会产生“寒蝉效应”，让人们不再敢批评zf。这就与美国xian fa第一修正案中“保护FreedomofSpeech”的条例相违背，因此沙利文必须败诉。

大法官们还指出，在针对公共话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要求媒体或公众说出的每句话都绝对正确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要出现一点非主观恶意的错误，就让媒体或公众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媒体和公众势必因为害怕犯错而选择沉默。与此同时，zf人员手握quan力，天然地有压制媒体和公众批评的欲望，因此，想要从zf的鸭至中保护FreedomofSpeech，就必须确保那些非主观恶意的错误，并不属于诽谤。

《纽约时报》胜诉后，美国最高法院在x f 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确立了“实际恶意”的补充原则——如果gong职人员起诉媒体或民众诽谤，那么原告必须拿出切实的证据，证明被告具有真实恶意，存在捏造事实、扭曲真相等恶劣情节，否则就不构成法律上的诽谤事实。相应的，媒体或民众在发表批评时，如果只是存在核实不严、听取了错误信息，造成事实误差，或是出现吐槽、恶搞gong 植人员的现象，都不能算作诽谤。

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又通过几起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判决，例如著名的“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和“《好se客》杂志诉法威尔案”，将“实际恶意”标准的适用对象从zf和gong植人员延伸到了所有美国的公众人物，包括政客、企业家、演员、歌手、体育明星等。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的立法者认为，这些公众人物本身就拥有远多于普通人的话语资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为自己发声，为了确保公平，因此，公众人物必须接受比普通人更为严苛的审视和监督。

自那以后，美国的新闻和综艺节目开启了尖锐的郑智讽刺，并把吐槽、恶搞公众人物作为常态，保持至今。其中的翘楚，《周六夜现场》（简称SNL）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