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义乌知县赵大河站在县衙门前，看着一队队青壮年男子从赤岸、倍磊的田间地头走来。
他们有人还握着锄头，有人背着矿篓，有人腰间别着一把柴刀。
这一年，整个义乌县的男丁们正在做一件此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放下农具，拿起兵器，跟着一个从山东来的参将去打倭寇。
一
这一切要从一年前说起。
嘉靖三十七年六月，义乌县城南五十里的八宝山一带，忽然热闹起来。
永康盐商施文六带着一伙人路过这里时，盯上了八宝山麓的小山土，认定地下藏着银矿。
消息传开，永康的矿徒们蜂拥而至，在八宝山一带大肆盗挖。
义乌人世代耕种在这片土地上，岂容外人随意挖山破土？
两方人马从争吵到推搡，从推搡到械斗，冲突越演越烈。
这场械斗前后持续了四个月，直到十月秋收才告结束，死伤共计两千五百余人。
戚继光那时正在浙江台州担任参将。
他调来浙江不过三四年，却已经被一个难题折磨得夜不能寐——没有能打仗的兵。
嘉靖三十四年，他从山东调任浙江时年仅二十七岁。
到了浙江他才发现，卫所军早已腐败不堪，“不习战”三个字写在了每一份战报里。
那些世袭的军户子弟，承平日久，早已忘了怎么握刀。
朝廷从各地调来的客兵，骄悍扰民，比倭寇好不到哪里去。
龙山所一役，他亲眼看着部下溃散，一个人站在阵前高喊，身后空无一人。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的序言里写下一句话：“无兵而议战，犹无臂而格干将。”
没有手臂，怎么去格挡利剑？
他决定自己招募一支新军。
义乌那场持续四个月的大械斗传到他耳中时，戚继光看到的不是混乱，而是机会。
他在给总督胡宗宪的《练乌伤兵议》中写道：义乌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
他在后来的《纪效新书》中进一步评价这些人：“一战之外，尤能再奋战一阵”。
能在械斗中死战四个月的人，上了战场也不会轻易后退。
胡宗宪批准了他的募兵请求。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在义乌知县赵大河的配合下，亲自来到义乌赤岸、倍磊等地募兵。
倍磊村的大户陈大成第一个站了出来，带着族人和乡勇应募。
矿工首领王如龙也率众走出了深山。
金科、陈子銮、童子明等人相继加入。
经严格挑选，戚继光招募了约四千名矿工和农民。
那年冬天，这支新招募的部队进驻台州。
戚继光开始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编著《纪效新书》作为训练指导。
他摒弃花哨的武艺套路，一切以实战为准。
针对江南水网密布的地形，他创编了“鸳鸯阵”——一种十一人组成的战斗小组，长短兵器配合，攻防一体。
军纪同样严苛：禁止喧哗、禁止争抢首级、禁止扰民，违者重至斩首。
四千个义乌农民和矿工，就这样变成了一支军队。
当时还没有人叫他们“戚家军”。
这个名字是后来打出来的。
二
嘉靖四十年四月，倭寇大举进犯台州。
这是义乌兵成军后的第一场大考。
此前一年多的训练，能不能在战场上活下来，就看这一仗了。
四月二十六日，戚继光率军从宁海连夜赶路，第二天上午抵达台州府城时，五百余名倭寇已进至花街，离城仅四里。
两军在花街摆开阵势。
义乌兵列阵而出，鸳鸯阵第一次在实战中接受检验。
长枪手在前，藤牌手掩护两翼，狼筅手居中策应。
倭寇挥舞着倭刀冲上来，却发现面对的不是散兵游勇，而是一个个攻防兼备的战斗小组。
此战，义乌兵斩首三百零八颗，生擒两名倭首，己方仅牺牲三人——陈文清等三个名字，从此留在了阵亡名录上。
随后的一个月里，戚家军转战宁海、新河、花街、上峰岭、长沙等地，连续九战，九战皆捷。
史称“台州大捷”。
上峰岭之战，一千五百名义乌兵对阵两千余名倭寇，全歼敌军，斩首三百四十四颗，生擒五名倭首，己方仅牺牲三人——陈四等三个名字，又添在了阵亡簿上。
整个台州之战，戚家军累计擒斩倭寇一千四百余人，焚死、溺死者四千余人。
而义乌兵的伤亡，加起来不过二十人左右。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
打了这么多年倭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战损比。
义乌兵的名声，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但代价才刚刚开始。
台州大捷之后，倭寇并未彻底消失。
他们从浙江逃往福建，在那里重新聚集。
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奉命入闽。
义乌兵跟着他，从浙东的山海间，走向了福建的岛屿和丛林。
横屿岛，一个被倭寇盘踞了三年的海岛。
岛上地势险要，倭寇据岛而守，明军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戚继光观察潮汐规律，选择了退潮时进攻——海水退去，露出一片泥滩。
他让每个士兵背着一捆稻草，边铺路边前进。
等倭寇反应过来时，义乌兵已经铺出了一条路，杀到了倭寇的营门前。
此战，斩首三百四十八颗，俘虏二十九人，解救被掳男女八百余人。
己方牺牲十三人。
十三人。
在斩首上千的战绩面前，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对于义乌的某个村庄来说，那是十三个再也回不来的儿子、丈夫、父亲。
接下来是牛田之战。
戚家军击溃上万倭寇，斩首六百八十余颗，解救男女九百余人。
此战，义乌兵无一人牺牲。
林墩之战，斩首九百六十颗，淹死烧死倭寇三千余人。
这是义乌兵成军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战——阵亡九十余人。
《明史》记载了这次伤亡。
九十条命，换来的是一场大捷。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平海卫之战。
义乌兵与其他明军配合，歼灭倭寇两千二百余人，阵亡十六人。
同年稍后的仙游之战，击溃一万余名倭寇，斩首四百九十八颗，生擒一人，义乌兵牺牲童子明等二十四人。
从台州到福建，从花街到仙游，义乌兵每一战都以极小的伤亡换取极大的战果。
但“极小”不等于“没有”。
一场战斗牺牲几个人，十场就是几十个，一百场就是几百个。
更何况，还有那些在史料中没有被记录姓名的普通士兵——他们不是将领，没有人为他们写祭文，他们的名字甚至不会出现在阵亡名录上。
三
东南倭患渐平，义乌兵的征战却远未结束。
隆庆元年，戚继光奉命北上，镇守蓟镇，防范蒙古。
他带着部分义乌兵老将和先头部队三千余人赶往北方。
此后，义乌兵分批北调，参与修筑山海关老龙头、金山岭长城等军事工程。
他们从南方的水网稻田，来到了北方的群山长城。
从嘉靖三十八年到隆庆五年，戚继光先后四次到义乌招兵，共约两万人。
据史料和戚继光墓志铭记载，戚继光在整个抗倭和戍边过程中分五次总共征调了两万六千名义乌兵。
一个方圆不过百里的小县，哪里来的两万六千个壮丁？
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个义乌家庭，都有人被征召入伍。
第一次招走四千人时，义乌的父老乡亲夹道相送，充满了自豪。
可当朝廷一次又一次来到义乌征兵，当一批又一批青壮年离开家乡再也没有回来，夹道相送变成了“东村痛子，西村哭夫”。
戚继光本人用这八个字描述了义乌的景象。
战争给义乌带来了无上的光荣，也带来了巨大的死亡。
历年来走出去的几万义乌子弟，回乡的不到三成。
这句话的意思是——每一百个离开义乌的年轻人，有七十多个死在了异乡的战场上。
他们死在浙江的花街、死在福建的横屿、死在仙游的城下、死在北方长城的敌台前。
没有人统计过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史书记载的是将领的功绩、战役的斩级、朝廷的嘉奖。
那些被埋进无名坟茔的义乌子弟，在正史中甚至找不到一行字。
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据《义乌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义乌有人户两万八千九百七十二，丁口十四万三千九百三十二。
到了万历十九年，仅有人户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丁口七万一千四百九十七。
两百年间，人口减少了一半。
这当然不全是战争造成的，但义乌兵的大规模征调和惨重伤亡，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万历二十二年，义乌知县周士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痛心疾首地请求罢招义乌兵，“以拯一方之倒悬”。
一个知县，请求朝廷不要再从他的县里征兵了——因为再征下去，义乌就真的没有人了。
据载，此时义乌已是“八口之家，能耕者不过二人”。
一个八口之家，只剩两个人还能下地干活。
其他人呢？
死了，或者还在外面当兵，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四
戚继光的晚年并不如意。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戚继光失去了朝中最有力的支持者。
他被调离蓟镇，南下广东。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戚继光在登州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他死后，戚家军的命运更加悲惨。
万历二十三年，朝廷因财政困难，拖欠了戚家军的军饷。
这支曾为大明立下赫赫战功的军队，集体讨薪，竟被朝廷血腥屠杀。
那些从义乌走出来、在花街和横屿活下来的幸存者，没有死在倭寇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戚继光生前为牺牲的义乌兵写过祭文，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荡平倭寇后，他也为义乌兵将士表功，让他们荣归故里。
但史家的记载，难免重英雄而轻庶民。
《明史》有《戚继光传》，却没有《义乌兵传》。
那些数以万计的无名士兵，在历史的书写中被简化为一个数字——“阵亡若干”。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的那一天，当陈大成带着倍磊村的族人走向募兵点时，他不会想到，自己这一走，带走的是半个义乌的青壮年。
王如龙率矿工走出深山时，也不会想到，两万六千个义乌子弟中，有超过七成再也回不到这片土地。
花街之战牺牲的陈文清等三人，上峰岭之战牺牲的陈四等三人，横屿之战牺牲的十三人，林墩之战牺牲的九十余人，平海卫之战牺牲的十六人，仙游之战牺牲的童子明等二十四人——这些数字加在一起，也不过一百多人。
但两万六千人的七成，是一万八千多人。
绝大多数阵亡者，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义乌知县周士英在万历二十二年的那道奏疏中说：“以拯一方之倒悬。”
倒悬，头朝下脚朝上地挂着，那是怎样的痛苦？
一个县被抽干了血，只剩下老弱妇孺守着空荡荡的村庄。
那些被解救的百姓回到了家园，那些被平定的海疆恢复了安宁，但义乌的田野上，再也看不到足够多的男人弯腰插秧了。
“八口之家，能耕者不过二人。”
这句话写在《义乌县志》里，写在万历二十二年周士英的奏疏里。
它不是诗歌，不是文学修辞，是一个知县对朝廷说的实话——我的县里没有男人了，别再征兵了。
五
今天的人们说起戚继光，想到的是民族英雄、抗倭名将、鸳鸯阵、戚家军。
说起义乌，想到的是小商品市场、国际商贸城。
很少有人会把义乌和一个曾经被战争抽干了血液的县联系在一起。
但在五百年前，义乌的土地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县的青壮年几乎全部出征，超过七成没有回来。
山海关老龙头的长城上，至今还能找到义乌兵留下的痕迹。
金山岭长城、董家口长城的某些段落，也是义乌兵修筑的。
他们从南方来到北方，把生命留在了长城脚下。
部分义乌兵的后裔，至今仍定居在长城沿线，形成了聚居村落。
他们的祖先，五百年前从义乌出发，再也没有回去。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评价义乌人“尤事血气”。
这四个字，既是赞美，也是悲悯。
血气之勇，让他们在械斗中死战不退；血气之勇，让他们在花街、横屿、仙游的战场上所向披靡；也是血气之勇，让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被征召、被消耗、被遗忘。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义乌知县赵大河站在县衙门前。
他看着那些从赤岸、倍磊走来的年轻人。
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他们只知道，有一个从山东来的参将需要兵，去打那些在沿海烧杀抢掠的倭寇。
他们放下了锄头和矿篓，拿起了长枪和藤牌。
那一年，义乌的稻田里，有很多秧苗没有来得及插下去。
那些秧苗再也没有人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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