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铭刻“进士及第、诰封中宪大夫”全称解析，透视墓主人生前官职级别，他究竟是什么身份？|中宪大夫|举人|嘉庆|墓主|翰林院|进士及第

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山东读者发来自家祖坟的墓碑照片，看起来规规矩矩，字也挺讲究，乍一看就是个清代有头有脸的官宦人家。可细抠起来，里面的门道还真不少，有的地方挺讲规矩，有的地方则明显有点“掺水”，甚至还出现了前后不太对劲的情况。

我就按墓碑上的几条关键信息，一样样把背后故事捋一遍，顺着这个墓碑，算是把清代官场、科举、封赠这一套东西，从人情和制度两头都讲清楚，最后再聊聊这块碑里值得琢磨的地方。

先说墓碑本身说了啥。

从照片里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夫妻合葬墓，男主人写得比较完整，女主人那边字有些模糊，但关键的信息还是能看出一些轮廓。主要几条是：

男主人：
“皇清诰授中宪大夫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贵西兵备道庚午科重赴鹿鸣宴加三品……嘉庆乙亥年卒。”

女主人：
前面有四品官妻子的封号“恭人”，后面模糊处隐约又加了“赠淑人”之类的字样，是三品官妻才能享受的待遇。

看着挺荣耀的，皇清、进士及第、翰林编修、兵备道、加三品，还鹿鸣宴，这一串名头，换成今天的说法，大概就相当于：名校高材生＋中央机关精英＋地方高配干部＋晚年带“荣誉职称”的那种。但是，问题也从这里开始冒头。

先把每一条都拆开说，免得混在一起搞不清。

先说墓碑开头常见的那几个大字。

很多人看到“皇清诰授中宪大夫”这几个字，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大人物。其实要分开看。

“皇清”两个字，说白了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谁在这天下当皇帝，就写谁的朝号。清朝人立碑，最常见的就是“皇清”“皇明”，并不说明这个人有什么特别高的身份，普通百姓家里立碑也照样敢写“皇清某人之墓”。这不是抬头衔，只是说清楚是在清朝时期。

真正体现官身的是后面那句：“诰授中宪大夫”。

“诰授”两个字很关键，说明这是朝廷通过正式诰命给的封号，不是家里自封，更不是地方瞎写的。

清代文官，跟品级对应的封赠称谓，大致是这么排的：

正一品是“光禄大夫”，从一品“荣禄大夫”；
正二品“资政大夫”，从二品“通奉大夫”；
正三品“通议大夫”，从三品“中议大夫”；
正四品“中宪大夫”，从四品“朝议大夫”；
正五品“奉政大夫”，从五品“奉直大夫”。

再往下六品以后，就不叫“大夫”了，类似“承德郎”“文林郎”“修职郎”之类。

这样一对照，墓碑上的“中宪大夫”，就非常明确是正四品文官的封号，而且还是朝廷诰命给的。这一条没什么毛病，也不算虚头巴脑，属于标准配置。

再往下，“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就牵扯到清代科举出身和官员的“来源”。

清代的文官，大体有几种出身：科甲、贡生、监生、荫官等等，其中最硬的、社会地位最高的，就是科甲出身的举人、进士。

进士又分三甲，这是殿试定的：

一甲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统称“赐进士及第”；
二甲几十名，“赐进士出身”；
三甲更多一些，是“赐同进士出身”。

这三个称呼，其实很有讲究。一甲三名，基本相当于科举“冠军组”，出了考场就被钦点安排进翰林院当官。其中：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墓碑上写的是“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按制度推理的话，这就对应一甲中的榜眼或探花。

如果完全按制度书本推，这位墓主人就是乾隆或嘉庆年间中了一甲进士，殿试之后直接进翰林院任职，头几步路走得非常“科举正统”。这也是家里后人敢堂而皇之刻上“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的底气来源。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

在纸面上，“进士及第”是专属一甲进士的称谓，可在民间用法里面，这个词被严重“滥用”了。

很多二甲、三甲进士，甚至只是进士出身的，立碑、挂匾的时候都爱写“进士及第”，图个好听。尤其在一些科举氛围浓厚的地方，比如徽州、江南一带，老宅上匾额标榜“进士及第”的多了去了，一查科举档案，很多其实都是二甲、三甲出身，正规叫法应该是“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但没人愿意老老实实写这个。

山东这位读者祖上的墓碑也很可能存在这个情况——家里后人喜欢往高处说，说“进士及第”，不一定真是一甲；甚至“翰林院编修”这几个字，也有可能是曾任翰林院某职，后来立碑时，后人选择了最体面、最响亮的版本来记，这在清末以后其实非常常见。

所以，“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我们可以肯定两点：

一，这个人确实是进士出身，而且很大概率做过翰林官；
二，究竟是不是一甲进士里的榜眼或探花，仅凭墓碑，是不能完全坐实的，尤其在没有具体姓名、年号、科次可查档案的情况下，稳妥一点，只能说“可能有身份抬高的成分”。

接着往下看实官：“贵西兵备道”。

这一条相对好解。

“贵西兵备道”，简称“贵西道”，是贵州省境内的一个道员衙门，秩正四品，驻地通常在安顺一带。雍正以后，加上“兵备”名义，属于负责一部分军事事务的道员。

清代道员，一般是四品官，按层级差不多是省级行政区里的“中层主官”，上面是总督、巡抚，下有府、厅、州、县。他能做到正四品道员，说明在官场里已经混得不差了，起码超过了大多数只停留在六七品的小京官、小地方官。

所以，“中宪大夫”的封号，跟“贵西兵备道”的实官，是对得上的——一个是文职品级，一个是具体差事，彼此匹配。

再看“庚午科重赴鹿鸣宴加三品”，这一句信息量就大了。

先拆“庚午科”——清代的纪年，用干支对应年份。嘉庆十五年是庚午年，那一年正好是一次乡试之年，举人们考完试，省里要搞一个很隆重的庆典，叫“鹿鸣宴”。

鹿鸣宴，一般用于新科举人。各省乡试放榜之后，由巡抚或学政主持，款待新科举人，象征朝廷对读书人的重视。宴会上有制式流程，诗酒唱和，表演礼乐，算是读书人走进仕途前的一场“礼仪秀”。

但是墓碑上写的是“庚午科重赴鹿鸣宴”。

“重赴”很特别，不是第一次去，而是隔了六十年再去一回。

清廷有个规定：举人年满一甲子（六十年），如果还健在，且能够行走，或哪怕不能行走，子孙抬着去，也可以跟新科举人一起再参加一次鹿鸣宴，叫“重赴鹿鸣宴”。这就是一种特殊荣典，兼有尊老、尊师的味道。朝廷要借这个仪式告诉世人：“读书人读了一辈子书，念了一辈子圣贤道理，是要被尊敬到底的。”

既然是庚午年重赴鹿鸣宴，那就说明这位墓主人原本是六十年前某科的举人，而六十年前的庚午年对应的是乾隆十五年，当年的乡试，他第一次中举人，从此走上仕途路。这样一算，他重赴鹿鸣宴时，大概七十多到八十岁上下，若再过几年在嘉庆二十年（乙亥年）去世，终年八十多，很符合清代官绅阶层常见的“高寿”状态。

参加鹿鸣宴后的“加三品”怎么理解呢？

清代对这种重赴庆典的老人举人、老人进士，会给出一种象征性的待遇：在他们原有品级上“加一品”，也就是给虚衔提升。比如，原来是正四品，就加到虚三品；原来五品，加到虚四品等等。这就是墓碑上“加三品”的来历——他原先是正四品道员，因重赴宴，恩赐加一品，虚衔上升到三品。

这里有两个小细节要说清：

第一，这种“加一品”，多半是虚衔，实官不会立即跟着改，比如他不会马上变成真正的三品侍郎、总督之类，而是名字前面挂一个更高的荣衔，表彰他的科第资历和年纪。
第二，这个加品名号，有时会体现在个人日后的诰命封号上，比如再封赠时，写“通议大夫”或“中议大夫”，但也有不少情况是只在礼部档案里留痕迹，家里立碑时未必完全照抄，或者懂礼制的人不在了，后辈照旧用“中宪大夫”这个最常见的封号。

从这块墓碑来看，男主人自己这边，“加三品”的信息刻出来了，但封赠仍称“中宪大夫”，没有改刻为三品的大夫称号，这算是有一点“信息断层”：恩荣记了，封号延用旧的。不能说是错误，只能说不够严谨，有可能是后人不了解这中间的讲究，仅仅把最显眼的荣典记在碑上。

然而，真正让人觉得蹊跷的地方，不在他本人，而在他老婆。

按清代的礼制，夫有封号，妻有对应的封号。正四品文官的妻，一般封为“恭人”；正三品以上的官妻，则加封为“淑人”等更高阶的称号。

墓碑上，女主人原本享的是四品官妻子的待遇，这没问题。可是后面又加了一个三品官妻的“赠淑人”，这就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说奇怪？

如果男主人因为重赴鹿鸣宴、或者恩荣宴，朝廷加了三品虚衔，那么在理论上，他的妻子也可以享受“随夫加品”的待遇，封号从“恭人”升级为“淑人”。但这一般要通过正式诰命体现，或者由礼部批准，不是家里随便改改就能生效的。

问题是，这块墓碑上，男主人那一栏仍然停留在“中宪大夫”，并没刻三品的“大夫”称号，可女主人那边却“抢跑”，直接往三品官妻的称号上靠过去了。

这就出现三种可能：

一种是朝廷确实有给妻子加封的诰命，只是男主人的三品封号未刻全，或者家里觉得“中宪大夫”已经够风光，不再折腾；
一种是地方衙门在操作过程中，妻子的封号传得比较清楚，上来就是以“淑人”为准，而男主人仍沿用旧封号；
再一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后人为了让墓碑看起来更体面一点，在妻子这边“顺着加高了一档”，并没有完全按照原始诰命来刻，只是借着丈夫当年“加三品”的名义，自己解读，往上抬了一格。

客观说，清代后期，尤其地方的墓碑刻文，很容易出现这种“半懂不懂”的情况。懂礼制的人在世时，碑文写得还算严谨，一旦过了两代，大部分后人只记住“祖上是某某官，加过几品，很荣耀”，具体封号怎么写，就开始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墓主人自己这一生，大致可以推断出一个轮廓：

年轻时科举出身，先考中举人，再中进士，入翰林院工作；
后来外放为地方官，做到贵西兵备道，正四品；
晚年重赴鹿鸣宴，享受加三品虚衔，年寿在八十上下；
死于嘉庆乙亥年，按照当时标准，属于官场、科举圈里相当体面的终身履历。

若真按制度，他作为进士出身，又在京师待过翰林，按惯例，还应该有一次更重要的“重赴恩荣宴”。

恩荣宴和鹿鸣宴不一样，前者是专门给进士、翰林这类更高等级的科第群体的庆典，是在京师举行的。重赴恩荣宴的资格，比重赴鹿鸣宴要更稀罕，清一代也没多少人能享受到。好多晚年身体不好的老进士，哪怕不能走，也会由家人抬着进京参加，不愿错过这盛典。

这就是墓碑上让人不解的一点：既然他在嘉庆十五年还能重赴鹿鸣宴，说明身体状况不至于不行，那嘉庆十六年的重赴恩荣宴，按理说他也应该有资格参加，甚至参加了才是最正常的路径。然而碑上只提“庚午科重赴鹿鸣宴”，未提“重赴恩荣宴”，是不是没有去、还是去过但没刻出来，这就成了“悬空”的疑点。

不过，这里必须老老实实说一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墓碑照片，没看到礼部档案、翰林院档案，也没拿到具体姓名和科次，很多推理还停留在“合乎常理但未必是事实”的层面。若有家谱、宗谱、地方志等材料，与墓碑对照，才能进一步判断哪一条是被抬高了，哪一条是漏刻了。

再从更大的视角看，这块墓碑折射出的，其实就是清代中晚期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制度和人情，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