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不足八年8年救不了,为什么?

北大教授卢锋给出了一组很有分量的对比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需求不足。

分别是1981年、1990年、世纪之交、2008年。

这四次需求不足,每次持续3年左右,靠逆周期调控和投资扩张都能较快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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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从2018年算起,已经拖了8年了,虽然政策刺激是一轮接一轮,力度远超以往,但今年二季度增速仍只有4.3%。

卢锋的判断很明确,这已不是传统周期理论能解释了的。

他指出了问题的根源,也就是中国经济数十年高速追赶后,内生出来的体制性结构性失衡问题。

1.前四次为什么能救?

前四次需求不足,本质上都是周期性的供大于求。经济跑太快了,产能上来了,需求没跟上。但只要政府出手:降息、放水、搞基建、松货币,需求就能被重新点燃。

因为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还在。如城镇化刚起步,人均收入刚过温饱,大量基础设施还没建完。

所以给点政策,需求就弹回来了。

这就像一个人,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来。

2.这次为什么救不动?

因为不一样了。不是累的,是病了。

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需求端的底层逻辑变了。

前四次,老百姓是真的没钱花,但只要把钱放他们手里,他们就会花。

现在有没有钱呢?有人说还是一样没钱。

其实有没有钱,结果都一样,就是不敢花了。

为什么呢?收入预期不稳,社保兜不住底,房子跌得够惨,但还是看不见底,未来看不清。

这几方面决定了消费意愿,给钱也不敢消费了,要存起来。

第二,是供给端的结构卡住了。

为什么卡住了?因为产能过剩。这不仅表现在传统行业,新能源光伏这些新动能,也开始过剩了。

它表现在企业投进去的钱,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利润越来越薄,东西越来越剩,自然不敢再投。

但其实不是不想投,是投了也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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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结果,不敢花了自然就卖不动,卖不动自然就过剩,很简单的逻辑。

第三是体制性成本太高。

土地、金融、能源、物流等,这些制度性成本,在过去高速增长时,被增长掩盖了。

现在增速慢了,这些成本就变得格外沉重起来。

企业扛不住,就不敢扩产,不敢招人,不敢投资。

卢锋把这叫做“体制性结构性失衡”。

这个失衡不是一个短期的供需错配,而是一套运转了几十年的增长逻辑,正在走到尽头。

这个问题,其实不想认,但它就摆在那。所以还是一个逻辑替换的问题,找不到,那就只能成为莫斯乌比环。

3.以上说了,消费不行就过剩,过剩的结果就是不敢再投,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环上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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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不足,过剩了。投资不足,更不敢投了。

所以过剩和不敢投,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通过这两个面,企业看到的就是,市场在收缩,需求在变弱,政策不确定,预期不稳定。

所有信号都在说,先别动,看看再说。

这一看看再说,就是好几年。

而当一个社会中很多企业都在“看看再说”的时候,经济自然就转不动了。

这就是供强需弱背后的真相,不能简单说产能太多,而是信心太少的问题

4.所以综合看,卢锋教授的判断是对的,当前不是传统周期理论能解释的。

说它是“换挡期”?但愿是吧,换挡的这一段,确实是最难受的。问题是换挡效应周期有点长,并且还在继续。这问题又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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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觉得,再撑一撑就过去了,但问题是,都八年了,显然不是“撑”的问题。

所以,可能需要的不只是政策刺激了,而是需要一轮更深层的制度调整。调整需要往深里调,要把那些卡住经济的体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真正地拆开来看,动手来改。

而如果只是继续放水,继续搞基建,继续稳预期,不去动那些真正卡住经济的东西,那么,靠刺激,效果只会越来越弱,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连刺激本身都刺激不动了。

所以这不是悲观,是数据真的已经摆在那了。它在提醒我们,该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接下来的时间了。

而那个方式,光放水不行,它需要“改”,改那些让企业不敢投、让居民不敢花、让经济转不动的体制性卡点。

“改”比“放”要难得多。因为它触及了利益,最需要的是决心,当然也需要时间。

所以问题挺紧迫,如果不去针对,不这么开始,那么“八年”很可能就会变成“十年”或者“十五年”,甚至更久。

到那时再回头看,可能会觉得,现在的4.3%其实已经不算低了,因为后面还有更低的数字在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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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卢峰教授的这篇报告就是很直白地告诉我们,现在能做的,必须承认这个可能性,然后开始行动,并且,以愿意的方式去面对它。

而不面对,它也不会自己消失,只会变得更复杂。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它确实更复杂了。所以需要以更复杂的方式来回应它。

这个复杂性我们叫它换挡也好,转型也罢,无论叫什么,其实都是确定性的问题,都表明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需要的,除了时间,还有变通和韧性,这构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那个轮廓,在努力地重新找方向的经济体。它在8年的数据里,告诉我们,如果不看见,如果不准备,不开始,那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所以卢教授的这个“体制性结构性失衡”的数据背后,追问的是,为什么在8年里,在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中还是救不动呢?

需求不足八年未解,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到底在哪里呢?卢峰的这篇文,可能做了一个正面解答。

对此,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