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
一、秧歌队的姑娘
秧歌队的锣鼓在乡里炸开，那年母亲十七岁。齐肩短发，列宁装束出细瘦的腰身，一双眼睛亮得像井底映着晴空。秧歌队十八个姐妹，她领队，凡事都听她的。走路带风，动作利落，嗓音清亮，"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刷标语刷得齐整，"欢迎人民解放军！"演节目扮相出彩，工作队下乡她总挑最陡的山路。大军同志见了便夸："这个小王，天生做群众工作的料。"
她不知道，一生的伏笔落在一个那样草率的瞬间。
大军南下，秧歌队迎进城门那天，父亲走在队伍前面。黑瘦精干，大步流星，眼睛亮得灼人，驳壳枪别在腰间，绑腿打得紧实。他后来坦白，那天压根儿没看清她的脸。首长手臂往人群中一指："看到了吗？秧歌队前面那个领队小王，行不行？"父亲还没张嘴，首长拍了板："仗打完了，你也该成家了。就这么定。"
她嫁给了一个连她长相都没顾上看清的男人。可这个男人，从教她认第一个字、写第一份材料，到带着她走村串户做宣传发动工作，再到生儿育女、同甘共苦、辗转南北——她后来用了一辈子去读他，也读懂了。
二、岿然不动的腰杆
文革来了。父亲成了走资派，每日押上台批斗。高帽子戴了，木牌子挂了，唾沫星子往脸上溅。有一回，造反派一脚扫向他的腿弯，要他当众跪下。那一脚像踢在石柱子上，踢的人自己疼得嗷嗷叫，父亲却纹丝不动，腰杆挺得像一杆枪。台下有人看不过眼出了声，造反派才收敛。父亲从头到尾，没弯过一次膝盖。
母亲站在台下。当造反派在口号声中动起手来，她柔弱的身躯猛地冲上台，两臂张开，声音发颤却喊得响亮："斗就斗，你们真要老周的命？先打死我吧！"主持愣了一瞬，会场凝住。高音喇叭响了，散会。母亲扶起父亲，拨开人群一路走回家，谁也没再说话。
有些腰杆，一辈子都不会弯下去。
三、虎口上的墨痕
一天夜里，父亲伏案写到凌晨，说要"用笔澄清历史"。母亲端了粥进去，粥凉了热、热了凉，端了五遍，他一笔未停。她伸手去抢笔，父亲下意识一抽一让——笔尖扎进她的虎口。墨水混着血水，洇成一个青黑的点。
那个点后来长成疤，几十年不退。母亲偶尔低头看见，说不上是甜是苦是酸是辣，只道"五味杂陈"。黑疤显眼，可她从不遮掩，就那么坦然地露着。
孙女小时候问："奶奶，你手上怎么有个黑点？"她摸摸孩子的头："以前不小心扎的，墨水进去了就长在里面了。""那为什么不洗掉？"她笑了一声："洗不掉了。有些东西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后来她常拿手指摩挲那块疤，自言自语："看着那点黑渗进肉里，心里突然一紧，好像什么东西定在那儿了，抹不掉了。"
四、中山装与地图册
那件蓝黑色的呢子中山装，是父亲唯一的体面。母亲省了一年的口粮，请后街手艺最好的李裁缝量身定做。父亲穿着它出席重要会议和外事活动，衣领挺括，人精神了许多。
那年雪夜，绿皮火车上冷得钻心，父亲把呢子服脱下来盖在我身上。凌晨冻醒，衣服没了。母亲对着黎明的车窗流泪。后半夜，她解开自己蓝底碎花的棉袄，把我整个裹进去，母子俩紧紧靠着暖到天亮。窗外大雪纷飞，车轮碾过铁轨的轰隆声沉沉地碾过去。那时只觉得冷。如今才明白，那天夜里我触到衣外她的手冰冷，可她把我裹得严严实实，自己缩着肩膀贴着我，一声不吭。
后来日子稍好，她又做了一件。父亲看了一眼摆手说穿不着了，她没吭声，叠平整收进柜底。
那年我考上中大，她翻出来抖开："正合适，就是肩有点松。"她抬手垫了垫我的肩，"里边多穿一件就撑起来了。"我穿着它走在康乐园里，白瓷校徽别在呢面上。大二寒假回家，她在火车站出口一眼认出我——"我先认到那件衣服，才看到你的人。"人群五颜六色，她偏就看见了那一点蓝黑。
父亲还有一本泛黄的地图册。我上小学时，他常摊开在书桌上教我认。手指沿着弯弯绕绕的线条走，讲他当年打仗经过的地方，出差到过的城市，风土人情。明明只是花花绿绿的色块和芝麻大的字，经他一指，山就立起来了，水就流动了。那本地图册边角都卷了毛。后来我地理学得最好，多半是那时埋下的底子。
那年我在中大校刊发了一篇散文，自以为得意。父亲看了叫我过去，话说得少："形容词堆得太满，不够实在。语言还欠火候。作品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雕，多一刀少一刀都不成。"我红着脸听完。那件中山装传给了我，对文字的敬畏，也是他传的。
五、墙上的秦琴与烧不掉的音乐
那把秦琴挂在客厅墙上。父母省吃俭用买来让我学。父亲原本吹口琴，从战场带回来的。他说在衡阳打完一场胜仗，文工团慰问时送的，揣在怀里。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的时候，口琴硌在肋骨上，硬邦邦地提醒他还活着。"战场上最怕的是安静。枪声一停，四下里死静死静的。口琴往嘴上一搁，吹两句，人才回过魂来。"难怪他总喜欢用口琴吹苏联歌曲《夜莺》，调子一起，眼睛就眯起来。
他不知什么由头买回那把秦琴。我有口琴和笛子的底子，不知不觉上了手。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取琴练一阵。父亲在旁边翻书，听着听着也凑过来。一老一少，屋里淌着曲子，日子叮叮当当地响着。父亲常说："人可以少穿一件衣，不能缺了音乐。衣裳裹的是身子，音乐裹的是魂。"
文革一来，什么都不响了。口琴压进抽屉，秦琴空挂在墙上，谁也不碰。但他没让我们停止学习。每晚电灯下，他规定几个孩子背书。我临欧阳询《九成宫》，一个字写废七八遍，他在旁边看，说"看一眼帖，看准了下笔"，又说"这一横起笔太飘收笔太重，再写一遍"。那天我写了十几遍。写字跟做人一样，一笔一笔来，急不得。练曲谱，他用手在桌面上敲节拍。一回哼错了个音，他手指停住："节准不对，曲子就塌了。"外面天翻地覆，他那盏灯一直亮着。
后来平反了。父亲回家那天傍晚，站在单位宿舍的阳台望着匆匆流淌的锦江，看了很久。母亲端了面过来，他接过来低声吟了两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母亲抬手揩了揩眼角，看他脸上舒展了，也跟着笑起来。
可秦琴坏了。平反后某天父亲抬头看墙，怔住了——琴不知什么时候裂了，弦断了，板面爆了缝，发了霉。日日对着它进进出出，竟没一人留意它几时坏的。母亲安慰说有钱了再买新的，我说手也生了没兴致了。父亲沉默一阵，把琴端在怀里："音乐这东西，好比灶膛里的火。你看着熄了，底下还有炭；不添柴，就真灭了。"
他抱着琴走到锦江边河滩上，划了火柴。秦琴噼噼啪啪地燃起来，木头烧裂的声音一下一下，闷闷的。父亲蹲着，抿着嘴。母亲站在旁边，嘴微微张着，火光映在她眼睛里。那眼神我记了一辈子。她看着那把她省口粮买回来的琴，一寸一寸成灰。
火熄了，河风吹过来。父亲起身拍了拍膝上的土，挖了个坑把灰烬埋了，一个字没说往回走。母亲牵着我跟在后头，回头看了一眼河滩。
六、南腔北调一家人
父亲一辈子只讲湖南话，母亲只讲广州话。一个衡阳腔，一个西关音，搭在一起竟毫无违和。两个人对话，父亲说"要得"，母亲应"系呀"；父亲说"多谢"，母亲回"唔该"。一来一往顺顺当当，从没卡过壳。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听惯了，不觉得稀奇。后来长大出门跟别人讲起，人家瞪大眼睛问"那他们谁学谁"，我才意识到这确实少见。谁也不学谁，各自说了几十年，偏偏听得明明白白。
母亲念诗用广州话，抑扬顿挫，父亲躺在床上闭着眼听，一句一颔首。父亲白话一句不会讲，听了几十年，连"你食咗未"都说不出口，还是那一句"你掐了没有"——掐，湖南土话里"吃"的发音，硬邦邦的，像石子扔进水里。五个兄妹，能听懂父亲的衡阳话但不会讲，母亲的白话是流畅的。家里吃饭最热闹，父亲衡阳腔问"今天菜好掐不"，母亲广州话回"好食呀你多夹啲啦"，兄妹几个南腔北调地插嘴。父亲听得懂白话从不讲，母亲听得懂湖南话也从不讲。两个人中间架着一座无形的桥。那些真正入心的话，本来也不靠标准的发音来传。
七、病榻上的千零一夜
父亲病倒那些年，母亲每天起早贪黑。洗刷，倒痰盂，换尿袋，喂药，擦身。信来了，她坐在床边念，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报纸新闻，一条一条读给他听。有时念着念着父亲睡着了，她就停下来，等他醒了再续上。
她床头常年放着本翻烂的《唐诗三百首》。有一回我见她独自翻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一页，手指停在上头。我问她看什么，她把书合上："没看什么。你爸以前念过这句。"她听父亲念多了，每一页都有记号，随手就能翻到那首诗的位置。父亲精神好的时候，会让她翻到某一页指着念，念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眼睛就亮一下。
父亲最不喜孩子们探病时哭哭啼啼。有一回大哥进门没忍住掉泪，父亲把脸别了过去。母亲把大哥拉到走廊："你爸要的不是眼泪，是高兴。"后来谁去看父亲就准备一两个故事，父亲听着听着眉头就松了。
尤其是我去的时候。一进病房母亲就朝我点头："快，你爸等你半天了。"我搜肠刮肚，把学校的趣闻讲给他听。父亲半靠着枕头听，有时笑出声，有时闭着眼——呼吸匀匀的，嘴角是翘着的。可我心里是苦的，看他一天天瘦下去。我脸上笑着，嗓子眼里堵着棉花。父亲睡下后，我坐到走廊靠椅上，母亲摸了摸我的肩，什么也没说。
我不能停。得像《一千零一夜》里那个讲故事的人——讲下去，天就不亮，父亲就不会走。母亲坐旁边听，一边听一边看父亲。有时候讲累了，父亲睁眼问："后来呢？"我就接着编。后来没新故事了，就讲小时候的事：绿皮火车上那件被偷的呢子服，路灯下他翻书的身影，那把烧掉的秦琴，地图上他指过的山川。他听着，不接话，慢慢闭上了眼。
八、秧歌与看火光的眼睛
秧歌，母亲跳了一辈子。晚年别人跳广场舞，她还是那一套——手往上挥、往下甩，头仰起来又俯下去，满脸的笑。锣鼓点子一响她更来劲，"嗦啦嗦啦哆啦哆……"九十岁了腿脚不灵便，可音乐一响，那个十七岁秧歌队领舞的姑娘就回来了。锣鼓一响，她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就是那个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小王。
那年我从医院回来，在巷口迎面碰上母亲提着饭盒去送饭。她看见我正要开口问，我站住了："爸爸不行了。"她张开嘴，没出声。眼睛骤然睁大，然后半闭，泪水直流，人站不住往下蹲。饭盒掉在地上，汤洒了一地。她没看饭盒，泪流了满脸，攥着我的胳膊。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站起来，弯腰去捡饭盒，手指在地上摸了好几下才摸到。她看了看那滩汤，轻声说了一句："你爸还没吃午饭呢。"
那天中午她没吃饭。我端了碗面放在她跟前，她没动。下午回来，那碗面还在原处。
父亲走了。口琴还在手巾包里裹着。那本翻烂的《唐诗三百首》放在书架上，她偶尔翻两页，翻到"蜡炬成灰泪始干"那一页停一停。秦琴的灰早被江水冲走了。锦江边那把火，映在母亲眼里的那束光，烧到今天也没灭。路灯下父亲翻书的身影，也一直亮着。
如今我又想起母亲虎口上那枚墨痕。她一生端过多少碗粥、缝过多少件衣、擦过多少遍父亲的身子——那只带着墨疤的手，从来没有停过。疤是黑色的，是墨，是苦难渗进皮肤的颜色。可她的手始终是暖的，暖过儿女的背，暖过父亲的病榻，暖过一整个家。
那滴墨水没有洗掉。它像一枚小小的句号，钉在她生命最疼的地方，让她每一次低头都记得：有些东西进了肉里就出不来了，比如苦，比如爱，比如她十七岁那年在秧歌队里亮晶晶的眼睛。那枚墨痕，是一枚盖在血肉上的印章——钤的是苦难，留的是不悔。而那束火光，也一直还在。
火还在烧。墨还在肉里。母亲的眼睛，还亮着。
（作者：周建平博士，文化学者，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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