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靖国元年，苏轼自儋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独士人邵民瞻从学于坡，坡亦喜其人，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访山水为乐。邵为坡买一宅，为钱五百缗，坡倾囊仅能偿之。
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与邵步月，偶至一村落，闻妇人哭声极哀，坡徙倚听之曰：“异哉，何其悲也！岂有大难割之爱触于其心欤？吾将问之。”遂与邵推扉而入，则一老妪，见坡泣自若。坡问妪何为哀伤至是，妪曰：“吾家有一居，相传百年，保守不敢动，以至于我。而吾子不肖，遂举以售诸人，吾今日迁徙来此，百年旧居一旦诀别，宁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为之怆然，问其故居所在，则坡以五百缗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抚，徐谓之曰：“妪之旧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还旧第，竟不索其值。
坡自是遂还毗陵，不复买宅，而借顾塘桥孙氏居暂憩焉。是岁七月，坡竟殁于借居。前辈所为类如此，而世多不知，独吾州传其事云。
——选自《梁溪漫志》卷四
选自明刻本《梁溪漫志》 国家图书馆藏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一代文宗，诗词、文章、书法皆冠绝一时，名垂百代。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去弊存益，先后不见容于新、旧两党，是以有宰相之才望，却只能自嘲：其平生功业在先后遭贬的“黄州、惠州、儋州”。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远谪海南儋州的苏轼终于遇赦北归。半生漂泊、已至暮年的他决意定居阳羡（今江苏宜兴），在此安放自己的余生。
彼时的他，仕途未定、物议犹存，阳羡当地的士大夫多有顾忌，不敢与他交友。唯有士人邵民瞻，仰慕苏轼的学问品格，常伴其左右，从学门下。苏轼也十分欣赏这位后辈，时常与他拄杖同行，寻访山水之乐。邵民瞻体谅苏轼漂泊无依，特意为他定了一个宅院，作价五百缗。苏轼倾尽毕生积蓄，才勉强凑足房款，定下吉日，准备迁入新居。
就在即将入住前一晚，苏轼与邵民瞻月下散步，偶然走到一处村落，听见院中传来老妇人哀恸的哭声。苏轼停下脚步，动容道：“这哭声为何如此悲痛？莫非有什么难以割舍的伤痛触动了她？我且进去问一问。”二人推门入院，只见一位老妇人坐在阶前哭泣，见有人进来，也并未止声。苏轼上前询问缘由，老妇人哽咽着说：“我家有一座老宅，代代相传已有百年，一直传到我手里。可我那儿子不成器，竟将这座宅子转卖给了别人。今日我被迫搬离，百年旧居一朝诀别，怎能不痛心？”
苏轼听罢，心中也泛起酸楚。他问老妇人宅子的位置，才知道这座承载着这家人百年记忆的宅子，正是自己刚刚买下的那座。他没有半分迟疑，再三温言安慰，说道：“你的旧居正是我买下的。你不必如此悲伤，我今日便将这座宅子还给你。”他当即命人取来房契，当着老妇人的面焚烧殆尽。又唤来其子，吩咐他第二天将母亲接回旧居。从头到尾，半句也没提要索回五百缗房款的事。
经此一事，苏轼再也没有置办宅院的念头。他随即返回毗陵（今江苏常州），借住在顾塘桥孙氏家中。就在这一年七月，这位半生磊落、一世清直的文豪，病逝于借居的屋舍之中，终究没能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终老之所。在《梁溪漫志》中记载此事的宋人费衮，也不禁感叹：“前贤的行事风骨，往往如此，而世人多不知。只在当地口耳相传，留存下这一段佳话。”
这则焚券还宅的故事，所彰显的廉洁精神，有着两层深刻的内涵。
其一，廉者不夺人之所安，是超越法度的道义自觉。
苏轼曾在《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寻常的廉洁，是不贪非分之财、不拿不义之物；而苏轼的廉洁，则更进一步——哪怕来路正当、取之有道，若这份所得会伤及他人的安稳与念想，便宁可舍弃。廉而有仁，是君子义利之辨的至高境界。
其二，廉者不以外物累其心，是通透豁达的人格坚守。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从未为自己置办丰厚的田产家业，更不曾为子孙积蓄万贯家财。在他的生命哲学里，砖瓦之宅、金银之资，从来都是暂时的寄托，而非永恒的归宿。五百缗房款是他毕生积蓄，却能顷刻间拱手相让，正是因为他从未将身外之物当作人生的根本。
苏轼焚券还宅，一座倾尽积蓄才换得的安居之宅，一处盼了半生的晚年归宿，苏轼这看似 “不合常理” 的舍弃，绝非一时冲动，而是他毕生坚守的廉洁品格与士人风骨的自然流露。而这份刻入骨髓的操守，早在他年少时的成长环境中，便已埋下了深厚的根基。
苏轼少时，父亲苏洵常游学四方，他多赖母亲程氏夫人教养成人。十岁时，母亲为苏轼讲《后汉书·范滂传》，讲到东汉名士范滂因反对宦官专权而慷慨赴死，而范母却认为儿子能与当时一同被杀的忠臣名士李膺、杜密齐名，死而无憾时，程夫人不禁慨然叹息。年少的苏轼问母亲：“儿子若想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会应允吗？”程夫人答道：“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又有一次，两个婢女熨烫丝帛，脚忽然陷进地里。众人低头查看，地面塌陷了好几尺深，土坑中放着一口大瓮，上面盖着乌木板。人们都怀疑其中藏着金银财宝，想打开看看，程夫人却命人用泥土把坑重新填平，绝不取非己之物。
这两件小事，奠定了苏轼一生的人格底色：重道义而轻财货，全名节而舍私利。对苏轼而言，地位、财货、居所从来都是身外之物，唯有本心的坦荡、道义的无亏，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份自幼养成的价值观，这种非义不取的家风，正是他晚年焚券还宅的深层源头。
千百年过去，阳羡的那座老宅早已湮没在岁月里，但苏轼焚券还宅的故事却流传至今。一件小事，照见仁爱家风；一座旧宅，映出千年廉心。苏轼用一次毫不犹豫的舍弃，守住了毕生的操守，也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
（国家图书馆 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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