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九龄，很多人只记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作为开元盛世最后一位风骨铮铮的宰相，他曾预判安禄山的隐患，却很少有人知道，贬谪荆楚的岁月里，他数次途经襄阳，为岘山、为这座江汉大都会，留下一诗一碑两份珍贵文字。很多襄阳本地读者并不知晓，在人生仕途跌落谷底之时，张九龄曾经多次踏足襄州襄阳，登临岘首山凭吊历史前贤，留下唯一一首专为襄阳所作的诗歌《登襄阳岘山》；同时写下碑铭《故襄州刺史靳公遗爱颂》，成为记录盛唐襄阳城市地位极为珍贵的一手文献。一诗一碑，是这位岭南名相留给襄阳全部的传世文字，也记录下他贬谪荆襄时期复杂的心境。
开元二十五年（737），大唐盛世的内部裂痕已然显现。在李林甫持续的排挤构陷之下，张九龄被罢去中书令相位，离开长安，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从执掌天下政务的宰相，降为地方长史，对时年六十岁的张九龄而言，是仕途毁灭性的打击。满腹治国抱负无处施展，一腔忠直被谗言遮蔽，他南下赴任之后，需要巡行山南东道下辖州县，襄阳作为山南东道的重镇，便成为他往返巡行的必经之地。
补充史实：张九龄担任荆州长史一共三年时间，737年四月至740年春。开元二十八年（740），他向朝廷申请返回韶州（广东韶关）祭扫祖坟，归乡之后染病，五月七日病逝于曲江故里，享年六十三岁，朝廷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他始终没有得到朝廷召回长安的机会，三年贬谪岁月，全部消磨在荆楚大地，《感遇十二首》《望月怀远》等名篇，都创作于这一段失意时期。
盛唐时代的襄州襄阳，早已不是普通的边境州郡。汉水贯通南北漕运，北方关中世家避乱多迁居于此，水陆辐辏，商贾云集，是整个江汉区域的政治、交通中心。张九龄所作《故襄州刺史靳公遗爱颂》，开篇便掷地有声：“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豪，今则一都之会。故在晋称南雍，在楚为北津，厥繇咙杂，亦云难理。”
这篇碑铭收录于《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一，是张九龄为前任襄州刺史靳恒撰写的遗爱碑序文。所谓遗爱碑，是地方百姓感念长官政绩而立，由名士撰文记述治绩。张九龄并未简单做歌功颂德的应酬文字，开篇就精准概括襄阳的城市特质：江汉流域数十个州郡之中，襄阳规模地位首屈一指；这里大量聚居着从关中三辅迁徙而来的士族豪门，已经成长为跨接南北的大都会。晋代这里号为“南雍”，楚地时期便是北方门户，人口成分庞杂，治理难度极大。
这一段文字价值极高，是盛唐士人站在高层视角，对襄阳城市格局最权威的概括。不是游历文人走马观花的观感，而是朝廷大员实地考察之后的论断。碑文完整记述靳恒在襄州整肃吏治、安抚百姓的政绩，文字庄重典雅，是研究唐代襄阳社会不可绕过的史料。后世很多介绍襄阳的文章，频繁引用“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源头便出自张九龄这篇碑记。这篇碑铭没有诗歌的抒情，却饱含政治家对这座城市的观察与思考。
在巡行襄州的春日旅途之中，张九龄登上岘首山，写下他留存至今唯一专门咏叹襄阳的诗作——《登襄阳岘山》，收录于《曲江集》、《全唐诗》第四十九卷。
昔年亟攀践，征马复来过。
信若山川旧，谁如岁月何。
蜀相吟安在，羊公碣已磨。
令图犹寂寞，嘉会亦蹉跎。
宛宛樊城岸，悠悠汉水波。
逶迤春日远，感寄客情多。
地本原林秀，朝来烟景和。
同心不同赏，留叹此岩阿。
岘山，是襄阳千年文化符号。西晋羊祜镇守襄阳，勤政爱民，死后百姓于岘山立堕泪碑；诗中“蜀相吟安在”一句，遥指诸葛亮在荆襄的往事。**这里需要厘清：现存《曲江集》、历代地方志，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张九龄亲自到访过隆中。**他只是站在岘山之上，遥望西南方向，追怀诸葛亮当年的吟咏，并非亲身踏足隆中山、拜谒草庐旧址。后世不少文章据此推论张九龄游历隆中，属于过度演绎，并无文献实物佐证。
“昔年亟攀践，征马复来过”，说明张九龄并非第一次登临岘山。早年奉使往来，也曾到此登临，彼时身在庙堂，意气昂扬；如今贬谪南来，同样的征马，重走旧路，身份心境已是天差地别。山河依旧，但是人间岁月流转，一切都悄然改变。
“蜀相吟安在，羊公碣已磨”，是全诗怀古的核心。诸葛亮当年的吟咏早已消散于岁月，羊祜受人敬仰的堕泪碑，碑上文字已经被风雨侵蚀磨损。古往今来多少宏伟谋略、盛大集会，到头来都归于寂寞蹉跎。站在岘山之巅向北眺望，樊城江岸蜿蜒曲折，滔滔汉水滚滚东流。春日辽阔，山林秀美，烟景融融，可眼前的美景，消解不了贬谪臣子心底郁结。
他追慕羊祜、诸葛亮这类济世安民的先贤，反观自身，一身治国才略，却被逐出朝堂，只能辗转地方。全诗没有激烈的悲愤控诉，只有沉静苍凉的生命感慨，将个人命运沉浮，放置在岘山汉水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这首五言排律，和他贬荆州所作《感遇》十二首精神一脉相承，借古迹抒怀，不直白诉苦，却句句藏着失意宰相的心事。
检索《曲江集》与《全唐诗》，张九龄没有留存其他直接写襄阳的诗歌。后世部分典籍目录，《登襄阳岘山》个别版本题作《登襄阳恨岘山》，“恨”字属于后世传抄衍入，并非原题，版本校勘需要注意。除此之外，张九龄没有其他专为襄阳创作的诗作。他途经荆楚其他地域，如当阳、郢城均有篇章，但不属于襄阳本地。
张九龄与襄阳的羁绊，绕不开和本土大诗人孟浩然一段文坛交游，这段交往的始末，历来多有简化误读，可结合唐代诗文与新旧《唐书》还原完整脉络。
二人最早的交集发生在长安。开元年间，孟浩然多次入京求仕，干谒公卿，曾经向身居相位的张九龄献上名篇《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倾诉自己渴望出仕、期盼援引的心愿。彼时张九龄身居宰相高位，朝堂风波不断，虽欣赏孟浩然才华，却无力为布衣的孟浩然安排仕途，这次干谒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官职。二人就此相识，结下文字之交。
戏剧性的反转发生在张九龄被贬之后。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贬荆州长史，本就赏识孟浩然才学的他，直接向孟浩然发出征辟，邀请他进入荆州幕府担任从事。此时的张九龄，已经不再是手握大权的宰相，只是一名贬谪地方的长史。身居高位之时无力提携，跌落之后反倒愿意敞开幕府接纳这位布衣诗人，这正是二人交往最耐人寻味之处。
这里必须明确：**荆州幕府治所在江陵，不在襄阳本地。**开元二十五年夏天，孟浩然离开家乡襄阳，渡江前往江陵入幕。在幕府的一年多时间，他追随张九龄巡行荆楚各地，陪同祭祀、游猎、登楼，留下大量唱和诗作：《陪张丞相登荆州城楼》《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等等，张九龄亦有对应酬答诗篇，是盛唐荆楚文坛一次重要的诗文聚会。
但是幕府的现实，和孟浩然内心的期待存在落差。贬谪后的张九龄行事谨慎，身处贬官身份，不敢大肆培植僚属，幕府之中更多是游览应酬，并没有给到孟浩然参与政务施展抱负的机会。孟浩然本就生性疏淡，不惯官僚迎来送往的拘束，内心逐渐生出厌倦。开元二十六年（738），孟浩然背上旧疾发作，以此为由辞去幕府职务，回归襄阳老家养病，这段为期一年有余的宾主交往就此落幕。
虽然共事地点不在襄阳，但襄阳是孟浩然的故土，也是二人精神联结的原点。孟浩然回到襄阳之后，二人便再无相见。开元二十八年，张九龄病逝曲江；同年，王昌龄北归到访襄阳，孟浩然宴饮之后背疽复发，也随之离世，两位故人先后陨落。
张氏家族还有一人和襄阳深度绑定，即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依据《旧唐书》以及张九皋神道碑记载，张九皋历任唐、徐、宋、襄、广五州刺史，曾经出任襄州刺史，在襄阳主持地方政务。兄长张九龄多次途经襄阳，弟弟张九皋直接在此为官治理百姓，张氏一门兄弟二人，都与襄州结下不解之缘。可惜明清襄阳地方志职官表失载张九皋任职记录，依靠唐代碑刻才补全这段被淹没的地方历史。
千百年时光流转，世事几经变迁。岘山上羊祜堕泪碑原碑早已损毁，后世屡经复刻；张九龄登临的岘山古道，人事早已物是人非。但是《登襄阳岘山》完整保存在《曲江集》之中，“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的碑铭文字，依旧让后人得以窥见盛唐时代襄阳的繁华面貌。
后世文人登临岘山，大多吟诵羊祜、王粲、孟浩然的篇章，常常忽略，开元一代名相张九龄，也曾站在岘山岩阿之上，俯瞰脚下滔滔汉水，感慨历史兴废，慨叹自身坎坷命运。长安庙堂的繁华已成过往，济世报国的理想归于沉寂，岘山与汉水，接纳过一代又一代失意远行之人。张九龄留下的一诗一碑，也成为襄阳唐文化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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